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小时候，社会、学校和家庭，全部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平时在学校里的擦桌子扫地不算，假期里要帮助烈军属买粮、抬水；周六下午去山上挖草药卖钱做班费；我们学校翻盖新校舍，清土、拾砖、平操场，也都是我们小学生自己干。记得那回，我们还从学校的老墙根子底下，挖出整整一筐花色斑谰的蛇，也不知道害怕。那蛇后来知道，就是鲁迅诗中所谓“爱人赠我赤练蛇”的，土话叫做红山根子，很开了一回眼界。到了中学里，更是学工、学农、勤工俭学砸石子；麦秋两季，则必定要下到农村的生产队去，帮助农民收庄稼。歇晌的时候，我们女生用亮晶晶的麦秸编成戒指，戴得满手都是，新鲜光洁的麦杆散发出的清香，一直沁到人的心里。这时，也往往会有雄鸡发出嘹亮的一啼，使人听了，即朦胧又警醒，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这奠定了我最初的审美，直到今天，太阳、乡村、庄稼和草垛，还能唤起我心底深处的很朴素的柔情。
而现在我女儿她们，几乎就从没有过和田野的接触。至于劳动，班级里规定的值日，听说也有人出钱请别的小朋友代劳。一方是按劳付酬，一方是劳有所得，很有美国精神，公平得不得了。在我女儿小时候，我为了让她和土地亲近，春天有荠菜的日子里，要带她去挖荠菜。她们几个小丫头子先是在田野里疯跑，什么也不挖，过一会儿，就吵着要回去看大风车节目了。电视成了孩子们的原野。她至今仍不认识荠菜，而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能够说出几十种野菜的名字。
我和她爸爸说，这样不行，得要培养她热爱劳动。她就说妈妈那我给爸爸打工。我说打工也可以，打工就是劳动。她马上反驳，说打工的意思就是你要付我工资，这点我可要先讲清楚。于是我出差回来，一推门就看见她站在一个小凳子上，在水池子里洗碗。她当时还没水池子高，就知道向大人要钱了。我问我爱人怎么样？他说一个碗五分钱，一只锅一毛钱。因为只他们两个人在家，我女儿嫌碗太少，就混水摸鱼，把家里的碗碟全洗上一遍，借以问她爸爸多要钱。我说完了完了，这会使她从小就财迷心窍、见钱眼开。为防微杜渐，我建议以后不再付她现金，而是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年终结算。我说孩子这样你就会攒下一大笔钱，到你读中学时，就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一块米奇手表。她听了不吱声，但当晚的饭后，就不去洗碗了。问她，她说：你们雇用童工，还剥削他们的劳动！
听听，简直要造反了。
此后很长时间，她都不再提打工的话，我也仍然把她的月零用钱，控制在最初的两元的标准。她多次抱怨钱不够用，又说她们班谁谁的妈妈，一个月给她二十元零花钱，“花得都不要再花了！”这可能吗？我任她说，坚决不加，一毛钱也不加。她又提出，她这个月的“月例银子”，是不是可以早发放两天？因为她最近，有一个“小活动”。“月例银子”是她从《红楼梦》上学来的话。所谓的“小活动”是指某个同学的生日，她通常送一张一元钱的生日贺卡。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女儿也一天天地长大了，一直到她初一的暑假里，事情才又有了变化。
变化是因为这一年的夏天，她小时候最要好的小朋友青青到我们家来玩，我女儿领她去游泳（这笔钱当然由我来付）、逛街、下强手棋，上商之都的五楼去看不要钱的电影。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她们大约深感没有钱的寸步难行。于是，俩人咕叨到半夜，天亮时，突然由青青向我提出：阿姨，我和姗姗申请给你打工！
这次我有经验了，我说打工可以，标准怎么定？她们深怕我不答应，连忙说我们标准低，我们拿一个方案给你。你听，还“方案”呢，狗大的年纪！
她们提供给我的方案，写在一张作业本上，上面是：洗一只碗，一角；一只碟子，一角；一只锅，两角，筷子不算（看把她们能的！）；打死一只蚊子，一分；一只苍蝇，五分。备注：当日结算！
我气得直想笑，问洗碗怎么这么贵了？上次不是才五分钱吗？她俩就嚷成一片，说是现在样样涨价，她们也不能不涨，不涨也太跟不上形势了对吧？我又问不说我剥削童工了？我女儿说妈妈——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呀！
当天就按劳付酬，她们挣了三块多钱。这点钱哪够她们挥霍？就又在蚊子上做文章。我们当时住在紧挨着包河的平房里，蚊子特别多。每天傍晚，我爱人用“全无敌”喷杀蚊子，地上往往能落一层。她俩就趴在地上，把毒死的蚊子一只一只往一张破盘子里捏，一晚上最多能捡500多只。挣的都是辛苦钱哪！她俩感慨，所以结算的时候，就和我斤斤计较，一分钱也不让。
这样的劳动，哪还能培养出劳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