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寄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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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就偷偷跑了出来。石膏的铠甲让我一举一动都很滑稽,转身是直的,是木偶式的。我的出逃绝对秘密,连彼得都被我瞒住了。我是为他好,怕吓着他。此前护士告诉我来了个鬼头鬼脑的人。护士是个四十多岁的美国女人,问我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让此人几次诡秘地来打听我的病房号码。一个很贱的中国狗腿子,她说,从电话上打听不到就悄悄溜进了住院部,是被她挡住的。用美国英语说:就是我把那货色扔出去了。

我逃跑的计划是在此之后拟定的。彼得照样在傍晚时分来看我,和我一块吃布法罗鸡翅膀或者芝加哥比萨,总之那几顿晚餐让他领略够了美国人在口味审美上的无救。这天我们刚刚点了被美国人篡改的意大利面,父亲来了,照样是笑声比他人先到达。

呵呵,我把绿波廊搬来了!

跟他人一块儿到达的,是一个拎折叠桌的伙计,一个拎多层食盒的跑堂,还有他的小夫人凯瑟琳。

他叫伙计把十多样点心摆开,一面掏出手帕头上颈上地猛擦汗。意大利面送到,他挥手叫医院的送餐员“拿走拿走,中国人谁吃那个”!

彼得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突然一瞥目光向我扫来,我不明白那目光的意味。猜来猜去,似乎他的意思是:谢谢主,你不像你父亲这么旁若无人地吵闹。

就在那顿晚餐进行的时候,我的逃跑计划完全成熟了。小夫人不断夹食物给我,很像样子的一位小长辈。我突然说:凯瑟琳,你这头发怎么做的?真好看!

小夫人脸通红。我这位晚辈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她,今天对她的头发如此捧场。

我自己做的呀。照着玛莲娜·迪特里茜的发式做的。等你出院了,把头发剪一剪,烫一烫,我来替你做。她对我们之间刚刚出现的和平喜出望外。不过你现在的头发也能做出很好看的花样,明天我带一些东西来做给你看。

凯瑟琳这点好,女流的事务样样精通,第二天真的让我改头换面,披了一头“郝斯佳”鬈发。她为了我的发式整整忙了一天,带了个小煤油炉,悄悄在厕所里点燃,把三个烫发夹子轮流在上面烧。她为我仔细篦过头发,又是涂油又是打蜡再用火烫的夹子去卷,我的头发熟了似的冒起香喷喷的油烟。

晚上六点,彼得面前的,就是这个油头粉面的我。他半张着嘴,皮笑肉不笑,我赶紧说:快说我美丽!人家整整一天的手艺!

他说:好的——真美丽!

小夫人从厕所出来,脸上一片羞红:告诉彼得,要是有根粗夹子,她能把我做得跟费雯丽一模一样!

在那个向费雯丽借来的头发下面,还有一系列借来的东西:眉毛是借胡蝶的,嘴唇是周璇的,旗袍是借凯瑟琳的。头天晚上我央求小夫人带一件晚装旗袍来。她以为我在医院闲得生霉,实在没什么好玩儿,玩起她和她女死党之间的游戏来:相互借衣服穿。

我正南正北地转动石膏钳制的身体,让彼得看我是不是漂亮死了。

旗袍是酒红色底子,上面罩一层黑蕾丝。这大概是小夫人凯瑟琳最得意的行头,看梅兰芳、周信芳搭班唱戏时才穿的。

晚上十点钟,所有的病房清房,然后熄灯。十二点钟,值班护士查房。值班护士的手电筒往我帐子里晃了晃,看见薄被下的我侧身躺着,肩是肩,腰是腰,枕头上一蓬黑发。床栏杆上搭着毛巾浴衣,床下一双印有医院字号的白布拖鞋。我告诉你,被子下的“我”是用一条毯子捏塑的,枕头上搁的黑鸡毛掸,是我从清洁品仓库偷的。

在护士轻轻掩上门离开的那一刻,我的真身正在汇中饭店的一个三等房间里。我是九点钟左右离开医院的。和彼得、凯瑟琳前后脚离开。日本宪兵雇的廉价眼线假如在医院某个角落埋伏,一同出门的凯瑟琳和彼得会让他多少岔一下神。

我油头粉面地走出医院,把换洗衣服打成个长形包裹,斜抱在怀里。盯梢的汉奸假如正盯着大门,看见的是个刚接了孩子出院的少奶奶。为了甩掉可能的跟踪,我叫黄包车夫在最热闹的福州路上飞跑,然后再转向九江路的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卖一种名牌食物,叫“阿娘黄鱼面”,吃的人排队排到了马路上。做学生的时候我常来这里开荤,所以知道馆子楼上有个门,通向隔壁的公寓。从公寓二楼下去,穿过走廊、天井,再出门,就是一条小弄堂。

所以我出了弄堂,走回南京路就放松许多,“襁褓”也不抱了,而是一只手拎着。高跟鞋、石膏背心、晚装紧身旗袍可要了我的命,让我走到汇中饭店时累得奄奄一息。

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民族对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当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可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类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库勒”之类(前几个形式是较有代表性的犹太姓氏,后几个为英国、北欧、德国姓氏)。否则排犹的名牌大学就不会录取他们,成绩优秀,会马球、网球加钢琴、小提琴也没用。尽管如此,犹太人等级还是在中国人之上。唐纳德也许忘了,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的眼里,相当于白皮肤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厨子。

我挂上电话。假如搭电车从我学校到诊所要一个小时,这时离他下班还有半小时,来不及了。有个办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难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线,便叫了一辆黄包车。7月底的上海,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脚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死猫死狗死老鼠在湿漉漉的阳光里渐渐肥胖。每个下水道入口,一圈圈乌黑的涟漪翻上来,城市吞下太多污秽,此刻上吐下泻。黄包车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学前面那个邮差,把脱下的鞋夹在腋下,蹚进没膝的污水。邮差把自行车泊在街口,扛着大邮包,挨门送信。曾经的小东京现在让难民变成了小柏林、小维也纳:面包店、咖啡馆、香肠铺,一个小极了的烟纸店,居然改成了“维也纳”理发店。我跨进用砖和木头搭起的“水坝”,发现理发店的水刚刚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发芽的样子。理发师告诉我住大宿舍的难民全搬了,因为仓库地势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问他是否知道两百多号难民搬去了哪里,他说无非是另一个大仓库。谢谢上帝,他因为理发手艺没有落魄到跟几百人做室友。我说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个库房了。正好上门送信的邮差用洋泾浜英文说:那么问问我呀!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这个邮差的爸爸就是邮差,比一张虹口地图还好用。不一会儿就给了我另外几个库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绢擦干脚,穿上皮凉鞋。这时,有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看着越南交警耍指挥棒。其他行人乱哄哄地过了马路,他一人还在等。

我站在一棵悬铃木树后面,看他终于让指挥棒给放行了,朝马路这边走来。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迈着步。在他以为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犹太面孔,一双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阴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让你觉得他什么都吞咽得下,什么都忍惯了。在别人的国土上,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祸都是从口出的。难道我们不也听着同样的警言走过童年、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