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时有金属制的兵器吗？
蚩尤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个历史人物，虽然对他褒贬不一，有的称他为古之天子，九黎国之君；有的说他是庶人中的贪者；有的又尊他为战神、兵主。但在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上，似乎大家是一致的。据说他带领黎苗（有的说是东夷）集团与轩辕领导的华夏集团发生过多次暴力冲突，最著名的一次就是琢鹿之战。在冲突中，有的史料说蚩尤用五金作兵器，武器较好。但到底有没有金属制的兵器？还是历史上的一件悬案。
认为蚩尤有金属制兵器的记载有这样一些材料：
《世本·作篇》载：“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这里不仅记载有金属兵器，而且还列举了所制兵器的种类。
《管子·地数篇》不仅记载了金属制兵器的种类，而且还记述了金属的来源和金属兵器的威力，“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皑、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为雍狐之戟、芮戈（短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还引《龙鱼河图》（古书，已佚）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作五兵仗刀朝大弩，威振天下。”
《山海经。大荒北经》也有“蚩尤作兵伐黄帝”之说。以上记载，进一步记述了金属的来源和他制成兵器后相兼诸侯、威振天下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记载，不仅把金属兵器的发明、制作记到了蚩尤身上，而且还把他封为兵主、战神，进行顶礼膜拜。
据《周礼·春官》记载：西周时，把蚩尤和黄帝并列，作为造军法的战神祭祀。“肆师”条下郑玄注说“于所立表之处为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培也。其神盖蚩蚘（尤）或日黄帝”。
《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祀奉蚩尤的盛况。秦代，把蚩尤列为八神将中的兵主，“三日兵主，祠蚩尤”，请蚩尤坐了第三把交椅。汉代，汉高祖刘邦在沛县起兵时，曾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在取得天下后，又把蚩尤祠迁到了长安，设官祀奉。“后四岁，天下以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而黄帝反被冷落在一边。
据《宋史》记载，在宋代还保留了对蚩尤的礼奉。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征河东时，还用猪羊祭蚩尤。“太宗征河南，出京前一日，遣右赞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杩牙。”
从以上这些记载看，蚩尤虽然是一个被杀的失败者，但在死后人们还对他进行隆重的祀奉，并一直延续到3000多年以后，究其原因，恐怕也与发明、制造金属兵器有很大关系吧！
另一些记载认为，兵器源于生产工具，在原始社会，人类的劳动、狩猎工具就是战斗工具，它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由石兵器、铜兵器，进而铁兵器。据春秋时的冶金家风胡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钢为兵……。当此（春秋）之时，作铁兵。”（《越绝书·记宝剑》）。
考古材料也表明，我国虽然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发明冶铜术，但还没有使用铜兵器。如与蚩尤同时期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存中，虽然已经出现有炼铜渣和孔雀石一类的炼钢原料，但还没有铜制兵器。而要到年代稍后的（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才出现有青铜制作的戈、矛、戚、镞等兵器。经放射性C14（14上标）断代，大约是公元前21至前16世纪的遗物，也就是在夏王朝纪年内的兵器。
但是，也不能排除蚩尤时使用过金属制兵器。因为以蚩尤为代表的东夷（黎苗）集团，活动的地区较广，在这些地区内，蕴藏有五金矿产，当原始人用火焚林，或因雷击引起森林焚烧时，有些裸露的矿苗，被大火溶为硬块，后经雨水冲刷暴露地面，当人们发现了这种矿物溶品，不仅化石器坚利，而且也易于加工时，遂采为用器或制作兵器，也是很自然的。另外，有的还认为“自然界中存有天然的青铜，因此，很难说人工生产青铜始于何时”。（《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美·杜普伊著，军事出版社出版1985年6月）所以，蚩尤是否有金属制的兵器？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发展和考古知识增加以后，才能作出结论。
我国何时开始建有军队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建有军队？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
