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没有东西南北的概念，自然也不认路。心理学家认为，没有方向感的人是意志薄弱的人，我想我的意志大约生来就是很薄弱的。我弟弟问我，二姐你们学校下了车往哪走？我说咳！你就问东岗楼嘛。他说那是朝东了？我一愣，想了想，说那当然。然后呢？他又问。我说然后往上。往上？朝北还是朝南？后来，我们学校把火葬场挤走，在焚尸炉上盖起了5幢教师宿舍，有人不敢住，悄悄请了濉溪县的风水先生来“看”。那瞎子一进大门，嗅了嗅，就说，从这往北，没好地了！我从此知道，我们学校坐落在东岗楼的北面。
在我们那里，我的糊涂是很出名的。1989年12月，学校开全校大会，表彰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其时，我因为思想自由化问题检查尚未过关。开会时我去迟了一步，看见前三排有好位子，就挤进去坐下。我们系主任在后面急得抓耳挠腮，无奈，只好亲自走到前面，把我“请”出来。他说潘公潘公，那位子也是你坐的吗？咄！方向性错误咧！
你看像这个样子，进了省城该有多么困难。刚来的时候，我总是在三牌楼附近迷路——只要稍一转身，就不知把文联的招牌转到了哪边！所以就常常问路。有一回去省电力局找我同学，那边电话里告知：乘1路，在稻香楼下车，下了车，往北（或者是往南）。我自然不记，记也白记，反正问呗。却接连问了三个冷饮摊，都回说不知道。我茫然四顾，竟发现电力局的大门就近在身边！我说噢——噢，留下问路钱？那摊主微微一笑，递过来一支冷狗，很风度。
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容得你这样的现银付讫的，比如那次开许辉作品讨论会，地点在中日友好美术馆，我在大东门下车时，才7点多钟，晨雾还没有散尽，晨练的人们对我的询问却一律听而不闻。我呢，我又实在不想在这种时候这个人手里照相——看那拍摄个体户稳坐钓台等鱼上钩的略带嘲弄的神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同学的弟弟林汉兵从泾县跑到广州去闯世界，从火车站出来，问路问了许多人，据他统计，有28人次是有意把方向指反的。他很伤心，说人怎么能这样呢？在我们学校，不断地有人报告，说受通货膨胀影响，上海的问路钱直线上升，最高已达20元。我说还是西北好呀，问路不要钱。1990年夏天在西宁，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听说我从内地来，就自告奋勇回去骑了一部自行车，带我去找我的亲戚。晚上8点多钟，高海拔的大西北正是落日辉煌的时候，小伙子一路唱着快活的西北情歌，使劲往前蹬。那时潘娘已老，风韵无存，我想他的带路，当出于一种热情而善良的天性。小时候听故事，常有一个剪径大盗，手舞板斧唱：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从此知道有“买路”一说。那么“问路”呢？那歌里没唱。我就去问那大盗。大盗此时已洗去剪径的黑脸，手持大哥大，口啜人头马，下榻在希尔顿大饭店。没等听完我的疑惑，他就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此等鸟事，休来问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