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地球，随着时间的流逝隐藏了多少秘密，神秘的土地，经过沧桑的巨变，埋没了多少远古的奇迹。所有这些似乎都无人知道。当人们掘开一座座尘封的古城；探测一个个遗弃的废墟，显露出一件件的遗物时，人们惊奇而困惑，一个个的远古之谜绕在心头。
非洲，这座神秘的沙漠大陆到处都充满了远古的不解之谜。370多万年前的头骨，是否是人类祖先的遗留？人类的起源是否在非洲？他们怎样生活在这样环境恶劣的土地上？在广袤的撒哈拉沙漠，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壁画群和雕塑，这些奇形怪状的画像是多少年以前遗留下来的？那头戴盔甲的画像是否是远古的宇航员？而且更让人奇怪的是从画像的内容可以推出在远古时候，撒哈拉沙漠是一个绿草如茵，湖泊遍地的地区。它是怎样变成茫茫沙漠的？这又是一个难解之谜。
在西班牙的一个漆黑的洞穴里，人们发现了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神秘的艺术画廊，这些史前的艺术画廊到底始于何时？是谁创作的？它们是怎样完成的？有什么作用？所有这些问题人们都难以确切回答，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人们发现了几千万年前的骨骼，这些骨骼是什么动物留下的？它们怎样在遥远的时代生活？我们不得而知。
而在美洲，人们发现了几千年前的巨大神秘的建筑废墟，那些高大的建筑似乎仍矗立云层，但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如此巨大的建筑是怎样建成的？在远古的两河流域，人们就创造了楔形文字，但这些文字代表什么意思，人们在思考着。那辉煌的王宫建筑是怎样建造成的，人们不得其解。
一个个远古的遗物，就是一个个的谜，人们在思索着，追寻着远古的奇迹。
1.375万年前的人类始祖遗迹
在最近的20多年里，在非洲的四次发现冲击波似地震动了人类学领域，因为它们向那些长期被认可的关于人类起源及进化历程的理论发起了挑战。
一次是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距今已有280多万年的人的头盖骨和骨骼；第二次是在南部非洲一个名叫边境洞穴的矿井中（位于斯威士兰和纳塔尔之间的边境上），发现了曾居住过的现代类型的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0万年；第三次是在坦桑尼亚，发明了一些类似人的牙齿和颚骨，据称已有375万年的历史；第四次发现是在埃塞俄比亚，一具名为“露西”的骨骼已被确定有将近400万年的历史，它的发现补上了“进化史上断裂的链环”。这个人类和类人猿两者的共同祖先大约死于100万年之前。
根据以往的进化学说，第一个可称之为人的灵长动物，直到100万年前才进化成“直立的人”。然而从肯尼亚的东鲁道夫·贝辛地下发掘出的那些骨骼，不仅被判定为是近300万年之前的，而且其形状之接近现代人，大大超过了人们过去的推测。
在南部非洲边境洞穴的年代久远的骨骼旁还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这表明当时的人类已具有发达的智力，早在很久以前便迈上了文明之路。这也超出了原先的估计。边境洞穴的居住者制造出了许多很精致的工具，其中包括一些加工得很漂亮的玛瑙刀子，其锐利的刀刃可以切开薄纸。
他们也具有宗教信仰，并相信来生。一位幼儿的身体还残留着葬礼的痕迹。他们肯定使用着相当发达的语言，因为如“不朽”这类十分抽象的概念显然是不可能以咕哝声和手势来表达的。
两位年轻的史前考古学家埃德里安·博希尔和彼得·博蒙特在探索热情的鼓舞下，领导了边境洞穴几次重要的发现。1970年12月，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30万件人工物品，同时还有一些碳化的兽骨，其中许多生物早已灭绝了。
在地面一堆灰烬覆盖中的木炭，它的年代比那块发现了一个儿童骨骼的地层的年代要短得多，经验明已超过5万年。石工具和赭石地面下的基岩表明，这座大洞口于10万年前可能就已被占用了。
这座洞穴的环境对于长期保存遗留物十分理想。甚至连那些作为床上用品的细树枝、树叶、青草以及羽毛都保存了下来。博希尔为此作了调查，并认为“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每样东西，都比书本上说的保存期限要长3倍”。石制箭头的发现表明，早在5万年年，就已发明了箭。而它在欧洲的出现，却仅仅是公元前15000年的事。
