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10月1日夜里，小伊在南京丹凤街石婆婆巷我住的那间出租屋里和我做爱。这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那天我们都很疯狂，努力模仿我们刚在一起时的样子。高潮过后，我把自己整个盖在她的身上大口喘气。她用力抱了我一下，然后把我推开，让我躺好，她就这么靠在我的胸口上睡了。我歪过头看着她睡觉的样子、看着她的眼角那一点点没有擦均匀的睫毛膏、看着她右耳朵上的第四个耳洞、看着她依然淘气的小鼻子、看着她红红的脸颊，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把手从她的胳膊下穿过去，想摸她的胸，她用力夹着胳肢窝不让我过去，但是抵抗依然没有效果，我很快就把手盖在了她的小乳房上。她依然没有睁眼，我们就这样待了五分钟，突然，她狠狠地哭了。
我想这也许怪我。在这个时候，我本应该想些我应该去想的东西，想我怀里的美丽女孩，想我和她的美好爱情，还有未来。
我本应该再出一身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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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2000年12月31日，世纪末的最后一天。
整个世界弥漫着一种死前的狂欢气氛，没有人想着怎么迎接新的千年，倒是处处在为20世纪唱着挽歌。从歌手到文人再到门前歌厅、茶座、礼品店的老板都在用诗一样的语言张罗着，仿佛那个欧洲古代傻X的预言真的要实现一样。我们学校后街有一卖电话卡的，在自己的小摊前写下了若干个血红大字“挥泪告别20世纪绝情大甩卖，IP卡100元的卖53元、50元的卖28元”。也不知哪个电视台在五一广场还搞了一个倒数仪式，竟然去了好几万人，其中就包括我、老二、鲍哥、小马、齐娜，还有许宁和刘萌萌，这时候他俩已经是公开的男女朋友了。
因为交通管制，我们是步行去的。在河西吃了顿肯德基出来，走到河东的活动现场已经快晚上11点了，没别的事情干，又挤进另一家肯德基吃了一个小时。所有肯德基餐厅里都站满了人，点餐的地方有保安拉了很粗的绳子，阻止一些不自觉的人插队，其实如果不这样的话，自觉的人也看不出队在哪里。我们七个人抢到了一个四卡座的桌子，吃吃聊聊笑笑，享受着20世纪最后一段淳朴的快乐。晚上11点55分的时候，我们从肯德基里钻出来，眼见得离活动中心还有三四百米就已经乌压压全是人，连跳蚤都不敢轻易往里扎了。我们尝试着向前挪动一些，却被挤得动都动不了了。只听见十字路口中间在演着什么节目，却完全看不到。我一手捂着口袋一手捂着BP机，抵御着来自四面八方挤过来的人，正憋屈的时候，突然前方传来很大的声音：“十！九！八！……”世纪末的倒数开始了，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数到了七。没时间抱怨，我们都匆匆地跟着吼起来：“六！五！四！三！二！一！噢！……”
新千年就这么来了，它刚一睁眼就看见这么一群拥挤嘈杂的人。除了拥挤和嘈杂还有什么呢？对，还有愚蠢！因为没有人教你说什么，在倒数完以后，大家突然发现不知道该喊什么了。“噢！噢！噢！噢！”这是普罗大众型的。“嗷……”这是被踩着脚丫的。“刘涛！刘涛！”这是丢了儿子或者老公的。“去你妈的！”天知道这位是被摸了胸部还是被偷了钱包。
我当时喊了什么？我记得鲍哥先喊了一声“辽宁人民向你问好”，于是我们都跟着喊了。我喊了一声“江苏人民向你问好”，又喊了一声“河北人民向你问好”，这是帮我奶奶喊的，我们全家就她一个不是江苏人。后来鲍哥又喊了一声：“我要女人！”我们觉得他很丢人，都装作不认识他，他转脸很鄙夷地看着我们，“装X呢？你们不想啊？”我和老二对视了一下，扯开嗓子也跟着喊起了“我要女人”来。小马已经有了女人，所以喊的是：“钱！”许宁希望给刘萌萌一个好印象，很装X地喊了句：“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事实证明，只有许宁是对的。老天爷挑了那些比较容易实现的梦想去满足人类，却完全不理会我们这些疯子的奢求。在告别大学第一个学期的时候，许宁同学考了年级第六，而方鹏、赵国勇、鲍庆龙和马海波四名同学加在一起一共挂了17科。其中方鹏同学，挂了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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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科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已经回老家休寒假的方鹏同学那里，这对于正欢天喜地准备过年的方鹏同学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尤其难以接受的是，不及格的分数本已经狠狠地伤害了我脆弱的小心灵，可这狗日的学校竟然还取消了补考，直接敛一种名为“重修费”的财。每学分60块，挂五科，绝不是一笔小数目，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就估得我心肝肉生疼。
