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也如临大敌，首先给每个学生都发了点儿板蓝根，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我很早就收到了我妈从家里寄来的各类感冒药、消毒剂和口罩手套什么的……然后是宿舍区整天熏醋，每个在校生都是浑身一股子醋味儿，如果凑近了闻，根据各人体味不同，有的闻着像饺子，有的闻着像螃蟹，有的闻着像腌萝卜。我因为住在外面天天洗澡，所以大伙儿普遍反映我闻着干净纯粹，就像一只蘸了香醋的水煮蛋，我现在爱吃醋蛋的嗜好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除此以外，学校还给每个寝室发了支温度计，要求宿舍长每天给舍员量体温，并且登记在表上，一旦有人发烧要立即举报。我们的宿舍长就是班长刘新，这个任务可算让他头疼了一阵子，足足……20多分钟。他用这20分钟，把一个月的表都给填了，我们的体温相当稳定，都在36度多一点儿，我看着他奋笔疾书的样子，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接下来的一个月千万别感冒，不然就是不给哥们儿面子了。
网吧都不许开了，但学校没有停课，教室里一堆一堆的怕死鬼戴着口罩念课文，闭眼听上去像是一群人蒙在被子里乱搞。有人因为口罩戴得太久呼吸不顺，实在憋得难受就把口罩掀开，赶紧深呼吸两口又急忙戴了上去，十足就是个无胆又无脑的大傻帽儿。但你也得体谅人家，毕竟每个人都有怕死的权利。不过有人怕死就有人不怕死，比方说，我的老师们都没有戴口罩，至少在我出现的每一节课里，没有任何一位老师戴着口罩给我们上过课，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心里默默地向那些我叫不上名字但教着我的老师们致敬了很多次。
不怕死的还有那些网瘾戒不掉的学生们，对，我是说过网吧在“非典”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都是被勒令停业的，但网吧关闭的只有前门，后门永远都为那些熟客们敞开着。比如我们最常去的“红唇”网吧，原本并没有后门，但为了在“非典”期间正常营业，愣是砸了半面墙，打通了网吧到隔壁单元的住宅过道，老板、老板娘24小时轮班守在楼下，但凡有文化监察的人来就关门关灯关空调，假装这里很安静。我去过“非典”时期的“红唇”网吧，灯光昏暗，空气混浊，所有门窗紧闭，连窗帘都是拉着的，抽烟的吃饭的喝汤的抠脚的，甚至还有咳嗽的，都没有人会介意，每台电脑前都坐着人，还有许多来晚了排队等机器的学生，就在前屋后屋来回穿梭，看谁屁股稍微挪了一下，就立刻兴奋地迎上去，看人家是不是要走了。
我在“红唇”网吧待了五分钟就出来了，只感慨屋里的都是真的勇士，那环境就算没有“非典”都能憋出上呼吸道感染来，为了上网，人家真是豁出命了，这得多大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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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伊是北京人，北京是“非典”的重灾区，每天报告的新增病患数字就数北京最多，小汤山医院就像前沿阵地一样，时不时也有医生和护士染病牺牲，给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更让每个离家在外的北京孩子忧心忡忡。柯依伊的妈妈和亲友们都“命悬一线”“生死未卜”……我觉得这两个词用得有些重，但小伊就是这么说的，这让她在“非典”的那段时间里异常焦虑，心神不宁，干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包括和我谈恋爱。我好几次试图劝慰她，但每次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起来，仿佛真的痛失亲人一般。小伊虽然并不太娇弱，但也是个秀气孩子，不过只要她真的哀恸，就会不管不顾地号啕大哭，场面非常吓人。我特别受不了小伊哭，她一哭我就方寸大乱。曾经有一次我竟然说出了“就算你妈妈不在了，至少还有我”的蠢话，害得柯依伊同学差点儿哭抽过去，哭完之后一抹眼泪给柯妈妈打了个电话，回来就又笑得春光灿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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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越来越热，“非典”越来越凶，为了避免病菌传染，几乎一切群体活动都被取消了，包括电视台录制节目也取消了现场观众，所以我组织观众的活儿也暂停了。这虽然切断了我每个月最重要的收入，但毕竟是非常时期，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倒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我和小伊整天腻在蓝色公寓里，她看韩剧，我看小说。此外小伊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接吻方式，就是在嘴唇接触之前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使劲儿都吐在我的嘴里，接着再吻着我狠狠吸一口气……好吧，说白了，就是在接吻之前先做一段人工呼吸。在寻常年代这种接吻方法既费力又不卫生，但在“非典”期间却别有深意，这代表着我们俩中有任何一个人中了SARS，那另一个人也将成功感染，这种行为在汉语里叫“同生共死”，翻译成英文叫“Youjump，Ijump”，是感天动地的深情厚谊。