凭着在爪哇和北京附近发现的有50万年历史的头盖骨的证据，许多科学家确信人类的始祖在亚洲，而后向西迁徙。在进化的蓝图上，非洲并没有担任角色。
尽管雷蒙德·达特教授于1924年就在非洲发现了一个更古老的人，然而直到英国人类学家路易斯和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的一次丰富发现，以及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孙和蒂莫西·怀特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的发现之后，这一假设才得以成立。
1959年，利基等人发现了一个近200万年前的头盖骨，它与达特发现的人属于同族，从而震惊了世界。1960年，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史前人的颅骨和下颚，同时还有一些显然是用来制作武器的凿过的石头工具。他们给这个人起名为“巴比利斯人”（意即具有灵巧双手的人）。
若干年后，他们发现了更为进化的“直立的人”的碎片，这是第一个被确认会使用火的人。后来发现他和爪哇人和北京人属于相同的种类，但比后者要早50万年。
1975年，玛丽·利基报道了有关坦桑尼亚史前人类的更进一步发现，即根据放射性探查，已确定他们有375万年的历史。
1979年，约翰逊博士和怀特发现了一些历史久远的人骨，他们的脑袋很小，与猿猴的脑袋相差无几。发现者称这种亚科为南方古猿属，距今已有360万或370万年的历史。
随后于1982年，杰·德斯蒙德·克拉克和蒂莫西·怀特公布了还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发现——一块股骨和一块前额骨的残片，它们看上去属于同样的种类。
也许还需要若干年，人类学家才能对这些发现作出估计，但奇迹般的人类发展的源头，最有可能是在非洲，而不在亚洲。
2.撒哈拉沙漠的神秘画像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第一大沙漠，气候炎热干燥。然而，令现代人迷惑不解的是：在这极端干旱缺水、土地龟裂、植物稀少的旷地，竟然曾经有过高度繁荣昌盛的远古文明。沙漠上许多绮丽多姿的大型壁画，就是这远古文明的结晶。今天人们不仅对这些壁画的绘制年代难于稽考，而且对壁画中那些奇形怪状的形象也茫然无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谜。
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中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1933年，法国骑兵队来到撒哈拉沙漠，偶然在沙漠中部塔西利台、恩阿哲尔高原上发现了长达数公里的壁画群，全绘在受水侵蚀而形成的岩阴上，五颜六色，色彩雅致、调和，刻画出了远古人们生活的情景。此后，世人把注意力转移到撒哈拉，欧美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纷至沓来，1956年，亨利·罗特率领法国探险队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了1万件壁画。翌年，将总面积约11600平方英尺的壁画复制品及照片带回巴黎，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奇闻。
从发掘出来的大量古文物看，距今约1万年至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茂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块美丽的沃土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这种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磨光石器的广泛流行和陶器的制造，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在壁画中还有撒哈拉文字和提斐那古文字，说明当时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壁画的表现形式或手法相当复杂，内容丰富多彩。从笔画来看，较粗犷朴实，所用颜料是不同的岩石和泥土，如红色的氧化铁、白色的高岭土、赭色、绿色或蓝色的页岩等。是把台地上的红岩石磨成粉末，加水作颜料绘制而成的，由于颜料水分充分地渗入岩壁内，与岩壁的长久接触而引起了化学性变化，融为一体，因而画面的鲜明度能保持很长时间，几千年来，经过风吹日晒而颜色至今仍鲜艳夺目。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
