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远不止是对自己父母和祖辈的尊重和顺从，在中国，在日本，都是如此。就说对孩子的照顾吧。西方人把它说成是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使然，而东方人则说那是出于对祖先的孝敬。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人给祖先报恩的方式，是把他自己曾经受到过的照顾转移到孩子身上。日语中没有表达“父亲对孩子的责任”的说法，所有这样的义务都被包含在对父母及其父母的孝道中了。孝道要求一家之主承担各种各样的责任：抚养孩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年幼的弟弟，关注家业的管理事务，给需要帮助的亲戚提供庇护，以及数以千计的天天都几乎一样的义务。日本的家庭是高度组织化的，具有很大的限制，这使人们尽义务的对象的数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如果儿子死了，那么父母有义务挑起抚养他的遗孀和孩子的担子；同样，如果女婿死了，在特殊情况下，父母也有义务给成了寡妇的女儿及其子女提供庇护。不过，你没有义务收留成了寡妇的侄女或外甥女。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你是在履行一项完全不同于平常的义务。抚养并教育自己的孩子绝对是你的义务。但是，如果你要教育侄子，那你要按照习俗让他合法过继给你，成为你自己的儿子；如果你让侄子保留其原来的身份，那你就没有义务教育他。
对于辈分小的亲戚，哪怕是入不敷出的直系亲属，孝道也不要求你带着敬意和爱心去帮助他们。在家族内部，年轻寡妇被叫作“冷饭亲戚”，意即，她们只能吃冷饭，对家里任何人都要点头哈腰、随叫随到，必须接受有关她们的事务的任何决定，还得显得心悦诚服。她们连同她们的孩子，都是家里的穷亲戚；在特殊情况下，她们的日子会好过些，那可不是因为一家之主出于义务优待她们。兄弟之间也不是生来就要履行相互帮助的义务，当兄弟俩都彼此势如水火，哥哥只要尽到对弟弟的义务，就往往会受到表扬。
最大的反感发生在婆媳之间。儿媳妇嫁到家里来时是个陌生人，她有义务了解婆婆喜欢别人怎么做事，然后学着去做。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相当明确地采取这样的立场：那小媳妇根本配不上她的儿子。在别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她对儿媳妇怀着相当厉害的嫉妒。但是，正如日本人所说的：“儿媳妇固然可恨，但能生出一个个可爱的孙子，因此孝道始终存在。”表面上看，小媳妇一味地低眉顺眼，但一两代之后，这些温和而娇滴滴的小媳妇也会熬成婆婆，变得跟她们自己的婆婆一样，吹毛求疵，苛求别人。在小媳妇阶段，她们不会表现出侵犯的本性，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而真的变得温文尔雅。到了晚年，她们会把积攒得太重的怒气，转而撒到她们的儿媳妇身上。当今的日本女孩会公开谈论说，不嫁给某家的嗣子有大大的好处，因为那样的话，她们不必跟颐指气使的婆婆生活在一起。
“尽孝”未必就能得到家人的爱。在有些文化中，尊老爱幼是大家庭道德教条的关键，但在日本却不是。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说：“正是因为日本人看重家庭，所以他们唯独不看重家庭成员的个性和相互之间的纽带。” 当然，这话并不在任何场合下都正确，但使我们了解了基本的情形。日本人强调的是义务，是还债。年长者责任重大，不过，他们的责任之一是监督年轻人做出必要的牺牲。纵使年轻人讨厌这么做，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必须服从年长者的决定，否则，就是没有尽到义务。
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明显的怨恨情绪，这是日本孝道的典型表现，这一现象在另一项重要的义务即效忠天皇中是不存在的。日本的政治家们谋划得很好，他们把天皇奉为圣上，使他远离乱糟糟的现实生活。在日本，只有这样，天皇才能有效地让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抛开分歧，共同为国家效力。他还不足以被当作国民之父，因为在家庭中，他虽然要履行各种各样的义务，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能“并不高”。天皇得是圣父，摆脱了所有世俗的挂虑。忠是最高的美德，它要求子民忠于天皇，必须成为就某种狂热的崇拜，而对象是一位幻想出来的好父亲，他与尘世虽然有接触，但出淤泥而不染。明治时代早期的政治家们去西方列国考察之后，写道，在那些国家，历史都产生于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对日本精神而言，这是不足取的。他们回国后，在宪法中写道，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对大臣们的任何行为都不负责任。天皇是日本人团结的最高象征，而不是担当职责的国家首脑。在差不多7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天皇一直都不是实际统治者，他就很容易在后台发挥永久性的作用。明治政治家们所需要的，只是在所有日本人的心中种植一种无条件的最高美德，那就是忠，而尽忠的对象就是天皇。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忠曾经是对世俗首领，即将军所尽的义务。