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教师们在讲到对孩子进行自由选择实验时，往往将性格品质的行成归功于训练。“如果孩子从梦中醒来后，你就把他抱起来，那么，他不是就学会了在想要人抱他的时候就哭喊起来吗（因为你鼓励了这种哭喊）？假如孩子要吃什么你就给什么，难道他不会被宠坏吗？如果你注意孩子的滑稽举动，他不是就学会装憨弄傻来吸引你的注意了吗？如果你迁就孩子，他不就会一味地要求放任自流了吗？”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靠学习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求助于满足理论和机能自主理论。动力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一般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
另一类支持关于需要满足与性格形成之间关系的论点的资料，可以从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满足的临床效果中获得。任何与人直接接触的人都能获得这类资料，并且可以确信，它们几乎在每次治疗接触中都会出现。
检查基本需要满足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最简易的方法，检查从力量最强的需要开始。就生理需要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会将食物或水的满足视为性格品质，虽然在其他的文化中，我们的态度有可能不同。然而，即使在生理需要的层次上，我们也遇到了对于我们的论点来说是难以决定的两种可能。
如果我们可以谈论休息和睡眠的需要，当然也就可以谈论它们的挫折以及挫折的效果（困乏、疲劳、精力不济、萎靡不振、甚至可能有懒惰、嗜睡等等）。这就是原始需要满足的直接后果。它们如果不是公认的性格品质，至少对于人格的研究者有明确的意义。虽然我们尚未习惯于这样考虑问题。但这个观点也适合于性的需要，如性压抑，以及对立面性满足的范畴。不过对此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概念。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有充足的资料来探讨安全需要。担心、恐惧、害怕、焦虑、紧张、不安和极度不安，都是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后果。同类的临床观察清楚地显示了安全需要满足的相应效果，如焦虑以及紧张的消失，具有安宁感，对未来有信心，有把握，感到安全等等。无论使用什么词语，感觉安全的人与惶惶不可终日者之间有着性格上的区别。
其他基本的情感需要，如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需要，也有这种情况。这些需要的满足引发了诸如深情、自尊、自信、可靠等特性。
需要满足的特性产生的后果与一般品质有很大关系：仁慈、慷慨、无私、宽容（与偏狭相对）、沉着平静、愉快满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这些品质似乎是一般需要满足的间接后果，即不断改善的心理生活状况的间接后果。
需要满足的特性产生的后果与一般品质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资料不允许我们断言，它是否是更强有力的决定因素，这通常被当作徒劳无益的问题而忽视。然而，偏重强调两方中任何一方所产生的后果的对比是相当鲜明的，我们至少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性
格教育是否能在课堂里进行？书本、演讲、问答式教育以及劝戒是否是可以使用的最好工具？讲道、全日制学校是否能造就出好人？是否好的生活就能造就出好人？是否爱、温暖、友谊、尊重以及善待儿童，对于儿童后来的性格结构有更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由于坚持两种不同的性格形成理论而提出的两种不同的问题和观点。
在健康人身上发现的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当然不意味着与环境隔绝，它只意味着在这些接触中，人的目的是根本的决定因素，环境不过是达到自我实现目的的手段。
需要满足和生命健康
举例来说，甲在一个危险的丛林中已经生活了几个星期，他靠不时遇到的食物和水勉强维持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中，乙除了能维持生存外还有一支枪，一个入口可以关闭的秘密山洞。丙除了有乙的条件外，身边还有两个人。丁比起上述几个人来，身边还多一个最亲爱的朋友。戍身处同一个丛林，除拥有上述所有条件外，他还是那个小群体里很受尊重的领导者。于是我们可以依次称这些人为：勉强维持生存者，安全需要得到满足者，归属需要得到满足者，爱的需要得到满足者，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者。
这不仅是一系列不断增加的需要满足，也是一系列不断加强的心理健康程度。很明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个安全、归属、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人，比只有安全和归属需要得到满足，但在爱的感情上遭受拒绝、挫折的人更健康（根据任何合理的定义）。假如在此基础上，他又获得了尊重和羡慕，并且进而发展了自尊心，那么他就更加健康了。
所以说，好像需要满足的程度关系着心理健康的程度。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证实这种联系的极限———证实完全的满足等于理想的健康呢？满足理论至少可以暗示这样一种可能。尽管这一问题的答案亟待未来的研究，然而仅仅陈述这样的设想都会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被忽视的事实，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提出这个陈旧的、有待探索的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承认通往健康的途径可有多条。然而，现在我们就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放弃基本需要的满足，通过苦行、约束、挫折、悲剧和经受不幸之火锻炼而获得健康的实例究竟有多少？也就是说，以满足或幸福为基础的健康，以及以苦行主义或者挫折、不幸为基础的健康，它们各占怎样的比例？
恰如韦特海默与他的学生们所做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利己。他们将所有需要都看成事实上是利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的确，哥尔德斯坦和我都是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程度上解释自我实现这个最终需要的，但是，对于非常健康的人的研究经验表明，他们既是极有个性的，同时又与社会和睦相处。
当我们设立满足健康（或者幸福健康）这一概念时，我们无疑是与哥尔德斯坦、荣格、阿德勒、安吉亚尔、霍尼、弗洛姆等站在了一起。而且，那些假定有机体内有一种
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的积极倾向的人，都会不断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典型健康的机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摆脱了束缚而追求自我实现，那么我们就等于假设这个机体是根据内在的发展倾向从内部发展的，是柏格森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行为主义环境决定论意义上的外部发展。患神经病的机体是一种缺乏某些满足的机体，那些满足只能来自环境。因此，它更多的依赖环境而更少具有自主性和自觉性。也就是说，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环境的性质而不是由自身的内在本质塑造的。
在健康人身上发现的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当然不意味着与环境隔绝，它只意味着在这些接触中，人的目的是根本的决定因素，环境不过是达到自我实现目的的手段。这如果不是生理上的自由，就是心理上的自由。
为什么与某一幅绘画、某一首乐曲、某一位妇女相处得久了会产生厌烦？为什么与另一幅绘画、另一首乐曲、另一位妇女的同样时间的相处却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和更大的快乐呢？
