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句尤为世人称道。韩愈还善于以文为诗，把古文的章法结构、句式、虚词、议论、铺叙等手法带进诗中。他的《山石》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描写了从黄昏、深夜到天明的古寺深山景色，移步换形，描述清晰，一句一漾，如展画图，是用游记手法写诗的杰作。《南山诗》则是韩愈用辞赋的铺叙手法写诗的代表作。这首诗长达102韵，204句，却故意一韵到底，因难见巧，押用险韵。其中铺叙登南山绝顶所见的一大段，一气直下地连用五十多个带“或”字的比喻句，使生动形象如浪涛汹涌而来，展现出南山峰峦连绵的千姿百态。《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一篇之中，有友有我，有今有昔，有哀有乐，有虚有实，有正有反，是古文章法绝妙的运用。韩愈还有意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往往通首彻底散行，不用骈偶对仗，又故意似对非对，用生僻字，用散文句式。总之，他在诗的内容上，通过“狠重奇险”境界，追求“不美之美”；在诗的形式上，通过散文化的风格，追求“非诗之诗”。这是他对我国诗歌艺术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但有时分寸没有掌握好，追求“狠重奇险”过了美的界限，成为欣赏丑恶；追求散文化也失之太过，严重损害了诗的形象性与音乐美。但韩愈在近体诗中，也能出色地写出清润华腴或淡朴深挚的佳作。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写他因谏迎佛骨被贬官途中的失意悲愤，语言健朴，意境雄阔而苍凉，是痛切感人的杰构。
又如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苏，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能以自然之语，传早春之神，状物写景极为准确、晴细。韩愈不愧为开创一种流派和风格的诗坛巨擘。
韩派诗人还有孟郊和贾岛，向来并称“郊岛”。宋代作家苏轼用“郊寒岛瘦”四字来概括他们的诗歌风格。孟郊(751～814年)一生贫寒，善于描写老病穷愁的凄凉境况，在艺术上也是刻意搜奇斗险，追求一种枯槁瘁索的美，代表作有《寒地百姓吟》、《秋怀》、《石淙》、《游终南山》等。但他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却写得自然质朴而又感情浓烈，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歌颂母爱的杰作。贾岛(779～843年)同孟郊一样以苦吟着称，诗学孟郊的清苦，却以瘦硬僻涩取胜。
诗中常有佳句，但意境完整的多数是小诗，如《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用轻快的问答，写出了隐者的生活和情趣，笔墨精练，景外有象，令人遐想无穷。韩派诗人中还有姚合，卢仝、马异、刘又等人。年辈稍晚的李贺(779～816年)是一位天才而短命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对社会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关心国家兴亡和人民的命运，维护王朝的统一，反对当时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痛恨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与荒淫腐败，同情妇女的不幸遭遇，也感慨仕途的坎坷和人生的无常。这些思想感情都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反映。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传统，也受韩愈的求新务奇的影响，呕心沥血，刻意创新。他的诗构思奇巧，想象诡谲，比喻精妙，意象密集，意境怪诞，情调凄冷，设色浓丽，遣词造句力求深刻独创。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浓艳凄情而又奇险幽幻的独特风格。在他的诗里，那些斩龙使时光凝固，敲太阳发出玻璃声，月亮如轮轧过草地，大海如杯水，九州九点烟，铜人泪落如铅汁，鬼魄点灯光如漆色，百年老鸦成木魅等意象，都那么虚荒怪诞，匪夷所思。他留下了诸如《李凭箜篌引》、《金铜仙人辞汉歌》、《雁门太守行》、《梦天》、《致酒行》等名篇，以及“石破天惊逗秋雨”、“黑云压城城欲摧”、“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
等名句。他在韩派诗人乃至唐代诗人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出一种新奇的艺术境界。
除了这两大派诗人之外，中唐杰出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773～819年)是与韩愈齐名的唐代最优秀的散文家，也写了不少出色的诗篇。
他的诗，抒写了时事政治、民间疾苦、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长期被贬谪的抑郁悲愤情怀。他的山水诗常常描绘深林、幽谷、清溪、寒花，渗透着凄清忧伤、迷离怅惘的情调，表现出一种清峻高洁的风格，像熏崖峻谷中凛冽、清澄的潭水，艺术成就很高。《渔翁》描绘了“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的清寂幽奇景色。五绝《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茫茫雪景烘托出寒江独钓的渔翁形象，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坚强孤傲、不甘屈服的品格。刘禹锡(772～842年)是着名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杰出的诗人。