在壁画中有很多人是雄壮的武士，表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武神态。他们有的手持长矛、圆盾，乘坐在战车上迅猛飞驰，表现出征场面；有的手持弓箭，表现狩猎场面。还有重叠的女像，嬉笑欢闹的场面。在壁画人像中，有些身缠腰布，头戴小帽；有些人不带武器，像是敲击乐器的样子；有些似作献物状，像是欢迎“天神”降临的样子，是祭神的象征性写照；有些人像均作翩翩起舞的姿势。从画面上看，舞蹈、狩猎、祭祀和宗教信仰是当时人们生活和风俗习惯的重要内容。很可能当时人们喜欢在战斗、狩猎、舞蹈和祭礼前后作画于岩壁上，借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或鼓舞情绪。
壁画群中动物形象颇多，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动物受惊后四蹄腾空、势若飞行、到处狂奔的紧张场面，形象栩栩如生，创作技艺非常卓越，可以与同时代的任何国家杰出的壁画艺术作品相媲美。从这些动物图像可以相当可靠地推想出古代撒哈拉地区的自然面貌。如一些壁画上有人划着独木舟捕猎河马，这说明撒哈拉曾有过水流不绝的江河。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上的动物在出现时间上有先有后，从最古老的水牛到鸵鸟、大象、羚羊、长颈鹿等草原动物，说明撒哈拉地区气候越来越干旱。
那么，在今天极端干燥的撒哈拉沙漠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古代艺术品呢？有些学者认为，要解开这个谜，就必须立足于考察非洲远古气候的变化。据考证，距今约3000～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湖泊和草原。约6000多年前，撒哈拉曾是高温和多雨期的地区，各种动植物在这里繁殖起来。只是到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左右，气候变异，昔日的大草原才慢慢变成沙漠。是谁在什么年代创造出这些硕大无比、气势磅礴的壁画群？刻制巨画又为了什么？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恩阿哲尔高原丁塔塞里夫特曾发现一幅壁画，画中人都戴着奇特的头盔，其外形很像现代宇航员的头盔。为什么头上要罩个圆圆的头盔，这些画中人为什么穿着那么厚重笨拙的服饰？说来也巧，美国宇航局对日本陶古的研究结果，竟然意外地披露了一点撒哈拉壁画的天机。
日本陶古，是在日本发现的一种陶制小人雕像。陶古是蒙古服的意思。这些陶古曾被许多历史学家认定为古代日本妇女的雕像。可是经过美国宇航局科研人员鉴定，认为这些陶古是一些穿着宇航服的宇航员。这些宇航服不但有呼吸过滤器，而且有由于充气而膨胀起来的裤子。科学工作者的这个鉴定结果，除来自对陶古的认真研究外，还把一段神话传说作为参佐的依据。日本古代有个奇妙的关于“天子降临”的传说，有趣的是，恰恰在这个传说出现100年后，日本有了陶古。人们有理由认为，传说中的“天子”，也许正是外太空来的客人，而陶古恰恰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这些从天而降的“天子”——宇航员的肖像雕塑。假若日本陶古真的是宇航员，那么，撒哈拉壁画中那些十分相似的服饰，为什么不可能是天外来客的另一遗迹呢！
我们是无神论者，然而，上述唾手可得的种种证据，又确实是我们地球人目前难于测知的实体。我们把超于人力的一切称之为神，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外太空的生命有可能曾经在我们地球上驻留过，正像我们在月亮和火星上曾留下地球人的标志一样。这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月球和火星上没有能够识别地球标志的生命而已。如果真有太空人的话，我们愿意把外太空生命留下的痕迹称之为神迹，那是因为这些痕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探究的课题，给人类留下难解之谜。
3.西班牙：一万年前的艺术画廊
在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的一个山洞深处，9岁的玛丽亚·德·萨托奥拉和她的父亲——一位业余考古学家在此挖掘着。