史书记载中最早的说法是在上古的神农时期。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第148卷记载：“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于是有补遂（有的书作斧遂，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之战，阪泉之师。”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见威王”一段中也有“神戎战斧遂”的记载。最近出现的《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也收录了这次战争，并根据南宋罗泌的《路史·后记三》改为“神农伐斧遂”。这些记载说明了在神农时期已建有军队，而且还因斧遂对神农不臣伏，神农领兵去讨伐，但许多同志认为神农伐斧遂是古代的传说，很可能是一次部落冲突（战争）。因为那时还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看，似乎也不具备建立军队的条件。当时也不排斥部落中有少数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只是由于缺乏当时的文字记载，无法进一步考证。
另一种记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公元前26至前22世纪黄帝时期。汉代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以上这段文字中“修德振兵”的兵字，指的就是军队。“征师诸侯”的师，指的也是军队。而是从诸侯那里征调来的。这段文字说明，不仅皇帝有军队，而且诸侯也有军队。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也把它收在8275卷中，但是大家认为《史记·五帝本纪》是根据先秦古籍中的有关传说编写的，虽然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先秦古籍，并进行了调查研究，扬弃了“神农伐斧遂”，仍难免有情况不确之处。所以现行的许多历史书上，在记述历史上的军队时，也没有吸收这一观点。
再有一种记载是：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主专政的王朝——夏朝的建立才建有军队。《尚书·甘誓》记述了夏帝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战前，召集了六军的统领——六卿，进行了动员。《史记·夏本纪》也有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现行的历史教材也都把夏朝作为奴隶主社会的起点，奴隶主贵族为了统治奴隶阶级的平民，开始建立军队，制定刑法，修造监狱。即将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从国家学说的角度看，夏朝建有军队是不用怀疑的，夏朝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必然会建有军队。但是，也有的同志认为，夏朝的地下文物至今还尚未得到考古界确切的鉴定，夏朝的历史基本上也是依据古代的传说整理。如果仅是根据《尚书·甘誓》论证军队，那是不够的，因为这篇文章也还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后人依据传说的追记或假托，不能作为信史。
再有一种记载是：在公元前16至前12世纪殷代。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喇”（国）字，字意是用武力保卫人口，这个武力意味着是军队。甲骨文中还有“王乍三自右中左”的记载。“自”是师的简写，“乍”是作字，创立的意思。联起来是：王创立了以师为编制单位的右、中、左三支军队。甲骨文还记述了商代的军队，由徒兵和车兵组成，师是最大的、固定的编制单位，每个师约有10000人。军队使用钢制兵器，采用10进制编组，有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车兵使用和战车，编有驾马两匹或四匹。车上有甲士三人，一人御车，一人持戈矛，一人操弓箭。车后跟随徒卒。从这些资料看，商代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在组织装备上、作战方式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事物总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而军队也不例外。那么，军队究竟建立在什么时候？看来还待大家进一步探讨。
我国军队的参谋人员始于何时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据先秦的史籍记载，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军队。但是，军队中何时开始设置参谋人员，记载很不一致。
据西汉刘向编撰的《说苑》记载，军队的参谋人员始于公元前16世纪商代，最早的参谋人员就是伊尹，他帮助汤计划和组织了灭夏的战争。汤想伐桀，夺取天下，向伊尹请教办法，伊尹教汤先“阻乏贡职，以观其动”，试探一下夏桀的实力再定。桀见汤不来贡，大怒，征调了九夷的军队，大规模的向汤兴师问罪。伊尹一看桀的力量还强大，知道时机还不成熟，还不能打败桀，便叫汤向桀“谢罪请服”。到了第二年，叫汤“又不贡职”再试探桀的力量。结果，夏桀虽然大怒，又要调动九夷的军队，伐汤问罪。但九夷已经不听桀的调动，桀成了孤家寡人。于是，伊尹对汤说，现在可以兴师讨伐夏桀了。汤即起兵，在夏的都城附近，鸣条之野，一战而把夏桀赶跑，“迁桀南巢焉”。（《说苑蔬证》第13卷）《史记·殷本纪》中也有记载“……汤用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从上述记载看，伊尹很会审时度势，是一个很好的参谋人员，从而帮助汤，一举击败了夏桀。但是，据《韩非子·十过》记载，汤伐夏时军队不多，“戎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二十二子·韩非子》）指挥这些军队作战，指挥员可以直接指挥，似乎无必要设置参谋人员。如果把伊尹帮助汤出谋划策，算作是军队参谋人员的起源，概念似乎太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