漫长的封建历史告诫明治政治家们：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需要做的，是让日本人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在那7个世纪中，将军一直是大元帅和行政首脑。人们虽然忠于他，但针对他的最高统治权和生命的阴谋也频繁出现。忠于他常常与其他义务发生冲突，那些义务的对象是封建领主。而忠的等级越高，其强制性往往越弱。毕竟，对自己领主的忠是基于那些面对面的关联，相比而言，对将军的忠很可能是冷冰冰的。在动乱时代，扈从们也会为推翻将军的宝座而战斗，从而拥立他们自己的封建领主，来取代他。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与德川将军幕府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他们的口号是忠于天皇，而天皇隐居在影子似的背景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描画天皇的轮廓。明治维新的胜利属于这帮人，正是忠的对象由将军到象征性的天皇的转变，使他们有正当理由用“复辟”一词来称呼1868年的那场维新运动。天皇依然隐居着。他把权力授予阁僚，但自己既不管政府，也不管军队，从不听政。继续掌管政府的，是同样的一群咨议，他们都是上选之士。真正的巨变发生在精神领域，因为忠变成了每个人对圣主的报恩——他是最高祭司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
当然，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平稳过渡到天皇，是因为一个古老的传说帮了忙。根据那个传说，天皇家族源于天照大神（太阳女神）。不过，这种靠神话来宣称君权神授的说法并没有像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日本的知识分子当然完全拒斥这样的说法，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质疑忠于天皇的口号；普通群众倒是接受天皇乃神裔的说法，但他们所想的和西方人所理解的并不一致。“Kami”往往被翻译成“神”，但它的本义是“头儿”，即等级制的顶峰。在人和神之间，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划就一道鸿沟，任何日本人死后都会变成神。在封建时代，忠的对象一直是等级制中的首领，而他们根本不具备神性。在忠的对象向天皇转移的过程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的，是独一无二的皇室所建立的王朝，在日本整个历史上，它一直绵延不断。西方人会抱怨说，这种延续性是愚弄人的说法，因为日本的皇位继承规则跟英国、德国的都不一样，但这种抱怨是无用的。那些规则是日本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皇位的更替历来都不曾间断。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上，存在过36个不同的朝代。日本则不是，他也有过各种变迁，但从未曾把他的社会结构撕成碎片，其模式是恒久的。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00年里，那些反对德川幕府的势力所利用的，正是这一论点，而不是天皇神裔说。他们说，大家要尽忠的对象应该是那个站在等级制顶点的人，那就是天皇，别无他人。他们把他打造成了整个国家地位最高的祭司，但那个角色未必意味着神性。这比说他的家族源于某位女神更加管用。
近代日本做出了种种努力，要把忠的对象人性化，并特别地指向天皇本人的形象。明治维新之后的第一个天皇是一个自重的人，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他轻而易举地变成了臣民心目中具有个人品格的国家象征。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天皇不常在公共场合露面，每次出场都会安排各种崇拜仪式。民众被组织起来，当他们向他鞠躬时，不会发出任何声响，甚至不会抬眼正视他。所到之处，二层以上的窗户全都关闭，因为没有人可以从高处俯瞰天皇。他与高级幕僚之间的来往也同样等级森严。这倒不是说他召集群臣议政，而是只有那些享有特权的阁僚才能“拜谒”他。关于那些引起议论的政治问题，他不会颁布诏书。他的诏书都是关于道德或节俭方面的问题；有时，它们被赋予里程碑的意义，表明某个问题已经解决，从而需要出安民告示。在他驾崩时，整个日本成了一座庙宇，崇拜者会抛开自己的一切事情，专心为他祈祷。
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天皇被打造成了一个象征，被安置在国内一切有争端的领域之外。正如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在所有党派政治之上、之外，因此，天皇是“不可侵犯的”。我们在升旗降旗时会肃立在旗帜周围，举行某种仪式，我们认为，那种仪式用在任何个人身上都是极为不当的。然而，日本人完全是在利用那个最高象征的人性特征。他们可以爱戴他，而他也会有反应。当他们听说“他顾念国民”时，会被感动得惊喜若狂。为了“让他宽心”，他们愿意献出生命。日本文化的根基完全是人际关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作为忠诚的象征，天皇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国旗。教师们在受训时，如果声称人的最高义务是爱国，他就及不了格，他得说要身体力行地报答皇恩。
