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知天命的孔子，虽然清楚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依然远离政治，终日和学生们一起读书论道。那么一直倡导“修己以安百姓”的孔子，难道就这样在书斋里终老吗？孔子还会出仕、治国、平天下吗？
五十而知天命的孔子和四十不惑的孔子一样，有众多高徒门生环绕身边，大家一起探讨学问、探讨政治、探讨社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圣人之言。但是，孔子难道就真的愿意终生在书斋里面度过吗？难道他真的就满足于独善其身，而没有想到兼济天下吗？实际上我们知道，按照孔子的说法，内圣之后一定要外王，修己的结果是要安百姓的。所以孔子一直待在书斋里，心安理得地和弟子们在一起，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这一点让很多人想不通。有人就对孔子讲，先生，你怎么一直不出去做官呢？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孔子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孔子此时可能真的还没有做好从政的准备，我们说过，这段时光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很满足，而且可能也觉得他的天命还没到，他还不准备出来。所以他的回答是“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一个人在家里孝顺父母、爱护兄弟，然后把这种孝顺和爱护之情推广到政治上去。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把从政看成是仅仅出来做官，我研究学问、探究真理、了解人生、考察政治，提出我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我用我的思想去影响当今的政治，这也是为政。
孔子这个回答实际上有一点偷换概念，因为别人问的问题，显然是说你为什么不出来从政。而孔子的回答是，我在家里所做的事情也在影响政治。
孔子这句话里，是为他不做官做的一个辩护，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说，实际上孔子后来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他不是通过自己去从政，而是通过他的思想去影响政治。所以孔子在那个时代，他可能没有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但他最终成了“万世师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都受他的影响，你说孔子不从政吗？他不仅在他那个时代从政了，他到今天还在从政。
但孔子为什么要偷换这个概念呢？他想避重就轻，因为他此时真的没有想到出来从政。鲁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可能还真的不适合他。鲁国的国君没什么权力，权力仍然在三桓的手中，甚至三桓也没有什么权力了，三桓的权力又被谁抢去了呢？被他们手下的家臣抢去了。我们以前讲季平子很有权力，可是季平子死了，他的儿子季桓子继位了，他们家的家臣阳货控制了季氏的大权，并且通过控制季氏的大权，继而控制了鲁国的大权，这就出现了孔子所讲的“陪臣执国命”的现状。鲁国的政治是这个样子，孔子哪里愿意出来呢？即使出来又怎么能够有所作为呢？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他不出来不是他不想出来，而是他觉得时机未到。所以他心安理得、不焦不躁地慢慢等机会。
可是这么长期等下去，也不是一回事。不仅一般人着急，他的学生都已经开始着急了。他的学生子贡是一个很善于言辞的人，后来做外交家做得非常成功。他想探一探老师的口风，但是他不直接说，他到老师那跟老师打了一个哑谜。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他说：老师，假如我有一块很漂亮的美玉，我是把它放到一个盒子里收藏起来呢？还是去找一个好的价钱把它卖掉呢？这个意思很简单，也就是说老师你就像一块美玉一样，你老是在家里藏着不行，你得把你自己卖出去。孔子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小子打哑谜让我猜，那好，我也用哑谜来回答你：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卖掉它吧，卖掉它吧，我在等一个好价钱。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一方面，说明孔子老是不出山，弟子很着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孔子为什么不出山，他在待。在等什么？等一个好价钱，实际上是等一个好时机。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连被孔子反对过的乱臣贼子也跟着着急了，谁呢？阳货。我们知道，阳货以前看不起孔子，孔子十七岁到季氏家赴宴，就是被阳货赶出来的。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阳货想请孔子出山了。阳货执掌鲁国的大权，他想有一个好的群众基础，像孔子这样有威望的人，如果能够拉来为自己所用，对他是有好处的，所以他此时特别想拉拢孔子。