生命心理治疗的动力因素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实际治疗或改进的动力中起根本作用的是基本需要的满足。由于它一直被忽视，我们确实有必要承认它至少是这类因素中的一个，并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在摩尔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需要的满足和挫折决定兴趣的几种方式。
对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的更深入地研究是可能的，最终必然包括对于道德、价值、伦理的讨论，当然，其范围必须超越礼仪、礼貌以及其他社会风俗。习惯上将态度、趣味、兴趣、甚至还有各种价值观却看作是联合学习的结果，似乎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即仿佛它们完全是由机体外的任意力量决定的。然而，内在的需要和满足的效果也在起作用。
假如我们要找到一个对人格分类有用的工具，那就需要将基本的感情需要的层次满足看作一个线型的连续体。假如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机体需要，那么在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与任何其他人进行比较。这是整体的或有机体的原理，因为它根据一个单一的连续体来对完整的人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大量的、毫不相关的连续体来将人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归类。
除去过分满足以外，究竟什么是厌烦？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发现尚未解决和觉察的问题。为什么与某一幅绘画、某一首乐曲、某一位妇女相处得久了会产生厌烦？为什么与另一幅绘画、另一首乐曲、另一位妇女的同样时间的相处却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和更大的快乐呢？
需要的满足在健康情绪的产生中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情绪的研究者们长期仅限于研究挫折在感情上的效果？
我们提出的论点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以所有条件相同为前提，抛开少数难以解释的例外，以及暂时略去匮乏和约束的有益效果），不仅改善了人的性格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作为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公民与周围的关系。这一点在政治、经济、教育、历史以及社会学上的意义可能是巨大的、明显的。
如果讨论哪种挫折或焦虑对社会更有好处，那么为早日结束战争的焦虑要好于只关心自己能否活到70岁。明确地提高挫折的层次（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高级挫折和低级挫折），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
决定需要的挫折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看起来荒谬），需要的挫折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的满足。这是因为甚至要到较低的优势需要满足之后，较高的需要才会出现在意识里。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需要尚未出现之前，是无所谓挫折的。一个勉强维持生存的人不会去奢望生活中的高级需要。几何学的研究、选举权、自己城市的好名声、尊重、价值等都不会成为他焦虑的中心，他所关心的是更基本的物质。只有当一定量的低级需要的满足使他的需要达到某一高度时，他的需要才会使他在个人、社会和智力的更广阔范围内感受到挫折。
绝大多数人肯定在追求他们一直欠缺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推论，然而又肯定不会感到为众人更普遍的满足而工作是无益的。这样，我们同时又学会不指望任何单一的社会改革，例如妇女选举权、免费教育、无记名投票、工会、良好的居住条件、直接选举等，会产生奇迹，但又不低估缓慢发展的力量。
如果讨论哪种挫折或焦虑对社会更有好处，那么为早日结束战争的焦虑要好于只关心自己能否活到70岁。明确地提高挫折的层次（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高级挫折和低级挫折），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几乎可以说这对于犯罪感和羞耻心也同样适用。
人类似乎从来就没有长久地感到过心满意足。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它为理所当然，甚至忽略了幸福的价值。
满足需要引起的病态人格
很奇怪，科学心理学家一直忽视这一长期为哲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议论所充斥的领域。这可能是由于“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这一广泛公认的教条在作怪。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这里不准备辩明。有一个铁的事实可以被观察到，即一经满足，机体立即放弃压迫、紧张、紧迫、危急的感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松弛、被动，允许自己享受阳光、玩耍嬉戏，或者装饰、擦洗盆盆罐罐，允许自己观察微不足道的事物，遇事漫不经心，往往无意中获得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一句话，变得相对地无目的了。需要的满足导致了无目的的行为的出现。
物质生活的富裕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疾病。其症状包括厌倦感、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一种不成熟的低水平的眷恋、人与人之间友爱的丧失等。很显然，在任何一段时间里物质生活或低级需要的生活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满足。我们也必须面对另一种新的、由心理富裕导致病态的可能。也就是说，病的起因是
由于患者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关怀、被宠爱、崇拜、欢迎所包围，被膜拜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位置；拥有忠诚的仆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各种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成为人们甘愿为之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对象。
毋庸置疑，我们对这些新现象知之甚少，当然更谈不上具有任何发达科学的意义了。我们所根据的是强烈的怀疑、普遍的临床印象，以及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逐渐形成的观点：单纯的基本需要满足是不够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还必须去体验坚强、隐忍、挫折、约束、限制等感受。换句话说，基本需要的满足最好能被仔细地重新定义，否则它很容易被误解为无限度的溺爱、自我克制，无条件的应允、过分的保护以及奉承等。对儿童的爱和尊重必须至少与对自己作为家长或普通意义上的成年人应得到的爱与尊重协调起来。儿童当然是人，但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人，必须将他们看成是对许多事情不了解、对有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
由满足引起的另一类病症表现为可称为“超越性病态”的东西，这是指生活缺乏价值观念、缺乏意义感和充实感。许多人本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确信———虽然他们没有充足的依据———全部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归属感、价值体系、生活目
的、人生意义等问题。至少对某些人，特别是年青人，这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外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