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是债，必须还。但是，在日本，一谈到报恩就被看作是堕落到了另一种与“恩”全然不同的范畴。日本人发现，在我们的伦理学中，在我们的诸如“责任”和“义务”这样的中性词汇中，往往混淆这两个道德范畴。正如我们会觉得，某个部落中的生意经是非常奇怪的，因为那个部落在金钱交往中所使用的语言不分“借方”和“贷方”。对日本人而言，称作“恩”的，是原有的、常存的债务，与“报恩”是两回事；后者是主动的，有如绷着的弓弦，要用一整套其他的概念来解释。受恩不是美德，而报恩是。美德始于你全力以赴的感激行为。
要想理解日本人的所谓美德这回事，我们必须牢记把他们的那套伦理与金钱交易进行类比，并且想到，在美国，实物交易中如有欺诈行为，后面就会面临一系列的制裁，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把人牢牢控制住，当某人拿了不属于他的东西，我们不会考虑环境因素而减轻对他的处罚。我们不允许一个人仅凭一时冲动来决定他是否去银行还款。借方要对他所借的本金负责，同样要对自然产生的利息负责。我们认为，爱国或爱家与这一切截然不同。在我们看来，爱关乎心灵，最好是无条件奉献的。爱国的含义是要把国家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爱国主义被认为是唐·吉诃德式的狂想，在美国被敌军武装攻击之前，它与人类易于堕落的本性是不相容的。日本人的伦理有一个基本原则，即男男女女生来就受了父母的大恩大德；我们美国人没有这样的原则，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同情并帮助需要帮助的双亲，不应该殴打妻子，应该给孩子提供生活保障。但是，我们对这些行为不能像对债务一样斤斤计较，也不能指望它们像做成生意那样得到回报。但在日本，它们几乎被看作美国人心目中的还钱行为一样，其背后的制裁也很严厉，相当于在美国你有能力还分期付款的本金和利息，而故意不去还时所受到的制裁。它们不是那些只在危急关头才必须注意的事情，诸如宣战或父母病危等。他们是一直跟着你的影子，就像纽约小农担忧其抵押贷款，或华尔街的金融家在卖空之后要紧盯市场的攀升一样。
日本人把“恩”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规则，有的报恩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有的则在数量上与所受的恩相当，而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有期限。无限的报恩叫作“义务”，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永难报恩于万一。”日本人的义务又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报答父母的恩，叫“孝”；W报答天皇的恩，叫“忠”。这两种义务都是强制性的，是日本人普遍的命运。事实上，日本的初级教育被称为“义务教育”，因为没有任何其他词能如此准确地表达“必须”之意。生活中的一些偶然事件可能会更改义务的细节，但义务是自动加在所有人身上的，而且超越于所有偶然的情境。
日本人的义务及相应的报答包括：
1.恩：被动招致的义务。“受恩”“负恩”的“恩”都是被动接受的义务。
皇恩，受于天皇的恩。
亲恩，受于双亲的恩。
主恩，受于主子的恩。
师恩，受于老师的恩。
还有一生中与各色人等接触时所受的恩。
注：所有这些对某人有恩的人都成了他的“恩公”“恩人”。
2.报恩。向恩人还债，有报恩的义务，这样的义务被认为是主动的报答。
A．义务。只能部分偿还，永远不可能全部还清，而且没有时间限定。
忠，对天皇、法律和日本国的义务。
孝，对父母和祖先的义务（连带着对子孙的义务）。
任务。对自己工作的义务。
B．情义。这样的人情债被认为是必须偿还的，而且在数量上要与所受的好处相当，在时间上则有限定。
（1）对社会的情义。
对君主的义务。
对姻亲的义务。
对非亲属的义务。由所受之恩而定，如送钱、好意、送工（作为工作互助的一种形式）等。
对并非近亲的义务（如姑妈、叔父、堂兄、侄子等），并不是因为受恩于他们，而是因为来自共同的祖先。
