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年，说起来在大学里教书，虽然穷点，也还有些体面。我到矿里去，人家会说：大学潘老师来了！很高兴，很多人陪了吃饭。后来就慢慢不行了，坐在火车上，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说自己的职业。90年我去西北，因为身上带了几千块钱，怕让小偷惦记上，就特别在胸前别上一块红校徽，贼们一见，噢，是大学里的老师，知道穷，一路上都很照应。
但心里别提多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受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一向都自认为是处在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嘛，现在因为没有钱，就一下处处被人看不起，心态上当然失衡。于是就有很多人弃文经商，若用白居易的词儿，就是“老大嫁作商人妇”。有一阵子，这句话还被弄到报纸上去讨论，说是既然早晚都得嫁给商人，晚嫁不如早嫁，何必一定要弄到人老珠黄？高校的教师们一听，就都慌了，纷纷自寻门路，或深圳，或海南，顶不济的，也去了广西的小镇北海。但商海弄潮，风险浪大，有那身手好的，自然也能够“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大多数，却是呛了水，淹得半死；还有的，就葬身海底了。我的一个朋友，86年飞三亚时，还在武汉停下来，看过我，后来听说发了财，几百万，再后来，就听说不在人世了。他原先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教师。
对这种情况，高校里的人们，借一部外国电影，称作“胜利大逃亡”。若对这几年逃出去的大学教师做一个统计，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我原先教书的学校，小青年们彼此见了面，兴问一句话：逃不逃？若是已经下了决心，或是寻好了门路的，就伸出右手，高举过头，做出胜利的“V”字手势。我那些原先留校，现在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学生，据说除外语外，连专业课也不在意，主要精力放在自寻门路上，发誓绝不回头做教师。听说为了防止教师外流，我原先的学校将要出台一项新规定：具有硕士学历的教师，调出学校，须一次性上交两万块钱。即使这样，也挡不住小青年们往外走，他们说了：不就两万块钱吗？管怎么着，也挣下自个的赎身银子！
老年退光，中年死光，青年跑光，这就是全国高校都面临着的“三光”困境。前次在火车上，遇见我一个正读硕士学位的学生，说他在搞一个跨国旅游公司，我很惊讶。我说你不读书了？他说潘老师你怎么这么落伍。据他说此时他的大师兄已到了日本，而他留在国内接应，准备把小鬼子源源不断弄来游长城。我说了两万块钱的事，他说让小鬼子掏！口气很冲。噢，忘了说了，他的专业是欧洲政治，他的导师很有名。
那么学术使命感呢？对不起这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安贫乐志，以学术为己任，这不是时代精神。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留在高校里继续受穷？时代肯定金钱，金钱就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价值尺度。我以自身的知识和智慧换取金钱，不也是一种价值实现？我说不过他们。可能因为我早几年也离开了高校吧，他们称我“逃亡前辈”，说前辈您觉悟得早，不然应在“中年死光”里，这时都不知还在不在了。想想也是，老的退了，小的跑了，各个高校都是指着中年蹦达，我要还教写作，光改作文，就得改死。他们又说你看看孔老二穷的，整天坐辆破车！称孔子孔老二，这在文革中流行，现在猛丁从读教育学学位的人口中出来，就挺硌耳。他并且继续发怪论，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穷，是穷在根上，打从孔老二起，就没弄好！你看看人家苏格拉底，嗨！不但官大，而且有钱，这样的老祖宗，多让人尊敬！
苏格拉底很有钱吗？这我倒是头一回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