忽然，从洞内传出了小女孩微弱的尖叫声：“公牛！公牛！爸爸快来！”
她的父亲马斯利诺扔下鹤嘴锄跑进洞里，只见女儿站在那里激动地指着洞顶。他举起提灯，在那18米长、9米宽的洞顶上发现了一些褐色、红色、黄色和黑色的史前封牛的画像——这些壮观的艺术品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了。
洞顶上有17只活灵活现的封牛：有的正以爪子抓挠着地面，有的躺卧，有的怒吼，有的被长矛刺伤濒于死亡。在它们周围，画着一群野公猪、一匹马、一只雌鹿和一只狼。
当萨托奥拉深入这些纵横交错的洞穴时，她发现了更多其他动物绘画，其中的许多动物已经灭绝或于几世纪前就已从西欧消失了。
那年是1879年。起初，萨托奥拉的发现被考古学家们当作伪造器而嗤之以鼻——一个怀疑达尔文进化理论的阴谋。
然而，这些后来被证明是史前艺术最伟大发现之一的绘画，其中多数已被确认为公元前15000年～前10000年的作品。
1902年，萨托奥拉去世14年后，考古学家艾比·亨利·布罗伊尔造访了那些洞穴，并从地下掘出了一些兽骨，其中的一些几乎与洞顶上的那些雕刻毫无二致。
那些绘画的真实性不再被怀疑了，并被尊称为“史前艺术的西斯廷教堂”。此外，令人惊奇的是它们的保存状况。在南部欧洲——大部分是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和法国的西南部，已发现有100多个装饰着石器时代的绘画和雕刻的洞穴，但由于时间和气候的蹂躏，它们已经模糊不清了。
阿尔塔木拉的绘画位于一片漆黑的洞穴里，萨托奥拉是在距离很近时才发现的。洞中的温度和湿度恒定不变，通风状况恰到好处，而且空气中的湿度使得绘画色彩不至于因干燥而剥落。几个世纪以来，崩坍的石块使它们与世隔绝。在法国南部拉斯卡厄克斯有些相似的绘画，在对外开放的15年里遭受的损坏程度——由造访者带来的汗、体温以及一些微生物造成——超出了以往几千年的总和。
拉斯卡厄克斯这个伟大的史前艺术画廊是几个年轻人发现的。1940年，18岁的马塞尔·雷维达特带着三个朋友来到几天前他带着狗散步时用一棵倒伏的树作为记号的洞口。这些年轻人扩大了洞口后，马塞尔钻进了大约有5.5米深的洞穴底部。
在几根火柴的光亮下，他隐约看见一些美丽的壁画。次日，这些年轻人带着提灯，发现了画着的一批排列整齐的马、野牛、梅花鹿、封牛和其他动物。
这些年轻人将他们的发现报告了艾比·布罗伊尔。因此，如今的拉斯卡厄克斯洞穴画和阿尔塔米拉洞穴画一样，被作为已发现的原始艺术中一些最优秀的典范而为人所知。
拉斯卡厄克斯洞穴画包括一间著名的野牛厅，它是以漆黑色和暗红色熟练地绘成的；在其他地方，有一群奔马和长着鹿角的梅花鹿脑袋。所有这些都画得活灵活现。
就像阿尔塔米拉的绘画一样，这些壁画显然不是原始野蛮的产物，而是心灵敏感的画家的作品——远比一般概念中的石器时代的人要时尚得多。其完成时间为15000年之前或更早些，也许要回溯至公元前28000年。它们包括了不同的风格，从质朴的雕刻到色彩鲜明的绘画。有许多作品非常真实。
已知这些艺术品是公元前32000年～前10000年生活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人创作的，他们被称作克罗马农人。他们以采集植物和狩猎为生，但也从事发明和创造。有关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他们具有一种延续的独特文化。他们最后的一支生活于马格德林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5000年～前10000年之间。
这些绘画先用一块尖利的燧石碎片刻出轮廓，而后着色。画家们没有绿色和蓝色，但可能从锰氧化物、木炭或煤烟中获得黑色和紫黑色；用石头或骨制杵臼将地面上的铁矿石捣成粉末，从中提取褐色、红色、黄色和橙色等颜料，尔后用动物的血或脂肪，以及植物的汁加以调制。绘画的方式有许多：用手指，以兽毛或羽毛做的刷子，或者是嚼碎的细枝末端。画家们也用苔藓，或者通过空心的芦杆吹着绘画。
在阿尔塔米拉，还发现了最好的马格德林期的艺术，找到了以动物脂肪绘成的赭色蜡笔画。这些绘画是极其小心地在幽暗之处画成的，那里日光几乎透不进去，只能用人工照明。而在那里也发现了若干盏石制的灯。洞顶上的绘画表明，当时使用了脚手架的形式。
不少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洞穴绘画也许曾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用符咒震慑野兽以便捕捉；早期人们也许还相信通过绘画这一媒介，在狩猎时，勇猛和力量会传递给他们。