（2）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相当于德国人说的“名誉”。
当一个人的名声受到侮辱或因为失败而受到损失，他就有洗刷名誉的义务，如报复世仇家恨的义务。（注：这种算账行为不算是侵犯。）
一个人有不承认自己专业上的失败或无知的义务。
一个人有义务遵守日本的各种礼节，即观察所有表示尊敬的习惯做法，不要超越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属的地位，在不恰当的场合克制自己情绪的外露，等等。
这两种形式的义务都是无条件的。日本人把这些美德极端化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对国家尽忠和对家庭尽孝的义务概念与中国的不同。从公元7世纪之后，日本人不断地借鉴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本是中国字。但是，中国人没有提倡说，这些美德是无条件的。中国人假定了一种超越一切的美德，它是忠和孝的条件，那就是“仁”，它往往被翻译成“仁慈”；不过，它几乎意味着西方意义上的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就有正当的理由起来反对他。“仁”是忠的前提条件。皇帝及百官是否能保住职位，取决于他们是否施行仁政。中国的伦理把“仁”用做所有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日本人从未曾接受中国的这一基本伦理准则。朝河贯一是日本的一位大学者，他谈到中世纪时期两国的这种对比时，说：“在日本，因为这些观念与天皇制明显不相容，所以一直没有被全面接受，哪怕仅仅作为理论也没被接受。” 实际上，在日本，“仁”成了一种非法美德，失去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被彻底降格了。在日本，“仁”被读作“jin”（写法跟汉字一样）。事实上，哪怕是在社会最高层，“行仁”或“行仁义”也远不是一种需要具备的美德。它已被日本的伦理体系所摒弃，成了某种法外的东西。除非让自己的名字列入慈善捐赠名单，或者对罪犯施与仁慈，“行仁”才可能是一种值得赞扬的行为。但它完全是职责以外的事儿，意即，不是必备的品德。
说“行仁义”是“非法”行为，还有一种含义，即它在不法分子中是一种美德。在德川时代，那些抢劫杀人的盗贼和暴徒就是把“行仁义”看作是一种荣耀——他们都身佩单刀，以与横行霸道的武士有所区别。当某个不法分子请求另一个他不认识的不法分子窝藏自己，后者为了确保此人的同伙将来不会找上门来报复，就会给他提供庇护，于是乎被认为是“行了仁义”。在近代日本，“行仁义”的用法更等而下之了，频繁地出现在关于要受处罚的行为的讨论中。日本的报纸会说：“普通工人，仍然在‘行仁义’，他们必须受到惩罚。警方应该关注这种行为，应该取缔这种在日本的犄角旮旯里依然盛行的‘仁义’。”他们指的就是那种“盗贼中的光荣行为”，它在惯于敲诈勒索的黑帮世界里是很盛行的。在近代日本，有些小工头像世纪之交美国码头上的意大利籍工头一样，与没有技术的劳工订立契约，建立非法关系，把他们租出去，以获取利益，并因此而发财。在日本，这样的行为被说成是“行仁义”。中国的“仁”这一概念降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日本人彻底篡改了并且贬低了这一中国伦理体系中的重要美德，又没有用其他能成为“义务”的条件的概念来代替它。于是，在日本，“孝”成了一项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哪怕那意味着要赦免父母的罪孽和不公。只有当它与忠于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会被取消；某人的父母哪怕不足取，哪怕破坏他的幸福，他也不能不尽孝。
