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道、佛都注意到茶的致清导和的特点，利用茶传播思想，赋予了茶不同的内涵，这为茶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一些研究茶学的学者注意到，表面上儒、道、佛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如佛教强调在孤寂青灯中明心见性，而道家寻找的是空灵虚静中避世超尘，儒家则提倡以茶修身励志积极人世。但在实质上，几家茶道都包容了和与静的精神，体现了儒家主体的中庸思想。
儒家将传统思想引人茶道，提倡自省、友善，建立和谐的生活秩序。宫廷中的茶宴，便是用来融洽君臣关系的；民间的茶会，又是用来融治人际关系的。茶人历来以为茶对“精行俭德之人”最适宜，将茶看做是养廉、励志和雅志的一种手段，提倡“以茶交友”“以茶礼仁”，明确用茶来传播儒家思想。历代茶礼中的主要内涵，都是儒家礼制思想的反映。茶礼讲秩序、仁爱、互敬、友情，与儒家的传统精神完全契合。
诗人们的茶诗，也有相当多的篇幅表达了友情、亲情。如唐代李群玉《答友寄新茗》中的“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予春风酒渴人”；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中的“无由持一盎，寄与爱茶人”；宋代王禹傅《恩赐龙凤茶》中的“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等。也有的茶诗是用于抒发作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的，如宋代欧阳修(双井茶)中的“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蔡襄《试茶)中的“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苏轼《寄周安孺茶》中的“有如刚耿性，不受纤芥触。又若廉夫心，难将微秽读”；沈与求《戏酬尝草茶》中的“待摘家山供茗饮，与群盟约去骄奢”；元代洪希文《煮土茶歌》中的“临风一啜心自省，此意莫与他人传”等。
儒家面对现实，在茶中也念及家事、国事、天下事。而道家的“无为”、避世观，也由茶中体现出来。
人们在分析儒、道、佛三家在茶文化中的功能时说，儒家完善了茶札，道家丰富了茶艺，佛教创立了茶道。这种说法不一定很确切，但这三家对茶学的贡献确实是有所侧重的。道家在以茶自娱的同时，还赋予了茶神秘的色彩，用过分夸张茶效的方式推广茶艺。
道家追求清静无为，重视养生，他们将具有清静内质的茶饮作为修炼的一种方式，是十分自得的结合。道家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茶人，就是南朝时的陶弘景，是个隐居的山中宰相，也是个着名的医学家。陶弘景着有不少医药学着作，包括有从药理认识茶效的内容。明代茶人朱权，晚年崇尚释老，他视茶为养生的媒介，认为饮茶的目的是“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
道士们常以茶与文人们交往，用道法感化旁人，在一些古代的诗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唐人温庭筠有一首《西岭道士茶歌》，诗云：“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这是代道人言，言茶与道契合。又有欧阳修的《送龙井与许道人》，也是代道人言的，诗云：
颍阳道士青霞客，来似浮云去无迹。
夜朝北斗太清坛，不道胜名人不识。
我有龙团古苍璧，九龙泉深一百尺。
凭君汲井试烹之，不似人间香味色。
云游道人得了好茶，他们尝到的香味色与常人都是不一样的。人们得了道人的茶，也以为多了一个与道家沟通的媒介，由茶去揣度道家的空灵世界。明代施渐得了道士所卖的茶，赠与道士一诗，描述了这位贫而乐茶的山人，诗题为《赠欧道士卖茶》，诗曰：“静守黄庭不炼丹，因贫却得一身闲；自看火候蒸茶熟，野鹿衔筐送下山。”不炼丹了却忙于制茶，这是一个爱茶的道人。
有些道人的爱茶，与僧人是不分高下的，虽然他们的假追求有明显不同。
茶道与儒、道、佛三家的关系都很密切，其中又与佛教的关系最为密切。佛教的禅宗，以茶布教，为饮茶的传播与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禅宗的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追求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境界，坐姿端正，“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一坐三月之久。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具有提神益思、少睡静心、生津止渴功效的茶就成了一种非常理想的饮料。佛与茶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后，逐渐与中国文化发生密切联系，佛教徒慢慢由儒士和道家那里学来了饮茶。
《晋书·艺术传》记敦煌人单道开在佛寺修行，昼夜不眠，也不怕寒暑，他用茶作为提神的饮料。南北朝时，许多佛寺都有茶饮。《洛阳伽蓝记》便有这方面的记述。
当然，这时候佛理与茶理还没有真正结合起来，茶还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饮料为佛教徒所享用。