他的讽刺诗《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抒情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咏史诗《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都颇为人传诵。他善于在写景抒情中融入人生哲理，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等，对宋代理趣诗很有影响。他的山水诗取境优美，词藻瑰丽。他还善于从民间歌谣中吸取营养，创作了一批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民歌体诗词，风格清新活泼，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比民歌更精致、细腻、华美，是文人诗和民歌相结合的典范。例如《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由于中唐的政治环境、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以及整个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与盛唐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中唐诗歌情感基调郁闷低沉，意境相对来说狭窄内敛，与盛唐诗歌那种昂扬的基调，阔大外拓的意境，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雄浑与明朗之美，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次，中唐诗人或注意雕琢炼饰，追求丽藻与远韵的统一；或崇俗尚质，追求浅切尽露的平易之风；或崇奇尚怪，追求“笔补造化”的人工之美，与盛唐诗歌那种自然浑成之美，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次，中唐时期高度发达的宗教文化，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直接影响了诗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而且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新的精神，注入了新的因素。中唐诗人是以积极的主动的态度，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宗教思想与宗教艺术中的某些成分。使他们在艺术想象、艺术构思、意境的构成，以及艺术形象的创造等方面，都具有新颖奇异的特点。例如，诗人顾况、孟郊、李贺，都从道教的神仙境界中吸取了许多艺术营养；韩愈的诗不仅受到佛经偈颂的影响，而且还从佛教寺庙壁画的地狱变相、奇踪异状、曼荼罗画中吸取了意象和意境素材；卢仝的《月蚀诗》也参用地狱鬼神的形象来描写天上的魔鬼。正是由于宗教文化的影响，加速了唐诗变异的进程，也加重了变异的色彩。总之，中唐诗人在时代氛围的孕育中，以异乎寻常的胆识与魄力，打破了“极盛难继”的困境，在盛唐诗歌之后，开创了新的途径，展示了新的美学风范，为诗坛带来了“再盛”的局面，这一点应得到充分的肯定。他们的创新精神、态度与方法，适得历代诗人借鉴；他们由于过分求奇创新而带来的不足，也应引以为戒。
唐诗的夕阳返照
从唐敬宗宝历元年至唐亡(825～907年)，共计83年，文学史一般称为晚唐时期。这一时期，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反映在诗歌里往往表现为无力的叹息夹杂着愤慨和感伤。晚唐前期的代表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被称为“小李杜”。杜牧(803～853年)是曾任三朝宰相又着有《通典》的仕佑之孙。他继承祖父经邦济世的精神，也喜谈政论兵。他在《郡斋独酌》、《河湟》、《感怀》等诗中，表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感情。他才华横溢，擅长七律和长篇五古，但七言绝旬的成就最高。他的咏史七绝针砭时弊，借古讽今，抓住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到的议论；善于选择史实的某一片断，从一个特定角度下笔，寓讽谕之意于诗情浓郁的形象之中，因此艺术构思奇巧，见识超卓，情味蕴藉，英气逼人。《赤壁》、《过华清宫》都是名作。他的写景七绝，笔致轻灵，语言优美，画面鲜丽，意境深远，风格清新俊逸。《江南春》、《山行》等篇都脍炙人口。《山行》云：“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李商隐(813～858年)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又多才善感的人，不幸被卷入牛僧孺和李德裕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漩涡之中，到处被排挤而潦倒终身。他在爱情婚姻方面也遭受种种不幸，因此形成感伤抑郁的性格。他的诗抒发了忧虑国事、关心民疾、渴望有所作为的情怀。长篇政治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真实地描述了农村的破败景象和人民的苦难，提出了行仁政、任贤能的政治主张，说明了社会的治乱在人不在天的真理，具有诗史的规模，明显地受到杜甫的《北征》和《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五古长诗的影响。《有感二首》和《重有感》把矛头指向掌权的宦官，《隋师东》、《寿安公主出降》则是针对藩镇割据而发。
