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对妇女的要求是“德言工容”四个字，其中的“工”指的是女红，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针线。在过去的时代，针线不仅是一个女人的生活能力，更是社会所要求于女性的道德规范。60年代中期，社会上刚刚兴起塑料凉鞋，十二、三岁的我就能照着做出比卖的更为精致的布凉鞋来，一时得到大人们的一致夸赞。到了“文革”，我没有事干，就在家大裁小剪，技艺日进，被邻居们夸赞为“一手好针线”。我奶奶说，这要搁在过去，针线活恁强，说媒的还不挤破门！我姐姐从北京的大学里躲避运动回来，看我整天做衣裳，说：“咦？你怎么不念书？”
1982年夏天，我到鸭绿江边的丹东小城去参加学术会议，结束后去我的学生王岩家过了几天。那是一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到的当天下午，家家的女人孩子就都抱了布来找我裁衣服。以后那几天，给王岩家送磨菇的不断，说是：给你老师尝个新鲜嘛。
我丈夫经常拿我和别人比，比来比去，自然是“老婆是人家的好”，这很让我不服气。我说你看现在的女的有几个会做衣裳的？咹？他马上反驳，说你会，可你不做。你一年能做几回衣服？！
那自然，我又不指着这个吃饭。既然孩子都是“只生一个好”，做不做针线又有什么相干？女人一旦卸去单纯的家族繁衍的使命，解放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合资企业的公关小姐，哪怕她连针都不拈，也绝不妨碍男士们的热烈追求。我们系里留校的小姑娘，大约也就钉扣子这活还能勉强凑合，再复杂的，她们根本就不学。衣服嘛，商场就有，各式各样，不比自己做的好？孩子？嘻，早呢。而且，现在什么没有呀，连尿布包都有售！
我很欣赏她们的观点，这是真正的观念革命，真正的社会进步。社会分工将越来越细，有一部分人会专事“女红”，包括男人。至于我，闲来无事，也不妨做做针线，是生活的调剂，也是一种心理休息。给女儿做条裙子，给丈夫做件衬衣；和同事们一起抱出几块布来左丈右量，互相攻击一番对方的手艺；穿着自己做的布满大口袋的灯芯绒茄克在大西北浪游，然后骗人家说是在北京西单市场买的。我的同事笑话我说嘁！做的衣裳一个襟子长一个襟子短，但不久却又抱了一堆布来找我。我说不是说两个衣襟不一般长吗？她们说：嘿！那是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