《论语》上就有这么一段，阳货一心想见一见孔子，可是孔子就不给他机会见面。阳货也很聪明，送给孔子一头小猪。而且他送给孔子小猪的时候，找了一个机会，趁着孔子不在家的时候送去的。因为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大夫送给士一件礼物，士如果不能在家里表示感谢的话，士必须回拜大夫。阳货不是大夫，但是阳货给孔子送小猪是借大夫的名，借季氏的名送去的。这给孔子出了一个大难题，你不回拜他，违背了《周礼》，你回拜他，你上了他的圈套。
孔子也很聪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趁我不在家，给我送小猪，我也趁你不在家去拜访你。所以孔子先派人打探，今天阳货在家吗？阳货不在家，好，赶紧到他家去回拜他。可是，真是非常不巧，孔子在回家的路上，竟然跟阳货在路上碰着了。
这个时候的阳货独揽鲁国大权，所以说话的口气非常冲，他对孔子说：孔先生你过来，我对你有话要说。孔子只好走过去了，阳货就跟他说：把自己的才能隐藏起来，听任自己的国家政治混乱，这样的做法可以称之为仁吗？这个反问很有道理，孔子有才华，孔子有德行，不错，你内心里怀着这么一块宝，可是你眼看着国家走在邪路上，你竟然毫不动心，毫不痛心，毫不关心，你是仁德的人吗？道理讲得很正派，所以孔子没有办法，说：不可。孔子也很老实，说，不可以。那好，阳货接着说：你这样的人，我们都知道，是喜欢从政的，可是你老是这样糊里糊涂地错过机会，你这算是有智慧吗？他也把孔子看透了，知道孔子是喜欢从政的，但是他也发现孔子一直没有出来，所以他问孔子，你这算智慧吗？孔子说：不可。不能算作智慧。孔子实际上根本不愿意和阳货有什么直接的针锋相对，阳货真是得罪不起啊。
当时鲁国有一句流行的话，说，不要得罪阳货，得罪阳货就是找死。所以圣人一方面要见义勇为，另一方面，不能随便把自己的生命送上去，所以他此时也不愿意得罪阳货，阳货发了半天的脾气，可是孔子一直以柔克刚，你讲什么，我都说好，你讲什么，我都说对，弄得阳货拔山之力无处释放，然后告诉孔子说：时光流逝，不会等你，你也已经五十岁了，算是老人了，你该干什么，得干了，不能再等了。孔子怎么说呢？孔子说：好的，我就准备出来做官吧。孔子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真的准备出去做官呢？显然不是，只要阳货在一天，他就不可能出来做官，他还会继续等待。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不过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在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鲁国发生了阳货之乱。阳货开始作乱了，不过，这场作乱的结果是阳货最终被打败，逃到了齐国，三十多年的阳货专权终于结束了。
这个时候，鲁国的政府开始考虑重用孔子，因为孔子原来的政治立场很明白，反对阳货。现在阳货作乱，所以鲁国的政府认识到，孔子是有政治头脑的。
在鲁定公九年，刚刚过了天命之年的孔子，被鲁国政府任命为中都宰，中都是鲁国西北部的一个小城邑，大概在今天山东汶上县西边四十里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宰”是什么意思呢？“宰”是地方的主宰，地方官。
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言偃，也就是子游，在鲁国的一个小城邑武城任行政长官，孔子曾和他开玩笑：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孔子到了武城，听见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就莞尔一笑说，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的刀呢？子游回答说，过去我听老师说“君子学了道，就能惠爱百姓；老百姓学了道，就容易听使唤了”。孔子就对学生们说，各位，言偃的话对啊。我刚才的话是开个玩笑罢了。
孔子为什么和子游开玩笑啊，因为他的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弟子，武城的行政长官言偃在武城实践着他的以德治国以乱治国的理论呢。听着满城飘来的弦歌之声，好像他所向往的古朴民风又回来了，他能不高兴吗？
那我们看看，如果想到孔子在鲁国初仕时，也是一个相当于武城的小邑，而且，他也就从那小地方着手，作出了大成绩，我们就能明白孔子此时和子游开玩笑的深层次原因了。他自己在当时不是一把更大的牛刀么？而且，他作得相当成功，以此为起点，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根据《孔子家语·相鲁篇》的记载，孔子用礼的方法来治理中都这个地方。他把这个地方的男女区别开来，老幼也区别开，强弱也区别开，让强的不欺负弱的，男女走路也都分开走，最后的结果是路不拾遗，老百姓的生活都很俭朴，养生送死都有礼有节。一年以后，当地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甚至连四方的诸侯都纷纷效仿。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示范区了。
我们注意到，孔子治理中都的特色，不在于具体的政策，而在于他有一个社会的理想。这个理想，是秩序，是文化，是和谐。中都最后治理得好，成为示范区。
鲁定公当然也非常高兴，就召见孔子。问他：你把中都治理得很不错，假如用你用治理中都的方法，治理鲁国怎么样啊？孔子此时非常自信，他说：用我的办法，即使治理天下都可以，何止是鲁国呢。鲁定公觉得孔子做得不错，所以第二年就提拔他为小司空，小司空管什么？管管建筑，管管农业等等。孔子又做得不错，不久鲁定公就提拔他做了大司寇，大司寇是鲁国最高的司法长官，这个时候，孔子就是上大夫了。官职上去了，觉悟也上去了。他并不认为裁决案件是他的最高志向，恰恰相反，对案件，他主张无诉，就是不要有诉讼是最好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如果我仅仅像这样，天天听听诉讼，然后去审理，做裁决，那我不是和一般的法官一样吗？我的理想，不是把每一个案件都判得清清楚楚，我的理想是让天下根本就没有诉讼。你看，这个鲁国的大法官，他的理想里是一个国家没有刑律，没有监狱，不需要什么人来司寇。孔子此时，他心里是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法官呢？不是。我们知道，孔子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君子不器。