“忠”在臣民和天皇之间产生了一个双重体系。臣民们向上直面天皇，没有任何中介；他们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让他宽心”。然而，臣民们在听取天皇的命令时，却要依赖站在他们和天皇之间的各种中介。“这是天皇御令”这句话本身就能激发忠心，可能比任何其他现代国家所能激发的更有力。罗里描述过和平时期日本军队演习中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军官带着一个团出发，下令说不经他的许可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军队在训练时就特别强调，要能在困难条件下不间断地行军，一走就是五六十英里。这天，有20个人因为干渴和脱力而倒在了路上，有5人死亡。当人们检查这些人的水壶时，发现一点都没有动过。那军官下命令时说“这是天皇御令”。
在内务管理中，从丧事到纳税，“忠”制约着一切事宜。税吏、警察和地方征兵官员都是工具，臣民通过他们向天皇尽忠。日本人认为，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所受的最高恩典——皇恩的报答。这与美国的社会习俗形成无比鲜明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的法律——从街头停车时灯光的使用到所得税的征收，都会引得民怨沸腾，被认为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事务的干涉。联邦法规会受到双倍怀疑，因为不仅干涉个人自由，还干涉各州制定本州法律的自由。这些法规让人感觉是华盛顿的官僚集团强加到人民头上的，许多国民认为，反对那些法规的呼声再高，也不为过，因为那是出于自重，是正当的。日本人因此而断定，我们美国人都无法无天。我们则断定他们是没有任何民主思想的顺民。更准确的说法是，与两国民众的自重心相连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国家，自重心取决于各自管好自己的事儿，而在日本，它取决于对自己信赖的恩人的回报。这两种做法都有其难处。我们的困难在于，很难让民众接受法规，哪怕是一些对整个国家有益的法规；他们的困难在于，无论怎么说，人的整个一生都被人情债的阴影所笼罩着。每个日本人可能在某个时刻都曾想方设法不去违法，当别人对他有所要求时，他又能巧妙地绕过去。他们还会欣赏某些形式的暴力、直截了当的行为以及私人之间的报复，而美国人一般不会。但是，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任何可能被强调的限制条件，但它们还不足以让人们怀疑“忠”对日本人的控制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忠”在全世界表现出了它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运作效力。许多对日本有体验和了解的西方人都曾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他们坚持说，谁要是幻想那些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群岛上的日本军队会和平地交出武器，那他就太天真了。许多日本军队在驻扎地不曾吃过败仗，而且他们相信，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也布满了要拼命到底的人。而占领军的先头部队必然是小规模的，在他前进到海军炮弹射程之外的时候，就要冒被屠杀的危险。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是好战的民族。美国分析家在评估局势时肯定没有想到日本人的忠君思想。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一发，战争就停了。在他的声音上电台之前，激烈的反对者在皇宫周围设下了一道警戒线，力图阻止电台播放诏书。但是，诏书一被宣读，就被接受了。无论是在满洲里或爪哇的前线指挥官，还是在日本国内的东条英机，没有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我们的军队在机场降落后，受到了礼貌的欢迎。有一位外国记者写道，上午他们降落时，手指可能还勾着小型武器的扳机；但是，到了中午，他们就把武器扔在了一边；到了傍晚，他们就在购买小商品了。通过遵守和平的方法，日本人“让陛下宽心”了。就在一周前，他们还在宣誓，为了“让陛下宽心”，他们要奋不顾身地击退野蛮人的进攻，哪怕手里只剩下竹矛。
这样的忠心并没有什么神秘，只是有些西方人不承认，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非常多变的。有人曾预言，要想停战除非把日本灭了，别无选择。也有人预言，只有当自由派掌握了政权，推翻了政府，日本才可能自救。假如一个西方国家倾其所有进行一场全民支持的战争，那么这两种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他们的预言错了，因为他们把根本上属于西方的行动方针加到日本头上。在和平占领几个月之后，还有一些西方预言家认为，这是全盘皆输，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打败了。”这是很好的西方社会哲学，其基础是关于正确和恰当的西方标准。但日本不是一个西方国家，他没有用上西方国家的杀手锏：革命。他也没有用暗地里搞破坏的方法，来反抗敌方的占领军。他用的是他自己的力量：在他的战斗力被击垮之前，他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的巨大代价说成是“忠”。在他眼里，这一大规模的报恩行为换取了他最看重的东西：他有权说，这是天皇下的命令，哪怕那是投降的命令。哪怕在失败时，日本的最高法则还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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