在采集渔猎时代，由于人口增长极为缓慢，没有财产观念，没有储存和积累，人类的需求以即时的饱暖为度，因而每个人的物质需求都大体上是一个稳定的常量，这时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耗＝个人消耗量（常量）×人口数量（缓慢增长的变量）
由于这时的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因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只能以同样缓慢的速度增长，并且这种增长还要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产出量限制，而这种食物产出量又会受气候、年成波动的影响，因而，这时的人口缓慢增长也是一个有增减的波动曲线。当环境恶化、食物短缺，或人口增长超出所处环境的承载力时，他们可能就要被迫走上长途迁徙、另觅栖息地的道路，这可能是两百万年来人口逐步扩散的重要原因。这种迁徙扩散既为人口增长开辟了新的空间，但在迁徙过程中因食物短缺、虫蛇猛兽袭击，以及在新栖息地的初始时期因新病菌的感染、气候变化等原因，会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人口耗减的代价。总之，无论情况如何，这时的人口增长不仅受到自然生态系统食物产出波动的限制，而且受到各种自然因素造成的伤害和疾病的耗减，人口总量始终处于自然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木桶短板”之下。但是，当人口已分布到全球所能适应的生态系统后，人口增长需要再转移却又无空间转移时，从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存方式转向种养业即转向提高单位空间的人口容量，就成了唯一选择，农业文明也就在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人口增长压力下诞生了。
在农业文明时代，手工工具的改进、畜力的利用和种养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承载力，从而为人口增长拓展了空间容量。同时，定居、储存、积累观念的形成，使人类不再满足于即时性的饱暖，而是追求从稳定性的温饱有余直到各种欲望满足的享受。但是，私有财产、阶级分化和独裁专制制度的实行，使得绝大多数人仍只能在贫困线和温饱线上挣扎，他们终生不识几字、家无余产，人均自然资源消耗仍然只是一个常量。只有少数居统治地位能剥削他人劳动的人能追求奢华性享受，他们的欲望永无满足，因而他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是一个增长的变量，但他们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极少数。这时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可以用以下两个公式表示：
绝大多数人的自然资源消耗＝人均消耗量（常量）×人口数量（增长的变量）
极少人的自然资源消耗＝人均消耗量（增长的变量）×人口数量（缓慢增长的变量）
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绝大多数人仍与采集渔猎时代相似，主要是人口增长一个变量带来的消耗增长，只有少数剥削者才出现人均消耗增长和人口缓慢增长的两个变量的乘数效应。
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和医药技术的发展，人口因虫蛇猛兽侵害和病菌感染而导致的死亡率有较大幅度降低，人均寿命有所延长，人口呈较快增长趋势。另一方面是支撑这种增长的耕地拓展所必然付出的森林消失代价也在增长，特别是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滥用资源，仅是他们生时的宫殿、死后的墓穴，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就百倍于穷人，从而大大加剧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许多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文明古国在经历了约千年的发展后，就摧毁了他们所依存的生态系统而走向衰落。还有许多农业文明，因森林植被破坏、水土严重流失导致气候干旱化和土地荒漠化，而饱受频繁的饥荒、战争和瘟疫流行的磨难，其人口也因此而在增长中不时地被大量耗减。因而，农业文明时代的人口增长仍受到陆地地表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无情制约，直至农业文明末期，全球人口仍未能超出１０亿，而且这种制约也为许多人所意识到，并见诸许多人类群体的节制生育行为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呼喊之中。但是，人口“增长—耗减—增长”的反复波动，也在不断地冲击着自然生态系统的人口约束瓶颈，在探寻新的人口增长空间和单位空间人口容量拓展压力的驱动下，人类最终打开了工业文明的大门，从而将人口增长从陆地地表部分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极限推向整个地球承载力的极限。
工业文明开启了人口爆炸和征服地球的新纪元。之所以会引致人口爆炸，是因为过去一些制约人口增长的因素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首先，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被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所彻底瓦解，人们不再顾忌当地的人口是否超出当地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而只需关注在市场交换中能否拿出有市场需求且有利可图的产品，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的扩张过程使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需求也在扩张，人口适应这种需求而向工厂、矿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远洋运输、国外转移已变得容易。因而，这时的节制生育观念已完全不合时宜，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到了这时不仅是工业化生产快速扩张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市场消费需求快速扩张的必要条件。人口在生产需求增长和消费需求增长二者相互促进的推动下爆炸性地增长，２００多年来，这种增长并没有带来普遍的饥荒灾难，而是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的更加繁荣，这种戏剧性变化可能出乎马尔萨斯的意料之外，以致他的《人口论》生不逢时而备受诟病。