就是君子不是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君子应该有一种更高的社会理想。如果孔子满足于做一个大法官，天天去裁决案件，满足于做一个清官，每一件案件都判得很认真，当然很好。但是，我们知道，孔子不仅仅是法官，孔子是一个圣人。他的理想不是去做一个好法官，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好的导师，去引导人民有仁德，讲信义，从而彻底消除诉讼，这也是孔子的知天命。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不是去做一个法官，他的使命是去做人民的导师。
在《孔子家语》里面，有这么一条记载，这条记载讲了古代的五刑说。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冉有问孔子：我听说古代的三皇五帝从来不用五刑去惩戒人民，真是这样吗？冉求觉得不可思议，天下有那么多罪犯，有那么多违法乱纪的人，有那么多犯上作乱的人，有那么多强盗，怎么能够不用五刑呢？三皇五帝不用五刑能够把天下治理好吗？孔子怎么告诉他的呢？孔子说：古代的三皇五帝，制定了刑法，他的目的是为了设防，不是为了惩罚。有了五刑让老百姓有所惧怕，让老百姓不犯罪，这是最高境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孔子不是有专业之长的专门人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理想，是一种境界。
冉有问于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孔子曰：“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是以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之民。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者生于丧祭之无礼。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能教仁爱，则服丧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馈养之道。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虽有不孝之狱，而无陷刑之民。弑上者生于不义，义所以别贵贱、明尊卑也。贵贱有别，尊卑有序，则民莫不尊上而敬长。朝聘之礼者，所以明义也。义必明则民不犯，故虽有弑上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斗变者生于相陵，相陵者生于长幼无序而遗敬让。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而崇敬让也。长幼必序，民怀敬让，故虽有斗变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淫乱者生于男女无别，男女无别则夫妇失义。婚礼聘享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男女既别，夫妇既明，故虽有淫乱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罚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
孔子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他的观点和立场第一个就是最好不要有诉讼，具体操作的时候，他实行调解。今天在全社会都受到充分肯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员制度，最初的根源就是孔子。
有一天，有一个父亲上了一个状子，告发他的儿子不孝。孔子把这个儿子拘捕了，可是三个月的时间，孔子没有判决。孔子在干什么？在这三个月里，孔子在做这一对父子的思想工作，在对他做调解。季桓子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很不高兴，说：孔先生，你一直讲以孝治理天下。你觉得孝是人的根本，可是现在碰到一个不孝的人，按说你应该抓住这个案子，判成一个典型案例，教导人民来实行孝道。可是你为什么碰到这个案子反而不判呢？
季桓不理解孔子，可是孔子是怎么说的呢？孔子说：为什么人民有不孝的情况呢？那是因为在上位的统治者自己做的不好，给人民一个不好的榜样，现在人民照着你做，你去杀他，这是没有道理的。你现在不告诉他，人应该孝顺，反而听任他的诉讼，然后给他判决，这是杀掉无辜之人哪！所以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判决他，而是告诉他，人应当孝顺的道理。在这个时候，你说孔子他是法官吗？不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导师。所以他做了这对父子的工作，经过调解之后，这个父亲就撤诉了。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荀子·宥坐》）
孔子大力推行的仁德之政，成了知天命的孔子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孔子的弟子们，不仅继承了老师的为学之道，也实践着老师的为官之道，鲁国因此日渐强盛。