茶学家们认为，佛理与茶理的结合，是佛教禅宗的贡献。“禅”为梵语，意为坐禅、静虑。禅宗主张以坐禅的方式修行，要求修行者心中清静，没有烦恼，此心即佛。这有点像道家的打坐养生，也类似于儒家的自省。中国自南北朝时传人禅宗，传至第六世传人慧能，慧能变禅宗教义，使之更适合中国实情，与传统文化谐合起来。他主张顿悟，不一定要求有太长的修行时间；又认为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在家里一样念佛。这样一来，平常人也可以在家里修行，所以禅宗发展很快，人们可以自在地做一个佛教信徒了。禅宗的发展，很自然地与茶文化结合起来。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
“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这是说在唐代时，本来作为俗饮的茶被引人禅宗后，由于禅宗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饮茶之风的流行。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本来不饮茶的北方人，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茶。
佛僧不仅饮茶，自己还植茶制茶，为茶叶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南方的寺庙多建在自然环境优越的深山密林，那里往往也是茶树生长的好地方，所以就有“有了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庐山志》说，早在晋代，庐山寺庙僧人就已开始植茶了。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就以自种茶招待过陶渊明。普陀山寺僧人在唐代就制成了着名的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仍有生产。
宋代贡茶着名产地建安北苑，南唐时就已是佛教圣地，三里一寺，五里一刹，建茶的出色，与寺僧们的辛勤培育是分不开的。寺院所产茶品，称为寺院茶，历史上出现的许多着名茶品，如庐山云雾茶、武夷岩茶、碧螺春茶等，都出自寺院茶。又如浙江云和惠明寺、杭州法镜寺、余杭径山寺、天台万年寺、云南大理感通寺、安徽黄山云谷寺、扬州智禅寺等寺院，都先后生产过优良茶品，有的茶品在20世纪初还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过金奖。
寺僧饮茶，有专设的茶堂。他们在茶堂中以茶论经，以茶接待施主。规模大些的寺庙法堂，西北角都设有茶鼓，每至饮茶时以鼓声召集僧众。禅僧坐禅，则以焚香为标记，每焚完一柱香，就要饮一会儿茶。用以静思提神。有的寺僧一天因此要饮四五十碗茶，饮茶成了寺院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很多寺院都有“茶头”，专司烧水煮茶。有的寺院还有“施茶僧”，负责为游人惠施茶水。
寺庙中所用的茶还有一些名目。供奉佛祖菩萨的茶，叫“奠茶”；一般僧众饮的茶，叫“普茶”。据《云仙杂记》说，觉林寺僧志崇饮茶很有法度；他将茶叶按品第分为三等，待客以“惊雷英”，自奉用“营草带”，供佛用“紫茸香”。他是以上等茶供佛，以下等茶自饮，有客人赴他的约会，都要用油囊盛剩茶回去饮，舍不得废弃，可见待客的茶也是极珍贵的。当然历史上也有些佛教徒爱茶甚于参禅，如明代乐纯在《雪庵清史》中为居士所开的每日必修课中，便将焚香、煮茗放在前面，而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等都置于饮茶之后。这样，品茶成了参禅的先导，参禅似乎成了品茶的一个目的，这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两件事情。
历史上有不少名僧，他们同时也是煮茶品茗的行家。唐僧皎然极爱饮茶，他与陆羽交往甚厚，在一起探讨茶艺。他留下不少茶诗，抒发了自己由茶中体味到的情趣，我们前引他诗中“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的诗句，就是这位茶僧的深切体验。皎然还有一首《饮茶歌送郑容》说：“常说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傈”，也是抒发这种体验的。又有赵州观音院的禅师从捻，一张嘴便是“吃茶去”，后世视这三字为祛语。五代时的吴僧文了也善于茶事，他因此而被称之为“汤神”，并有“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的南屏谦师也深谙茶艺，自言茶艺“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苏轼有一首《送南屏谦师》，便是夸赞这位名僧的茶艺的，诗云：“遭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这里说的“点茶三昧手”，也就是高超的茶艺，后人多有诗句言及。如明代韩奕的《白云泉煮茶》即云：“山中知味有高禅，采得新芽社雨前。欲试点茶三昧手，上山亲汲云间泉。物品由来贵同性，骨清肉腻味方永。客来如解吃茶去，何但令人尘梦醒。”
唐宋之际，禅宗经历了一次不小的整顿，戒律又开始严格起来。怀海和尚新创禅律，由于他身居百丈山，所以又将禅律名为《百丈清规》。清规中对僧人的饮食起居、行为方式规定了许多标准和规范，当然也包括饮茶方面的规矩。有人认为这是佛教茶仪茶礼正式形成的标志，它在宋代开始已广泛推行，而且广泛影响了俗世的礼仪。
茶禅的结合，便有了“茶禅一味”的说法。也正因为这茶禅一味，在禅往域外传播的时候，茶也成了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