不过，这些绘画也可能是用来教授年轻的狩猎者们如何捕杀的：许多画表现了长矛刺入一只动物最脆弱部位的情景。
这些壮观的图画最迟的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绘成。当最后的冰原大片消失时，气温转暖了，因而马格德林期的人离开了他们的洞穴，到空旷之处生活。在随后的4000年中，他们的后代逐渐适应了大大变化了的环境。渐渐地，他们学会了种植，然而糟糕的是，他们失去了美术上的技能。
4.云层里的城市：蒂亚瓦纳科
在西班牙征服者蹂躏南美洲西部之前的很久——事实上，甚至在印加帝国崛起之前——蒂亚瓦纳科（玻利维亚）这座神秘的城市就已成为废墟了。它的居民早已销声匿迹，惟有那些坍塌的遗址表明那些建筑者的技艺。他们修建的石头城高耸云层。
蒂亚瓦纳科在的喀喀湖南面，此湖高出海平面大约40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之一。它位于玻利维亚到秘鲁的边界之间。这个湖泊的繁盛期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1世纪，居住者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对他们，我们所知的几乎全是400年前由西班牙人记录下来的印第安传说。
蒂亚瓦纳科人不曾有过驮兽，没有车子，甚至没有任何滚动的东西，他们仅有一些石制的工具。然而，他们却从一座相距最近的采石场——位于湖对面40千米开外，经崎岖不平的道路将一些巨大的圆石运到城里。这些石块被精确地磨成0.05厘米大小，并建成了一些巨大的、令人难以思议的建筑物。
有许多巨大建筑物的废墟仍兀立在那里。最大的是在阿卡伯纳，这是一座天然的土岗，其正面修建起了砖石建筑，面积有65平方米，高达15米。邻近的卡拉萨沙耶面积为40平方米，其中有堵墙是一块重150吨的石块。其余的建筑面积都比较小。
卡拉萨沙耶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雕刻，它提供了原始的蒂亚瓦纳科文明的一条线索。上面刻着一位面颊上挂着泪的创造神。根据印第安人的传说，这位创造神是位男性。他和追随者们都是白皮肤、蓝眼睛的人，他们大约是于公元500年到达蒂亚瓦纳科的。他们向印第安人传授建筑业、农业以及建造石像等技艺。
传说大约在500年后，从海岸上来的印第安人侵入了蒂亚瓦纳科。大多数白人都遭到了屠杀，但他们的领袖和另一些人逃到了海边，并乘船穿过了太平洋。
另一条线索是卡拉萨沙耶附近的一尊男性雕像，有常人的两倍大。在这位当今应被称为主教的人的手中，握着一件看上去像是书的东西，而在西班牙征服者们于16世纪初到达南美洲时，那里尚不知书籍为何物。
根据这些线索和传说以及考古学方面的证据，科学家们描绘出了蒂亚瓦纳科历史的大致轮廓。这是由两部分外来者构成的。当第一批人大约于公元500年到达时，这里已存在着一种原始文化。这些新来的人大概是一种先进文明的和平使者，他们教授当地人一些新的技艺。在200年中，蒂亚瓦纳科的影响扩展到了广大的区域，从厄瓜多尔到阿根廷西部，也影响了秘鲁的海滨地区。
大约在公元1000年，第二次入侵的波浪则毁灭了这座城市，这个帝国在废墟中湮没了200年，直到印加人在横跨大陆的征服行动中才重新修建了它。
无人知晓那些使蒂亚瓦纳科跃进到文明高度的白皮肤外来者的身份，或者他们是于何时消失的。对此，有许多种看法。
在公元前很久，腓尼基人便乘船驶向了大西洋，于公元前500年移居到了加那利群岛。他们可能到达过巴西，而其后裔穿越了大陆前往安第斯山脉。公元前380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西奥庞普斯描述了在直布罗陀以西的一个巨大的岛屿，可能是一位腓尼基船长告诉他南美洲的。
根据爱尔兰民间传说，圣布伦丹于公元6世纪穿越了大西洋。没人能确定这位圣徒是否访问过南美，然而爱尔兰的修道士们都是些勇敢的航海者。他们乘着用兽皮和柳条制成的小船，至少航行到了冰岛和格陵兰。那位手里拿着一本《每日祈祷书》的虔诚的主教，以及那位悲伤的创造神，难道只是印第安人想象出来的吗？
不过，从亚洲登上南美的西海岸要比从欧洲便利得多。中国的编年史上记载着公元500年由一些佛教徒进行的一次航海。他们穿过太平洋到达了遥远的另一片陆地。有些迹象表明，大约在1100年，有艘日本渔船登上了厄瓜多尔的海岸，可能是风暴将它吹离了航线。中国人比那些日本人领先了600年，并且是有意识地计划好了这次航行。那位主教也许曾经是一位佛教徒。
有一种颇吸引人的理论，是由挪威的索尔·海尔达尔提出的。它不仅说明了那些白人何时来到和离开蒂亚瓦纳科，而且也说明了他们可能的来源。他的这一设想是有历史根据的。