对于重修费这件事情，我最初只是一种切肤之痛和直觉上的反感，这种雪上加霜的事情完全体现不出“人性化”的精神，毫不与时俱进。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一学期考十几门课，也不是每一门都能抄到的，万一走个背时运，连个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这样的观点并不理性和正确，因为考试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该靠抄的。可自从取消补考直接缴重修费的制度建立以来，很多不作弊的好学生也纷纷挂科。于是我开始理性地分析这个制度存在的可疑性：学校领导们的脑子到底积了多深的水，怎么就能让不及格学生的人数和教那科老师的收入建立起了正比的关系？最可气的是给同样多的学生上一堂课，收入多少还和几个学分有关，教英语、高数的是爽到了，可这也太不把思想道德修养老师当人了吧！还有体育课，一个学期才一个学分，体育组想搞点儿创收那叫一个不容易啊，一个班挂上十个才能勉强吃个半饱，那些体育老师们饥渴得都恨不得往垒球里灌铅。
一次挂了五科的事情对于我来说绝对是场灾难，人生还没满二十岁就遇到经济危机，对于我这样一直衣食无忧的小男生来说，实在是澎湃了一点儿。虽然正是新年，可由于大人们越来越不拿祖宗的光荣传统当回事，所以我的压岁钱也拿不了多少，而且这样的公开收入几乎等于预支了来年的零花钱，因为老爸一定会记得我收了多少红包，对于他来说，只要我身上还有钱，那就不该再给我别的钱了；而如果我身上没钱了……靠，这孩子身上怎么会没钱了？他本该有很多钱的！怎么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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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个寒假结束的时候，我们家丢失了一些物品，包括我爸的两条好烟和我妈的几张移动充值卡。它们的去向只有我和礼品回收店的小老板知道。方处长怀疑烟是被吕主任送到了娘家，吕主任百口莫辩，在争吵间也就忘了有过那么几张充值卡。我的重修费问题虽然解决了，一场家庭矛盾却爆发了。这让我非常失望，不就那点儿东西嘛。
回到长沙，交了各项费用，第二学期就算开始了。虽然在学校里还是最小的一拨，可大一的孩子们和大二大三的学生也没什么区别了。因为过了个年，家里都好吃好喝养着，军训时落下的一脸黑皮算是褪了个干净，女生们越来越好看，男生们蠢蠢欲动，校园里一派春意盎然的喜人景象。
风景好了，自然就会有煞风景的人出现。金融学院有位长相酷似邓亚萍的学姐，刚刚大二就已经混到了学生会的领导层，开学没几天，这位姐姐就写了一封致全体同学的公开信，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绝婚前性行为运动，纠集了十多个一看就是处女的女生在校门口的广场上拉横幅，见人就递上一支马克笔，拉过来就要人家签名。
与此同时，另一位大二师姐钱程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大一男生魏星的情书。钱师姐看都没看一眼就当场撕掉，并对魏星说：“我有男朋友了。”魏星说：“没关系，我不介意。”于是钱师姐冷冷地丢下一句：“我和我男朋友上过床了。”然后转身离开。这段对话在南湖大学内迅速蹿红，并成为年度最牛X的语录之一，因为他们对话的场所，是在学校早操时拥挤的操场上。
PS：两年后，某银行省内各市行的行长来我们学校开会，发动“拒绝婚前性行为”的那位师姐疯了一样主动向各个行长敬酒，在酒席间又歌又舞卖弄风情，直到喝到胃出血，被120拖出学校。救护车鸣着笛进学校的时候正赶上下晚自习，几百号学生在学校小礼堂门口围观，忽闪忽闪的急救灯映得每个人的脸上一会儿幽蓝一会儿惨白。许宁说，这位师姐只是想求一份能进银行的工作而已。
而钱师姐早早定了工作，毕业以后去北京，不知不觉就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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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第一个在新学期找到了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他决定追求王佳。他说：“我爱上王佳了。”