在那段不问世事的清淡日子里，我觉得我和小伊就像裹在一起慢慢生长的植物。小伊说，我们这叫“并蒂莲”，我觉得这说法怪怪的。当然我的想法更怪，我觉得我俩就像泡在一口缸里的两颗豆子，在慢慢长成豆芽，我们这两颗豆芽纠缠交织，彼此独立却无法分开。有天夜里，我写了首酸不溜丢的歌，叫《美丽的花》，我和小伊一起哼哼唧唧给谱了段非常口水的旋律。据老二说，听上去有《上海滩》夹杂《同桌的你》的感觉，但这并不影响小伊非常喜欢这首歌，她无比遗憾地说：“公啊，要是我们有一个人会弹吉他该多好，我们就到街上卖唱，唱这首歌。”
美丽的花
作词：方鹏作曲：柯依伊、方鹏
你说过什么吗
只是拉着我的手
笑着发傻
看天空的颜色
一点点变化
要颗星星
装点我们的家
我也不说话了
拥着你就是拥有
整个地球
晚风吹过来
亲吻你温热的头发
是做梦吗
小心别碰醒了
让我们摘一朵美丽的花
和我们的爱情一起长大
让我们摘一朵美丽的花
和我们的爱情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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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么享受着“非典时期的爱情”，恬淡平静。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电视台柳哥的电话，语气异常严肃：“方鹏，你有没有组织周杰伦歌友会？”
“什么？要我组织周杰伦歌友会啊？”
“不是要你组织，是问你有没有组织！”
“我怎么组织啊？”我被问得一头雾水，“什么时候录啊？没人跟我说啊！”
“根本就没有周杰伦歌友会！”
我和柳哥鸡同鸭讲了半天，终于搞清楚了状况，原来有人在长沙高校以组织“周杰伦歌友会现场观众”的名义，收了每个人50块钱的车费。高校里难免有广电员工的子弟，听说周杰伦要来，纷纷托亲友去节目组要票。节目组原本只当是场误会，但是要票的人实在太多，后来一调查，在长沙三四所高校竟然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保守估计有上百人受骗。这一来影响就太大了，于是制片人王萍姐要报110，被柳哥拦住了。因为柳哥知道歌友会在长沙高校的观众一直都是我负责组织的，而这收车费的方法又和我一直以来的做法相同，所以怀疑这事是我干的。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问，如果是我做的，就给我一次退赃的机会，这次的金额足够判诈骗罪蹲大牢了，我还是个大学生，之前毕竟也为节目组尽心尽力，能挽救还是挽救一下。
我当时就对柳哥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这事绝对不是我干的。”第二句：“我大概知道是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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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节目组这么久没让我组织观众，吴延年早就坐不住了，一个礼拜能打三四个电话问我电视台的最新动向，大概什么时候还要组织观众，把我问得实在太烦，经常看到他的号码我就按掉不接。最近一周他一个电话都没打给我，我还很诧异，这孩子怎么突然变淡定了。现在接到柳哥的电话，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事很可能和吴延年有关，十有八九。
我让柳哥跟制片人说个情，请他晚半天再报警，我先问问吴延年情况。柳哥答应了，并且说他马上来学校找我，一起把这个事情查清楚。我知道，柳哥并没有完全相信我的话，我还是他心里的头号嫌疑犯。
我套了件外套，回到宿舍区，先从寝室里喊上了老二，然后直奔吴延年住的3号楼。在楼下，我拨通了吴延年的寝室电话，“喂，我找吴延年。”
“我就是啊。”
“我是方鹏。”
“哦……哦，方鹏哥。”
“那事是不是你干的？”
“什么事？”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干的？”
“什么……什么事啊？”吴延年这孩子毕竟内向，一紧张就结巴。
“你在寝室？”
“嗯啊！”
“我上来跟你说。”我挂了电话，拉上老二就往楼上走。
到了吴延年的寝室，门是开着的，吴延年却不在。“吴延年呢？”我问屋里一个正在玩CS的男生。那孩子回头看了看，“嗯？刚出门。”从他们寝室下楼只有一条路，我们是从楼梯口迎着上来的，如果他要下楼必然会和我们迎面撞上，我连忙冲到阳台上往下看，目及范围内看不到吴延年，看来他还没有溜掉，“老二，你堵住楼道口！”老二哎了一声就冲下了楼，我在吴延年的寝室里扫视了一圈，只见他的桌子上放了一包芙蓉王香烟，这烟要二十多一包，我平时都舍不得抽。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但是吴延年人呢？我翻开了吴延年的床铺，床底下没人，我又翻了他隔壁床的，也没人，继续翻，那个打CS的男生不乐意了，“哎哎哎，你翻什么呢？”
“没你事，我找吴延年。”
“不是跟你说他出去了嘛，真出去了！”
“哦。”我嘴里应着，手上还是翻开了最后一个床铺，床底下除了一堆臭鞋子什么都没有。这房间这么小，能藏下人的只有床底下了，看来他真的不在屋里，那他又没下楼，人到哪儿去了呢……