据说大约在1480年，一位印加国王和他的军队曾作过一次远洋航行。他们乘着用美洲轻木（一种生长在安第斯山脉的轻木）制成的木筏通过了太平洋。在远古时代，沿海的印第安人就使用过这种木筏。海尔达尔建造了一只美洲轻木筏子，驾着它从秘鲁的卡亚俄向西驶到了大洋洲塔希提岛附近的卡罗依尔岛。他以此来证明蒂亚瓦纳科人是如何逃到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为了说明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他指出，在那些石像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屿的建筑物及蒂亚瓦纳科的建筑物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970年，海尔达尔建造了一只用纸莎草芦苇扎制的船，类似于古埃及人使用过的那种。他乘着这只小船从北非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穿过了太平洋。他以这次大胆的航行说明那些人在古时候就已到达过美洲。他们先是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尔后迁移至南美洲。目前一般认为，文明是从中美洲带到南美洲的。
倘若海尔达尔是正确的，那么，是这些外来的白人建造了那座云层里的城市——这些东半球的人有足够的勇气乘着芦苇扎成的船和木筏漂洋过海。
5.美索不达米亚的遥远文明
约公元前4000年在希腊语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者，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已经产生了文明。大约公元前3000年，两河之南的苏美尔人已经建立了数以十计的城邦，这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人类最早的文明。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曾被人遗忘，直至19世纪的考古发掘才为世人所重知。19世纪，德国哥丁根大学希腊文教授格劳特芬德，花费许多年读懂了波斯石刻上的40个楔形文字中的8个字，并运用这8个字读出了石刻上3个国王的姓名。1835年，英国人亨利·罗林生以同样的方法，释读了那8个字，此后，又释读了贝希斯敦石崖上的碑文。1848年至1879年，欧洲人在原亚述首都尼尼微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发掘，挖掘出了2万多片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和各种文物5万多件。这些重大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根据考古资料推断，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字体系源于苏美尔。约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苏美尔人创造了图画式文字。但是，这种文字有它的局限性，只能表达某种具体事物，无法表示抽象的概念。公元前3000年代，这种文字发展成为楔形文字。因为苏美尔人通常用平头的芦竿在未干的软泥版上印刻出字迹，所以它的笔迹非常自然地都呈楔形。最初，苏美尔人把楔形文字刻成直行，自左上方下行。后来为书写得更清晰和避免已写出的文字受损，书写的方式改为每行由左至右，各行自上而下。
楔形文字是由一个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组成的集合体，总计约350个。它的结构相当复杂，在阿卡德时代应用的领域日渐拓宽。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兴起后，楔形文字不仅是实体事物的记录，也发展成为供宗教、历史、文学、法律等方面使用的文字。它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很大，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都先后采用楔形文字表达自己的语言。
两河流域很早就有了文学作品，在苏美尔时期，文学作品以诗作为多。作品的主题大多是礼赞神祗、英雄和君王，具有宗教和神话的性质。例如，苏美尔人有一则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后来被犹太人吸收编造了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再现在《圣经·旧约全书》的《创世纪》中，后经基督教的宣传，诺亚方舟的故事广为流传。