他的咏史诗同杜牧一样，也是借古讽今，曲折地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题材比杜牧的咏史诗更丰富，并以其深邃的思致与杜牧的俊逸有别。他的咏物诗和写景抒情诗也有不少佳作，如《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苍凉悲壮的境界，深厚而不确指的意蕴，使这首小诗的思想艺术魅力无穷。但最能体现李商隐诗歌艺术特色的，是那些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这些诗含蓄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封建士大夫对爱情的复杂心理。这类诗感情凄婉，构思精密，想象丰富，多用象征暗示手法和典故，词藻浓丽，对仗精妙，韵律和谐，意境朦胧，具有一种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前人喻为“百宝流苏千丝铁网”，虽也有晦涩难懂之弊，总的来看，艺术成就很高。例如：“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诗中第二联用两个绝妙的比喻，象征情人至死不休的刻骨相思和始终不渝的爱情，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联。
晚唐后期四五十年，唐诗日益衰落，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家和作品。聂夷中、皮日休、杜苟鹤、陆龟蒙、罗隐等人的诗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农村的凋敝和农民所受的剥削与痛苦，如《橡媪叹》、《咏田家》、《山中寡妇》等。这些诗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艺术风格上朴实无华，浅显通俗。这些诗人形成了一个相近的流派，他们的诗歌在暗淡的晚唐诗坛上放射着光彩。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流派，主要人物有司空图、韩倔、温庭筠、韦庄等，他们的诗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或写香奁侧艳，或感时伤乱，或追求山林隐逸的淡泊宁静，情调比较低沉、伤感，艺术性较高。
其中韩、温、韦的一部分写景抒情，特别是写爱情心理的作品，风格清丽婉曲，同词境相类。
综观唐代诗歌，它的基本风貌和总的趋势是积极进取的。诗人们饱满的政治热情、对人生的热爱和对青春生命的珍惜，在作品中都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唐代诗人们特别擅于情感的抒发，追求一种以情观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使诗意含蓄蕴藉，能诱发人们不尽的想象与无穷的回味。他们重意象而不重写实，重情感的抒发而少有哲理思辨，以情感人而不以理服人。他们要求诗歌意境空灵气象浑成，而不看重思理缜密和详实。
总之，唐诗的主体风格正是“以丰神情韵见长”
(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明胡应麟《诗薮》外篇卷六)。
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看，唐诗所普遍达到的情景交融的意境，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发挥到了灿烂境界的感性表征。中国农业文明的特点，使中国人特别是诗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和大自然的亲切感，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
“人者，天地之心也。”“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札记》)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就是天人合一。具体地说，人既要改造自然，又要顺应自然，应当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既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唐诗的意境，体现了人的生命情意与大自然物象生命表现形态之间的契合，这就是从《诗经》以来诗歌中所表现的人心与自然之间的感应，发展而为人心与自然之融凝为一。因此，“天人合一”就是唐诗艺术的真精神，是唐诗意境的文化底蕴。
屈原与楚辞
“楚辞”兴起于战国时期，以屈原、宋玉为代表所创作的诗歌样式，它具有楚国鲜明的地方色彩，是继《诗经》以后出现的一种新体诗。宋代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楚辞”一名最初见于西汉武帝时，《史记》和《汉书》里都记载过有人因为能够解说“楚辞”而被皇帝宠幸的事。汉成帝时，刘向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代人仿写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到了东汉，王逸又给《楚辞》作了注释，取名《楚辞章句》，是历来最流行的注释本。从此，“楚辞”既是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也是一种文学体制的名称。
楚辞既为《诗经》之后的一种新体诗，它与《诗经》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从创作方法看，《诗经》主要反映中原地区的风土民情和社会生活，开创了诗歌史上以写实为主的创作传统，是我国早期中原文化的代表；楚辞则富有鲜明的南方色彩，在风俗习惯、自然景色以及地理名物等方面的描写，无不带有楚地的特征，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由于楚辞作者想象奇异丰富，抒情浓郁强烈，从而开创了诗歌史上浪漫的传统。从表现手法看，《诗经》多用比、兴手法以增强诗歌的形象性；楚辞除了继承《诗经》以外，还进一步把比兴发展为象征手法，使诗歌蕴含更为丰富。从句式和篇章结构上看，楚辞扩展了《诗经》的四言形式，而以六七言句式为主，句子参差不齐，变化不定，活泼自由，这就大大增强了诗句的表现力。楚辞也很少用(诗经)那种回旋复沓的形式，而大都以“兮”字或“些”字为语气词，标志它的民歌特色。《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