其次，过去认为是木材、燃料和水土涵养之源因而有所保护的森林，虽然因被新的材料和能源所替代而使其木材和燃料的价值空前贬值，但砍伐这些天然的馈赠品仍然有利可图，何况所有的人都只能用自己的产品或服务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货币收入才能维持生存，森林的木材和燃料是林区人能用于与外界交换的唯一大宗商品，因而砍伐森林也就在全球规模上由近及远、由易及难地展开，所腾出的林地也就为耕地、牧场、工矿、城镇、村落、道路的扩张从而为人口的扩张提供了新空间。
再次，市场交换使得只要有资源就有生存之本、致富之道，而科技发展又使得人类有能力踏遍全球，进入任何过去所不敢涉足的自然系统，于是沙漠、高山、海洋、荒岛、极地等只要地下有矿、水中有鱼、空中有鸟、旅游有景、陆地和远洋运输有可停靠补给的地方都成了人类的聚居之地，从而又为人类的扩张增添了新空间。
复次，种养业的动植物品种不断改良，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化学肥料、药物的施用，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农产品产量，从而又进一步提高了单位空间的人口容量。
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加快发展，虽然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使得总人中约有２０%的人始终处于贫困状态，另有约２０%的人是财富的快速增长，还有约６０%的人收入水平也在不断增长，总的情况是，国民生产总值和总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呈快速增长之势，因而，如果只考虑人类整体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不考虑不同收入阶层的差距，这时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耗＝人均消耗量（快速增长的变量）×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变量）
这是人均消耗快速增长和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两个变量的乘数效应。这种乘数效应可以轻易地突破地球或任何宜居行星的承载力，因为变量无限制地增长趋向的是无穷大，与无穷大相比，任何有限系统包括整个已知宇宙都微不足道。当代最负盛名的博学者艾萨克·阿西莫夫（１９２０—１９９２），按一个人平均重量为４５千克，１９７９年全球约４０亿人，总重量是１８００亿千克，以当时约２%的人口年增长率增长，只要１８００年后，人口的总重量就等于地球的总质量，宇宙的总质量约为地球的５×１０２７倍，只需５０００年多一点的时间，人口的总重量就等于宇宙的总质量。仅是人口一个变量的不断增长，就是任何有限系统的不堪承受之重，因而，人口不断增长的结果就只能是人均消耗的不断下降，没有任何奇迹能改变这种反向而行的趋势。
今天的人类与农业文明前基本吃素、没有财产、两足行走、穴居棚栖的人类已完全不同，今天人类的人均自然资源消耗已数十倍、数百倍于他们的祖先。亚当·斯密曾说人间虽有贫富的巨大差别，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人间的公平，因为富人的体积、寿命、胃容量和穷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吃穿用只有那么多，他们的巨大财富不得不与侍候他们的人分享。斯密与马尔萨斯虽然在后人的评价中有着誉毁截然不同的天差地别，但斯密没有看到：一方面，今天的穷人仍靠两足行走、素菜粗粮、蜗居陋室、忍寒熬暑，除了对万花筒般变化的现代社会的感官刺激和心理压力与远古祖先完全不同外，他们的资源消耗比远古祖先没有太大的增长；而富人则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可以遨游天地、纵横四海、寒暑不侵、享用天下极品，他们的资源消耗已千倍、万倍于穷人。另一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与世袭的等级制不同，前者给予所有人以致富的想象，后者则迫使你认命；前者鼓励你多多消费，后者则迫使你处处节俭；前者刺激你不择手段地竞争，后者则迫使你安贫守道。因而，今天的穷人也不同于过去，他们不仅有致富的追求，也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或社会救助，而且只要有一份工作，还可以预支未来的购买力以满足今天的消费。今天的人口数量正在逼近农业文明前的２０００倍，在富国富人奢侈性消费示范的诱惑和市场对贪婪、虚荣所驱动的一浪高过一浪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狂潮中，今天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已数万倍于农业文明前的祖先，一个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还有生态盈余的地球，在短短的４０年过去后，生态赤字就已超出了５０%，这种人均消耗快速增长和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两个变量的乘数效应，带来的将是地球生态和资源的迅速枯竭，而人类在面临巨大灾难时却没有科技翅膀飞到外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