就在这时，我脑子闪过一个念头，把自己吓了一大跳，“我操，丫别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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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匆匆冲到楼顶，并没有看到吴延年，我和老二就这么一个在楼道守着，怕他跑掉，一个在楼顶守着，怕他寻死。我打电话给许宁，喊了一帮人过来，楼上楼下挨个寝室找吴延年，整个楼都快被翻过来了，许多人都从寝室里出来张望，叽叽喳喳议论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事情越闹越大，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吴延年肯定还在这个楼里，而我们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没他的任何踪迹，我唯一担心的，是突然哪个窗口跃出个人来，砸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血肉模糊。如果吴延年死了，那我也就毁了。
“吴延年……”我扯着嗓子在楼道里喊道，老二说，声音凄厉得就像丢了孩子的妈一样。
吴延年是在天快黑的时候，被人在天台的水房里找到的，他就穿着拖鞋缩在一个只有半个人高的角落里。我赶到天台的时候，他还蹲着，灰头土脸，瑟瑟发抖。我冲上去对着他的肩膀就是一脚，把他狠狠踢翻在地上，“躲？你他妈躲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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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哥把吴延年带到了广电中心，我和许宁都跟着去了。在保卫科里，吴延年被保安抽掉了皮带，靠墙蹲着。我虽然坐在一边，但是心里七上八下，未必比吴延年好到哪儿去。拔出萝卜带出泥，吴延年用莫须有的周杰伦演唱会收钱肯定是诈骗，而我以包车的名义多收费用，其实打的也是擦边球，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在柳哥上楼找制片人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漫长时间里，我数次濒临精神崩溃，差点儿自己把自己裤腰带抽了，蹲在吴延年旁边，那话怎么说来着，“坦白从宽”嘛。
万幸的是，节目组最后并没有报案，毕竟吴延年才刚刚20岁，一个年轻人走到了悬崖边，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也算行善积德做好事。但是节目组要求吴延年必须把诈骗到的所有钱退给学生，差一分钱都报案。而我，负责监督他退钱。
数天后，在长沙的好几所高校的宿舍区，都有一个鬓发斑驳、皱纹深锁、衣着朴素、民工模样的中年人，蹲在卷闸门前埋头抽烟，等到学生们放学回宿舍的时候，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按照一张皱巴巴的破纸上写的名字，逐一退钱，表情悲伤羞愧。我就一直陪在一边，觉得自己特别浑蛋。
小伊安慰我说：“这也不能怪你嘛，你当时也是好心啊！”
她哪里知道，我想帮吴延年是不假，而这背后的私心，是我已经厌烦了那些操劳琐碎，吴延年只分走很少的钱，却做了几乎全部的事，他做了我的廉价劳动力，而我，利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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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暴露出本性以后，其实我就是一个烂人，自私，怯懦，翻脸无情。
有时候我会想，你会不会偶尔问自己，你怎么会和这么一男的交往过？你竟然还跟他上床？还替他怀过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开眼呢？我在想你会不会恨不得我暴死街头无人收尸，你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从我面前经过，鄙夷地吐一口唾沫？或者看我沦落街头，在你家门前乞讨，你倾倒前一夜的剩饭在我身上，然后放你的狗咬我？
但那时候，小伊，你竟然爱我，你竟然爱我，你竟然曾经那么地，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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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依然没有解除的迹象，南湖大学虽然还没有一个人感染，但我身边的许多人却都似乎已经病了。许宁和刘萌萌莫名其妙地分了手，突然得一点儿征兆都没有，许宁在学校论坛上发了两篇酸不溜丢的抒情文章，连酒都没喝一顿，而我们几个兄弟对这件事也并没有太多关心，任由他们分了。大家更喜欢在每个有课没课的日子里，把手机掏出来塞进老二那个硕大的麦当劳杯子里，放在我们寝室的东南角，那是几乎屏蔽所有手机信号的地方，然后埋头打麻将，赢三块，输两块，从早到晚。我们就这么麻木地度过了瘟疫时期最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