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就偷偷跑了出来。石膏的铠甲让我一举一动都很滑稽，转身是直的，是木偶式的。我的出逃绝对秘密，连彼得都被我瞒住了。我是为他好，怕吓着他。此前护士告诉我来了个鬼头鬼脑的人。护士是个四十多岁的美国女人，问我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让此人几次诡秘地来打听我的病房号码。一个很贱的中国狗腿子，她说，从电话上打听不到就悄悄溜进了住院部，是被她挡住的。用美国英语说：就是我把那货色扔出去了。
我逃跑的计划是在此之后拟定的。彼得照样在傍晚时分来看我，和我一块吃布法罗鸡翅膀或者芝加哥比萨，总之那几顿晚餐让他领略够了美国人在口味审美上的无救。这天我们刚刚点了被美国人篡改的意大利面，父亲来了，照样是笑声比他人先到达。
呵呵，我把绿波廊搬来了！
跟他人一块儿到达的，是一个拎折叠桌的伙计，一个拎多层食盒的跑堂，还有他的小夫人凯瑟琳。
他叫伙计把十多样点心摆开，一面掏出手帕头上颈上地猛擦汗。意大利面送到，他挥手叫医院的送餐员“拿走拿走，中国人谁吃那个”！
彼得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突然一瞥目光向我扫来，我不明白那目光的意味。猜来猜去，似乎他的意思是：谢谢主，你不像你父亲这么旁若无人地吵闹。
就在那顿晚餐进行的时候，我的逃跑计划完全成熟了。小夫人不断夹食物给我，很像样子的一位小长辈。我突然说：凯瑟琳，你这头发怎么做的？真好看！
小夫人脸通红。我这位晚辈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她，今天对她的头发如此捧场。
我自己做的呀。照着玛莲娜·迪特里茜的发式做的。等你出院了，把头发剪一剪，烫一烫，我来替你做。她对我们之间刚刚出现的和平喜出望外。不过你现在的头发也能做出很好看的花样，明天我带一些东西来做给你看。
凯瑟琳这点好，女流的事务样样精通，第二天真的让我改头换面，披了一头“郝斯佳”鬈发。她为了我的发式整整忙了一天，带了个小煤油炉，悄悄在厕所里点燃，把三个烫发夹子轮流在上面烧。她为我仔细篦过头发，又是涂油又是打蜡再用火烫的夹子去卷，我的头发熟了似的冒起香喷喷的油烟。
晚上六点，彼得面前的，就是这个油头粉面的我。他半张着嘴，皮笑肉不笑，我赶紧说：快说我美丽！人家整整一天的手艺！
他说：好的——真美丽！
小夫人从厕所出来，脸上一片羞红：告诉彼得，要是有根粗夹子，她能把我做得跟费雯丽一模一样！
在那个向费雯丽借来的头发下面，还有一系列借来的东西：眉毛是借胡蝶的，嘴唇是周璇的，旗袍是借凯瑟琳的。头天晚上我央求小夫人带一件晚装旗袍来。她以为我在医院闲得生霉，实在没什么好玩儿，玩起她和她女死党之间的游戏来：相互借衣服穿。
我正南正北地转动石膏钳制的身体，让彼得看我是不是漂亮死了。
旗袍是酒红色底子，上面罩一层黑蕾丝。这大概是小夫人凯瑟琳最得意的行头，看梅兰芳、周信芳搭班唱戏时才穿的。
晚上十点钟，所有的病房清房，然后熄灯。十二点钟，值班护士查房。值班护士的手电筒往我帐子里晃了晃，看见薄被下的我侧身躺着，肩是肩，腰是腰，枕头上一蓬黑发。床栏杆上搭着毛巾浴衣，床下一双印有医院字号的白布拖鞋。我告诉你，被子下的“我”是用一条毯子捏塑的，枕头上搁的黑鸡毛掸，是我从清洁品仓库偷的。
在护士轻轻掩上门离开的那一刻，我的真身正在汇中饭店的一个三等房间里。我是九点钟左右离开医院的。和彼得、凯瑟琳前后脚离开。日本宪兵雇的廉价眼线假如在医院某个角落埋伏，一同出门的凯瑟琳和彼得会让他多少岔一下神。
我油头粉面地走出医院，把换洗衣服打成个长形包裹，斜抱在怀里。盯梢的汉奸假如正盯着大门，看见的是个刚接了孩子出院的少奶奶。为了甩掉可能的跟踪，我叫黄包车夫在最热闹的福州路上飞跑，然后再转向九江路的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卖一种名牌食物，叫“阿娘黄鱼面”，吃的人排队排到了马路上。做学生的时候我常来这里开荤，所以知道馆子楼上有个门，通向隔壁的公寓。从公寓二楼下去，穿过走廊、天井，再出门，就是一条小弄堂。
所以我出了弄堂，走回南京路就放松许多，“襁褓”也不抱了，而是一只手拎着。高跟鞋、石膏背心、晚装紧身旗袍可要了我的命，让我走到汇中饭店时累得奄奄一息。
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民族对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当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可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类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库勒”之类（前几个形式是较有代表性的犹太姓氏，后几个为英国、北欧、德国姓氏）。否则排犹的名牌大学就不会录取他们，成绩优秀，会马球、网球加钢琴、小提琴也没用。尽管如此，犹太人等级还是在中国人之上。唐纳德也许忘了，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的眼里，相当于白皮肤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厨子。
我挂上电话。假如搭电车从我学校到诊所要一个小时，这时离他下班还有半小时，来不及了。有个办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难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线，便叫了一辆黄包车。7月底的上海，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脚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死猫死狗死老鼠在湿漉漉的阳光里渐渐肥胖。每个下水道入口，一圈圈乌黑的涟漪翻上来，城市吞下太多污秽，此刻上吐下泻。黄包车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学前面那个邮差，把脱下的鞋夹在腋下，蹚进没膝的污水。邮差把自行车泊在街口，扛着大邮包，挨门送信。曾经的小东京现在让难民变成了小柏林、小维也纳：面包店、咖啡馆、香肠铺，一个小极了的烟纸店，居然改成了“维也纳”理发店。我跨进用砖和木头搭起的“水坝”，发现理发店的水刚刚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发芽的样子。理发师告诉我住大宿舍的难民全搬了，因为仓库地势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问他是否知道两百多号难民搬去了哪里，他说无非是另一个大仓库。谢谢上帝，他因为理发手艺没有落魄到跟几百人做室友。我说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个库房了。正好上门送信的邮差用洋泾浜英文说：那么问问我呀！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这个邮差的爸爸就是邮差，比一张虹口地图还好用。不一会儿就给了我另外几个库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绢擦干脚，穿上皮凉鞋。这时，有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看着越南交警耍指挥棒。其他行人乱哄哄地过了马路，他一人还在等。
我站在一棵悬铃木树后面，看他终于让指挥棒给放行了，朝马路这边走来。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迈着步。在他以为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犹太面孔，一双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阴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让你觉得他什么都吞咽得下，什么都忍惯了。在别人的国土上，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祸都是从口出的。难道我们不也听着同样的警言走过童年、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