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军在我国古代称舟师，是古代海军的前身，军队的一个军种。我国是水军的诞生地之一。它是随着选船业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进和作战区域的扩展而产生的。传说在原始公社末期就出现了独木舟和木筏，用于交通运输，后来用于渔业和通商。《周易·系辞下》就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记载。当时部落之间争战频繁，黄帝与九夷作战，是否渡过淮河、长江，有没有建立水军，还有待考证。
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过“舟”字，西周金文中不仅有“舟”字，而且开始出现了“船”宇。周时舟船的数量显著增加，已有多人撑驾的大船。商和西周的军事力量，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东南扩展，商已有向东南夷的记载。西周的势力已达到东南沿海和我国南方多水地区。当时军队已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运用舟船输送军队或实施渡河的记载，但尚未发现记载舟师建立的时间。
春秋时期临江傍水的吴国、越国、楚国和面临东海的齐国等都有水军，并多次在水面上交战。那时水战中使用的舟船，具有相当的规模。据《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载：“水战之具，始于伍员。以舟为车，以辑为马”。这些代替陆上车马的舟楫，为水军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越绝书》记载，伍子胥还著有水战法，规定舟船的尺寸、水军的编制和船队的战法。《伍子胥战法》说，“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三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擢（手）五十人，舳舻（手）三人，操长钩、矛、长斧各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水战使用的武器，有刀矛弩矢和长钩、长斧。鲁国公输般还创制水战的装具——“钩拒”，这是一种带铁钩的竹稿，对敌船“退则构之，进则拒之”。用这些战船和武器实施水战，使水战具有相当的规模。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战术条记叙“公元前485年，吴、齐在黄海进行了海战”，当时吴国的舟师，从长江口出海北上，实行远航奔袭，声势浩大。但齐国舟师，没等吴军到达，就在水面上实施截击，结果吴军战败。显而易见，双方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水战，一定早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
公元前549年，楚国派水军进攻吴国，《左传》叙述：“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次水战比上述吴齐黄海水战早64年。这说的是进行水战的时间，建立水军将比水战还要早。那么我国水军究竟何时建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考证。
军法始于何时
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里，有“刑始于兵”，“师出以律”的记载，“兵律”、“军律”等军法也有许多专篇。特别是到了唐代出现了一套完整的包括“律”、“令”、“格”、“式”俱全的军法，如《卫禁律》、《擅兴律》、《捕亡律》、《官卫令》、《军防令》、《兵部式》、《兵部格》等，详细地规定了军人的职守、赏罚。凡是违犯了“令”、“式”中的有关规定，就要按“律”、“格”进行惩处。而最早的军法出于何时呢？还是一个谜。
军法是治军的法规，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具有阶级性、强制性。在中国的原始社会，由于那时处在公有制和军事民主时期，战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到部落的每个成员的生死存亡，作战时常常都是男女老幼志愿参加，不需要用带有强迫性的军法来进行约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形成，氏族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战争开始成为争夺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原始社会时期军事民主制下的群众武装，开始蜕变为由奴隶主操纵的、专为压迫大多数人和掠夺财物的、夺取和维护奴隶主政权的军队。这时，战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到奴隶主贵族的切身利益。而对于军队的大多数成员——平民和奴隶——一来说，则关系甚小，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没有贵族那样积极。为了鼓励参战，提高军队的士气，便出现了带有强制性的各种行为规则和明确的赏罚规定。对立功的军人，按圣旨或军律赏赐钱财、官爵、田地、奴仆，对违犯纪律和军律的官兵，处以杀戮、鞭打、徒刑等处罚。如《尚书·甘誓》中记载：夏王启，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西南）时，在战前，召集了带领军队的六个贵族，进行战前动员和宣布作战纪律、赏罚标准。规定凡是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勇敢战斗、努力完成作战任务的，就在宗庙里予以奖赏；不努力执行命令，完不成作战任务的，就要杀死在宗庙里或者降为奴隶。“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日：……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种简单的口头规定军队纪律与赏罚的做法，是早期的军法。