孔子的学生，在这一方面受孔子的影响，有一件事情非常感人，值得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高柴，高柴有一点笨，但是挺厚道，他曾经在卫国做士师，管刑狱。他在做士师的时候，曾经依法砍了一个人的脚。后来卫国发生内乱，高柴赶紧逃跑，逃到了城门口，他发现坏了，这个看守城门的人，正好是他以前砍掉脚的那个人。他想到今天死定了，跑不掉了。
但是这个被砍掉脚的人，很有意思，他显然还真想救高柴，所以他对高柴讲，城墙那边有一个缺口。他为什么不开城门呢？开城门就犯法了，他不想犯法，就告诉他城墙那边有一个缺口，你从那边跳下去吧。可是这个高柴死脑筋，他说：我是孔子的学生，君子怎么能够跳墙呢？君子不跳墙。那个人说：你这么样死板，那我告诉你，城墙的下面还有一个洞，你可以从洞里面钻出去。高柴一想就更生气了，说：我是君子，君子怎么能钻狗洞呢？也不走。
按说这个人也仁至义尽了吧，可是这个人还想救他，就告诉他：你又不愿意跳墙，又不愿意钻洞，那我告诉你，我这个地方有一个房子，你到房子里躲起来吧。于是高柴就躲进去了，追捕的人到这儿来，没有抓住高柴就走了。
等到这些人走了以后，高柴从房子里出来，就问这个被砍掉脚的人，说：过去，我砍了你的脚，现在我正处在危难之中，也正是你报仇雪恨的时候。但是你三次给我逃生的机会，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人就讲了：砍断我的脚，本来是我罪有应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犯了法了嘛！不过在你判决我罪刑的时候，我发现你先把我的案卷放在一边，先判别人，把我放到最后，为什么呢？目的就是想看一看，能不能找到给我免罪的理由。你没说，但是我看出来了。可是后来找不到给我免罪的理由，我被砍掉脚的时候，我看到你的脸色是忧愁的。我看到你这个脸色，我就知道你的心思了，你也不是偏爱我，也不是特别关心我，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天生的君子。你这样的表现，出自于你内心善良的本性。所以我那天虽然被砍了脚，但是你做的这两件事情，让我看在眼里，我非常尊敬你，因此我今天愿意救你。
这个事情后来传到了孔子那，孔子听了以后，也很感慨，说高柴做官做得多么好啊。他在使用刑罚的时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标准，即使依法来判决犯人，但是内心里还怀着仁德、怀着宽恕。一方面，他没有违背国家法律，一方面，他在施刑的时候，又能充分体现他的仁德和怜悯，高柴做得好啊。
季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俄而，卫有蒯聩之乱。季羔逃之，走郭门。
刖者守门焉，谓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逾。”又曰：“彼有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既而追者罢，季羔将去，谓刖者曰：“我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
刖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
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家语·致思》）
孔子对于高柴的表扬，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法律无情也有情。无情，法律必须是对任何人一视同仁，不能徇私枉法。但另一方面，法律不是我们泄愤的工具，我们在用法律惩决犯人的时候，应该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震撼。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坏人，我们把他杀了，然后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应该更多的想到，他为什么变成坏人，他为什么触犯刑律，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他一开始就不触犯刑律。有没有一种很好的正道让他走，让他成为一个好人？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司寇，不徇私枉法就可以了。但是孔子要做一个导师，他考虑的是后面的问题：如何让人民不犯法，如何让人民走正道，如何让人民做好人。
孔子在做大司寇的时候，也做得非常成功。在任大司寇的时候，还陪着鲁定公和齐景公，在齐国一个叫夹谷的地方相会。在两君相会的时候，孔子还凭着他个人的智慧和勇敢，在会谈里，挫败了齐国的阴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权利。鲁定公非常欣赏孔子，回来以后对孔子再提拔一级，让他摄行相事，就是做代理丞相。当时的丞相是季桓子，他做摄行相事，就是做季桓子的副手，这是孔子政治生涯的顶峰。
但是，孔子在鲁国的政绩做得越好，齐国人就越担心，因为鲁国强大了会威胁到齐国，所以齐国人给鲁国的国君送来了美女，用离间计疏远孔子和鲁国的国君，以及孔子和季桓子之间的关系。而在鲁国的国内，三桓也渐渐觉得孔子跟他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不是一条心。孔子想做的是维护鲁国国君的权力，这样的政治目标和三桓的政治利益是相违背的。在这样一种内外紧迫之中，孔子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开始周游列国。
此时孔子55岁了。他生命中的另一高度在向他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