在一部近代日本电影里，一位母亲偶然看到一笔钱，那是她已经成婚的儿子从乡民那儿筹集来的；那儿子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那笔钱是要用来去赎取他的一个小女生的。那女生的父母因为荒年挨饿，所以想把她卖到妓院去。那母亲经营着一家属于她自己的有名的餐馆，并不缺钱，但还是从儿子那儿偷了那笔钱。她儿子知道是她拿的，但不得不自己扛起这罪孽。他妻子发现真相后，留了张纸条，把丢钱事件的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带着孩子投河自尽了。随后大众都知道了这事，但这桩悲剧中母亲的罪责却没有得到追究，甚至没有受到传唤和质询。那儿子尽了孝道，然后离开家乡，独自去了北海道，打造自己的性格，目的是让自己强壮起来，以应对将来出现类似的考验。他是个秉有美德的英雄。作为美国人，我的显而易见的裁决是：应该为这个悲剧负责的，是偷钱的母亲。我的日本朋友却极力反对我的裁决。他说，孝道往往跟其他的美德冲突，假如作品中的主人公足够明智，他可能会找到一种妥善的方法，不至于失去“自重”。但是，假如他责备他母亲，哪怕只是在心里责备，他不可能不失去“自重”。
小说和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尽孝的义务，年轻男子在结婚之后，就要承担这些沉重的义务。除非是在某些“摩登”圈子里，一般可敬的家庭都会想当然地以为，要由父母给儿子选定媳妇——往往是通过媒人的牵线搭桥。考虑什么样的媳妇才是好媳妇的，主要是整个家庭，而不是儿子本人，这不仅是因为婚姻与金钱交易有关，而且是因为那媳妇将被列入家谱，并且通过生育儿子使香火绵延。媒人的习惯做法是：给两个年轻的男女主角安排一次见面的机会，但并不交谈。他俩似乎是偶然撞见，但有双方父母在场。有时，父母会为儿子选定一门有利的婚姻，在那样的婚事中，女方父母会在金钱上获利，男方双亲则可与某个有清誉的家庭联姻。有时，他们决定选择某个女孩，是看中她本身具有的某些能让人接受的品质。善良的儿子因为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不可能对他们的决定表示疑问。结婚之后，他要继续报恩。如果他是家业的继承者，那么他要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众所周知，婆婆一般不喜欢儿媳妇。她总能找出儿媳妇的各种各样的毛病，哪怕年轻的丈夫跟妻子在一起很幸福，只要能跟她厮守，就别无所求，但婆婆还是可能把她赶走，破坏这姻缘。日本的小说和个人传记中，妻子和丈夫的痛苦都会得到强调。循规蹈矩的丈夫因为要尽孝，会服从母亲解散婚姻的要求。
有位“摩登”日本妇女现住在美国，她曾把一个怀孕的小媳妇带到自己在东京的住处，那小媳妇是被婆婆逼迫离开自己痛苦的丈夫的。她身体病了，心也碎了，但她没有责备自己的丈夫。渐渐地，她对自己即将生下来的宝宝有了兴趣。但是，在孩子出生时，那婆婆在一声不吭、唯唯诺诺的儿子的陪同下，赶来要抢孩子。孩子当然属于夫家，所以婆婆把他带走了。然而，婆婆随即把孩子送到了孤儿院。
所有这一切都包括在孝道之内，都是子女应当还给父母的人情债。在美国，这样的故事会被看作是外人干涉个人幸福权利的例子。由于日本人把那种人情债视为基本前提，他们不会想到这种干涉是“外面的”。日本的这类故事很像我们美国的一类故事，后者讲述的往往是老实人通过难以置信的个人努力，还清债务。美国故事讲述的是真正的美德，如某些人争取自重的权利，或竭力证明自己足够坚强，以承受特别的人生挫折。这样的挫折尽管能磨炼美德，但自然会留下怨恨痕迹。亚洲关于“可恨之物”的谚语值得我们好好注意。比如，在缅甸，依次分别是“火、水、贼、官僚和恶棍”，而在日本，则是“地震、雷霆和老人（一家之主、父亲）”。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同，不包括几百年前的列祖列宗，或由祖上传承衍生而来的庞大家族。日本人只崇拜晚近的先辈。墓碑上的文字必须年年重写，以保其前后一致。当活人不再记得某位祖先，他的坟墓也就被忽略不计了，家里的佛龛中也不会再保留其牌位。日本人着重尽孝的，只是那些被活人记得的先辈，他们关注的是现时现地，没有兴趣进行抽象思维，也没有兴趣构建不在眼前的物体的形象；对此，许多作家都曾做过评论。日本的孝道与中国的正好形成对比，可算是对那些评论的另一个例证。然而，日本孝道最重要的实际意义在于，它对活人中的尽孝义务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