同时爱上王佳的还有张正、周业涛、何为、石乾炜等人，这就注定了这个学期有老二忙活的了。作为老二的兄弟，我们非常鄙视张正等人，这群孙子就知道追漂亮姑娘。虽然我们也不能确定除了王佳漂亮以外，老二还有别的方面的考虑，但至少老二对王佳的爱很干净，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将王佳作为荤段子的女主角，哪怕男主角是他。刚开学，兄弟几个小别胜新婚，没事就缩在寝室里喝酒聊天，每每聊到王佳，老二就面泛桃红，含羞带臊的表情分外可爱。
这厮撺掇别人厉害，轮到自己则下手极慢，情书改了无数稿。那时候我和陈陈已经断了联系，过着和老二一样的作息时间。夜里的时候，经常只有我和他的台灯是亮的，我的绑在床头，照着我裹着被子看小说；他的摆在桌上，照着他奋笔疾书。二三月的天气，他边写边流汗，外套脱了，毛衣也脱了。他写累了，就起身转过来，走到我的台灯下，递过一支烟，翻翻我的书看到哪儿了。我看累了，就拿烟砸他，他拣起来，自己点上，继续写。
“初恋吧？”我问。他没搭理我。
“第几稿了？”我问。他自己若有若无地笑了一声。
我不知道老二是什么时候把情书给王佳的，是这个学期初、学期中，或者学期末，或者他压根儿就没送出去那封情书。因为我没留意到他在夜里写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从情书变成了日记的。我问他，他语焉不详地大概说了一下，我也没听懂到底是他想拖一拖，还是已经送出去了。我见证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让我非常愤怒。于是我断言这小子是被拒绝了，可之后数年，只要聊到王佳的时候老二依然含羞带臊，以至于金融学院里认识老二的人都知道他喜欢王佳，认识王佳的人都知道老二在追她，毕业许久遇到熟悉的校友还会向我打听他俩有没有在一起。我于是困惑了，那封情书竟也变成了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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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哥的一位长沙同学吹嘘自己有很多A片，为了证明，他真的趁周末从家里带回来一摞。鲍哥分到了一张，兴冲冲地跑过来邀我们去看。说话声音大了点儿，惹得刘新、王涛以及周围一圈的男生都要跟着去。小马在宿舍门口清点了一下人数，快上20了，于是一边骂着贱格一边张罗着把人分成两拨，几个关系好的和我们先看，其他人在另一间等着。
看碟要去一种叫作“电视休闲屋”的专业场所，俗称“碟屋”，一个一个小单间里面除了电视、VCD机以外，还有一张沙发床。碟屋里的沙发床都是定做的，能恰好卡在那个狭窄的隔间里，貌似沙发一样让来看碟的人坐在上面，有情况的时候只需要往前拖一拖就变成了床，非常方便实用。在这样的地方看碟，一部片子要五块钱，但却受到了所有学生的欢迎。情侣们欢迎是因为方便他们乱搞，单身的人们欢迎是因为只要你不怕挤，一间屋子里坐多少人也只收五块钱。四年一过，几乎每个南湖大学的学生都非常清楚，两个人做爱的地方可以并排坐得下多少人。
我们来到碟屋，两拨人各选了一张掩耳盗铃用的碟，就哄闹着进了屋子。我们这间有我、老二、鲍哥、许宁、小马、刘新、王涛、炎子和罗俊琪，实在挤得可以，什么都没看先热出一身汗。许宁担心出事，堵着门坐着，除非人民警察派飞虎队过来踹门而入，否则我们都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把碟片换掉。鲍哥小心翼翼地从衣服里把A片掏出来，按下了VCD机的电源开关，我们都紧张得大气不敢出，一个劲儿干咽唾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里的一片蓝。正在这当口，纯洁的炎子从书包里拿出了水果和瓜子分发给大家，一片嗑瓜子的声音打破了刚才死一般的寂静，让大家舒缓了许多，甚至谁和谁还为争橘子和香蕉发生了一点儿口角。可A片刚一放出来，屋里立刻又回到了刚才的寂静。电视里一对美国男女青年正向我们展示着被我们整日挂在嘴边却从未了解过的事情，如果人的大脑真的分区的话，天知道那时候我们是在欣赏、学习还是膜拜，反正我陷入了一阵桃色的眩晕，随着情节的推进，思绪不知飘到了什么地方，手里的瓜子都被汗泡了个透软。把我惊回到现实的是刘新的一声“我靠”，他狠狠地把吃了一半的香蕉摔到地上，与此同时，屏幕里那位美国女青年的脑袋正在男青年的腰部以下往复运动。大伙儿笑成一片，不多会儿，又归于寂静。
看A片的一个小时里，隔壁屋催了我们20多遍。后来我们把碟让给了他们，没到十分钟，就有个哥们儿被轰了出来，原因是他在看A片的时候喝八宝粥吧唧嘴，被轰出来的时间差不多也是刘新摔香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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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这次看A片的经历竟然变成了老二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