有的认为，这种口头规定的纪律与赏罚，虽然带有军法的含义，但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赏罚也不容易一致，还不能算是军法。我国的军法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因为这时，各诸侯国频繁进行“争霸”、“攻战”，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各诸侯国对攻战的赏罚都作了明文规定，建立起了一套以军功授爵制为中心的赏罚制度，并与严格而残酷的刑罚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军法。这些军法，虽然由于各诸侯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实行的程度也不尽一致，但基本的精神都是根据官兵在战争中的表现和贡献，给予一定的奖励或惩罚。当时，实行得比较彻底，规定也比较具体的是秦国，而且在商鞅变法时就全面推行了这种制度。据出土的秦简《军爵律》和《商子》等文献可以看到赏罚的具体规定。如：士兵个人，在战争中杀敌一人者，免除其全家徭役和赋税；士兵个人斩杀敌军官一名，并取得其首级者，授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和赏给一个农奴（庶子）：大部队作战，在攻城战斗中斩首八千以上，野战中斩首二千以上，均评为“满功”，部队内各级军官都升一级，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级；士兵五人一伍，其中一人逃跑，余下四人处以二年以上徒刑；畏死不前，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在千人大会上车裂等等。此外，春秋末期的大军事家孙武，在其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中，也把军法列为进行战争的五大要素之一。写着：“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显然，当时的军法已经成为军队建设和进行战争的重要内容。
但是，也有的认为军法形成的时间还要早。据《周礼·夏官》记载：“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天大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车甲，合某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从这段文字看，显然早已存在军法。另据《司马法》记载说：虞舜时代的作战命令，是劝告式的，希望民军体念君王的困难，自动应命为国效力。夏代的作战命令是强迫式的，在组成的军队中下达，希望民军完成君王所考虑的任务，商代的作战命令也是强迫式的，在军队列阵处下达，以统一全体的意志，共同对敌作战。周代的作战命令也是强迫式的，在和敌人将要交锋时才下达，用以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我们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军法的形成正和其它事物一样，有一个形成和充实的过程，那么，到底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还是夏朝之初？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间谍始于何时
间谍，是国家情报机关派出或指使进行窃取、刺探、传送机密情报或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人员。在中国的历史上，各朝的封建帝王都十分重视间谍的使用。他们遴选了各种人才，设置了专门机构，投入了大量金钱，使用了各种手段，为他们进行向外扩张或巩固政权服务。春秋末期的孙武，在著述的《孙子》兵法中阐述了间谍的作用和间谍的分类。他把间谍分为五种，“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问、有死间、有生间。一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提出要任用大智亲信去进行间谍活动。“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强调用间要极端秘密，“事莫密于间”等等。那么中国究竟何时有间谍的呢？
《战国策》记载，郑武公在伐胡前，曾反用了敌方的间谍，使胡麻痹，从而一举袭击成功。“郑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日：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思其日：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日：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袭胡取之”。
传说中西周的太公吕望，曾为西周做过间谍。《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吕望博闻强记，曾在殷朝做过官，知道商王朝的许多机密；他也到各诸侯那里进行游说过，了解各方国的情况。“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而率西归周西伯”。他到了西伯那里，根据掌握的商朝情况和天下的形势，提出各种建议和制定各种正确的决策，使商朝的诸侯、重臣叛变纣王，投归西伯，有效地瓦解了殷王朝。所以《孙子》兵法中称：“周之兴也，吕牙在周”。把周朝的兴起归功于吕望在般的间谍活动。
《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商在灭夏前，曾使用伊尹为间谍两次去夏朝进行间谍活动。伊尹原来是有莘氏的腾臣，有莘氏嫁女时，作为陪嫁的一名奴隶，随着有莘氏嫁到汤家司烹。以后，受到了汤的赏识，于是两次派伊尹去夏王朝了解情况，进行间谍活动，为了使夏桀不怀疑伊尹，由汤亲自射伊尹，表示其有罪才逃亡。“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毫。……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又复往视旷夏……”伊尹到夏后，一方面积极宣扬汤之仁德，消除夏王与汤之间的嫌隙；一方面积极刺探夏的机密，调查中原的地形；同时以重金收买夏朝重臣，离间君臣之间以及夏王朝与各方国、部落的关系，并使一些有影响的臣子叛变投商，从而孤立了夏王，为商朝覆灭夏王朝的作战创造了可靠的条件。
另据《左传》、《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少康时，在攻打过、戈两个方国的时候，曾派汝艾和季抒进入两国，了解情况，查明地形，收买重臣，进行间谍活动，为灭两国创造条件。“世子少康，使汝艾伐过杀浇”。注“哀元年传使汝艾谍浇。……汝艾，少康臣谍侯也”。又“伯子抒帅师灭戈”。注：“灭戈前，先使其弟季抒诱之耳”（《竹书纪年·帝太康》）。
以上这些传说都可算中国早期的间谍史，但究竟哪一个可算是最早使用间谍的算祖呢？看来还得进一步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