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常说，“最难承受”的是情义。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正如他必须报答义务一样，但情义是一套与义务不同的义务。在英语中，不可能找到相应的概念；在世界各类文化中，人类学家发现了许多种奇怪的道德义务，而日本的情义是最奇怪的。它只属于日本。忠和孝，中国也有；尽管日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一些改造，但它们跟其他东方国家所熟悉的一些道德规则相似。但是，日本的情义既不来自中国的儒教，也不来自东方的佛教。这是日本自有的道义类型，如果不把它考虑进来，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人的行为规则。如果不经常谈到“情义”，日本人就不可能谈论动机、名誉以及他们在自己国家所遭遇到的困境。
对西方人来说，“情义”包括一系列相互差异极大的义务类型，从酬谢旧恩到复仇。毫无疑问，日本人并不曾力图向西方人解释“情义”为何物。他们自己编的日语词典几乎无法对它下定义。其中有一部词典的解释——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不情愿做的事，目的是免得日后因为不做这事而要向社会道歉。”这样的解释会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不过，“不情愿”一词表明，“情义”不同于“义务”。义务加在人身上的要求无论有多少，无论多么困难，至少有一些义务的对象是在近亲范围内，或作为国家、生活方式和爱国主义的象征的统治者。一个人之所以要对这些人尽义务，是因为他一出生就跟他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他的顺从行为可能是不情愿的；但是，“义务”从未曾被定义为“不情愿”的行为。而“报答情义”则总是让人不舒服。在“情义圈”中，欠人情的难处是最大的。
情义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我称之为“对社会的情义”，其本义是“偿还情义”——即向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种我称之为“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是保证自己的名声和名誉不受任何诋毁和玷污的义务，有点像德国人所说的“荣誉”。“对社会的情义”可以直接描写为履行契约。这与“义务”恰成对照，后者给人的感觉是履行人们生来就要承担的某些义务，其对象是亲人。因此，“情义”涉及对姻亲家属的所有义务；而“义务”只涉及自己这方的直系亲属。岳父和公公称为“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和婆婆称为“情义上的母亲”，婚姻关系上的兄弟姐妹则称为“情义上的兄弟姐妹”。这套称谓法既适用于配偶的亲属，也适用于亲属的配偶。日本人的婚姻当然是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他们一辈子都要向对方家庭履行这种契约关系所带来的义务，这叫作“为情义出力”。安排这种契约关系的是父母，所以对父母一代的“情义”是最沉重的——小媳妇对婆婆所要尽的情义是重中之重，因为，正如日本人所说的，新娘是去一个并非她的出生之地的家庭里去生活。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义务有所不同，但也很可怕，在他们穷困时，他可能得借钱给他们，还必须负担其他契约责任。正如某个日本人所说的：“如果一个成年男子为他自己的母亲做事，那是因为他爱她，所以不是什么‘情义’。当你心甘情愿做事时，你就不是为‘情义’出力。”人们在对姻亲履行义务时，必须谨小慎微，因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应该避免那种可怕的谴责：“这人不懂情义。”
在“入赘为婿”这样的事上，人们能最最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对姻亲的义务。“入赘为婿”指的是一个男的像女的那样“嫁”出去。当某个家庭有女儿没有儿子，父母便会给其中的一个女儿择婿，以赓续姓氏。入赘者的名字会被从他自己的家谱上消除，转而姓岳父家的姓。他入赘妻家，在“情义”上就隶属于岳父岳母；他死后，也会被埋葬于岳父家的坟地。在所有这些行事方式上，他都和普通婚姻中的女性一模一样。给女儿招婿的原因可能不止自己没有儿子这一项，往往是两方希望双赢的一种交易，有所谓“政治婚姻”者便是。女方家里可能很穷，但是是名门望族；男方就可能带来现金，其回报是上升到更高的社会等级。或者，女方家里可能很有钱，能够供丈夫上学；丈夫受此好处，作为回报，他离开自己家。或者，通过联姻这种方式，女方的父亲或许能为自己的公司与某个未来的合作伙伴建立起联系。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入赘者的情义都非常沉重——这被认为是应当的，因为，在日本，一个男人改变姓氏的行为非同小可。在封建时代的日本，为了证明自己已融入新家，他得在争斗中站在岳父一边，哪怕这意味着杀掉他的亲生父亲。在近代日本，与入赘为婿有关的“政治婚姻”往往会造成这种“情义”的强大的约束，以日本人所能提出的最沉重的枷锁，将年轻人与他们岳父家的事业和产业紧紧联在一起。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种做法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做女婿的怨恨往往很强烈。日本有一句俗话说：“如果你有米三合（约等于一品脱），决不去做女婿。”日本人说，这种怨恨就是因为“情义”。假如美国有类似的习俗，那我们可能会说，他之所以怨恨，是因为“他没法做男子汉了”。总之，“情义”很难履行，一般人都不愿意；因此，在日本人听来，“出于情义”这一说法全然表示的是沉重的人际关系。
对姻亲的义务是“情义”，不仅如此，甚至对叔叔辈和侄儿辈的义务也同样是“情义”。在日本，对这些相对来说不怎么近的亲属的义务不属于“孝道”范畴，这一事实是中、日在家庭成员关系方面的一个差别。在中国，许多这样的亲属，还有比这远得多的亲属，都能共享家族的各种资源；而在日本，这些都是“情义”或者说“契约”关系。日本人指出，这些人从未曾亲自帮助过被叫来寻求他们帮助的人，事情往往如此，所以，帮助他们只是在向共同的祖先报恩。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当然，那是一种“义务”——不过，尽管出于同样的认知，但对远亲的帮助被认为是一种“情义”。一个人在不得不帮助远亲正如帮助姻亲时，会说：“我为‘情义’所缠。”
扈从对主君和战友的关系是传统意义上很重要的“情义”关系，大多数日本人甚至在考虑姻亲关系之前，先要想到这层关系。这是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对他的上级和同侪的忠诚。在大量传统文学作品中，这种“情义”都被广泛赞誉，被等同于武士的美德。在古代日本，在德川家族利用其影响力统一国家之前，它甚至经常被看得比忠还要重要、可贵，因为在那时，忠是对将军的义务。12世纪时，某源氏将军要求某大名交出其庇护的一个敌对领主，那大名的回信至今依然被留存。他为自己的“情义”受到玷污深感恼恨，因此，哪怕顶着不忠的罪名，他也要拒绝将军的要求，不背叛情义。对于“公事”，他写道，“不在我个人控制的范围内，但是，好男儿之间的情义是恒久的真情”，甚至在将军的威权之上。他拒绝“对挚友背信弃义” ，这就是古代日本武士超脱一切的美德，充斥于大量历史传说，那些传说在今天已经传遍日本各地，并被精心制作成了能乐、歌舞伎和神乐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