在巴比伦时代，大部分文学作品采用阿卡德语，但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主题与情节和风格仍是苏美尔时代的，无非已经过加工雕琢，增加了新的风采。
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反映阶级矛盾、寓意深刻的佳作，如《主人与奴隶的对话》描写了主人和奴隶就12个问题进行的简短对话，揭示了在奴隶制度下奴隶无法生存的哲理。
自然科学在古代两河流域已有发展，早在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天文学就已产生了。苏美尔人在观察月亮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编制了太阴历。他们把两次新月出现的期间作为一个月，每月包括29天或30天。又根据月的圆缺和季节变化，分一年为12个月，6个月为29天，6个月为30天，每年354天。它比太阳年（365日5时48分46秒）短11天多的时间，为此设置闰月加以调整。古巴比伦时期，人们已能将肉眼看到的星体绘成星图，能够把恒星和五大行星区别开来，还观测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视运动轨道——黄道。以后，巴比伦人又区分出黄道上的12个星座，绘出黄道12宫的图形。新巴比伦时代，人们能够预测日蚀、月蚀和行星的会冲现象。同时，人们又以7天为一周，分别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星的名字作为星期日至星期六的名称。置闰的方法也在进步，至公元前6世纪后期，巴比伦人已先后有了8年3闰和27年10闰的规定。然而，两河流域的天文知识是与占星术紧密相连的，带有许多迷信的成分。
在苏美尔时代，人们对1至5的数字已有了专门的名称，对“10”这个数也有了特别的符号。在巴比伦时代已兼用10进位和60进位，并把60进位法用于计算周天的度数和计时，如周天的度数为360，1小时为60分，1分为60秒等。古巴比伦人已经掌握四则运算、平方、立方和求平方根、立方根的法则，还会解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式。他们得出的圆周率常数为3与今天使用的圆周率非常接近。总之，两河流域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的成就不仅对当时各国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希腊、罗马产生了影响。以7天为一周，分圆周为360度等，直到现在仍在沿用。
在建筑艺术方面，约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苏美尔地区就存在多级寺塔的建筑。由于两河流域石材匮乏，这种寺塔都用生砖（土坯）筑成，下面的几级都没有内室，实际上是一层层台基，只有最上一层才有一个小神庙。这时已经存在砖砌的拱门和圆柱。苏美尔·阿卡德国家形成以后，又有了王宫建筑。苏美尔人发明的拱门、拱顶和穹窿结构经常用于陵墓和房舍建筑，这极大地影响了两河流域地区的建筑。
亚述帝国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王宫建筑，王宫建筑在高大的台基上，有许多宫室和附属建筑。王宫大门两边墙上有一些人面兽身的浮雕，门口还有一对3米或4米高的人头、狮身、鹫翼、牛脚的雕像。王宫墙壁上装饰着许多浮雕，一般都表现国王出征、狩猎和宫廷生活的题材。亚述人喜欢塑造临危不惧、冷静果敢的猎手、陷入绝境而凶相毕露的狮子、身受重伤仍垂死挣扎的野兽。这些浮雕中的人物一般表现得比较呆板，而动物则刻画得生动逼真。新巴比伦时期，城廓和王宫修筑得更加壮丽。主要城门两边和王宫墙壁上都用彩色琉璃砖镶出种种动物的图案。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建筑是王宫里的“空中花园”，它实际上是一座土台，最高处达25米。由于两河流域的建筑多用砖、土为材料，所以不能像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那样坚固耐久，长久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