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合乐的需要，篇下分章，篇幅一般较为短小；楚辞则除《九歌》可能合乐外，其余大都“不歌而诵”，元合乐要求，因而篇下不分章，而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特别是出现了像屈原《离骚》那样的宏篇巨制，可以充分表现作者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从作者和作品风格上看，《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大多为集体创作的民歌，虽经文人加工，仍保留了民歌的精髓；而楚辞多为文人创作，且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像屈原这样杰出的诗人，其作品铺张夸饰，笔墨变化不测、绚丽多彩，形成一种“弘博丽雅”的风格。总之，楚辞比起《诗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发展和提高。但是它们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也是明显的。“楚辞”这一新的诗歌形式是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逐步演变发展而来的。而《诗经》里的《周南》、《召南》就属于楚地民歌。《周南》有一篇《汉广》，诗中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之永矣，不可方思。”写汉水之滨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慕之情。这首诗中句尾的“思”字和楚辞中旬尾的“兮”字是一声之转，都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语尾助词“啊”，我们从这个词就可以窥测到楚辞和《诗经》的关系。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楚国人。他出身于和楚王同姓的没落贵族家庭，先世被封在屈地，因此以屈为姓。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博学多识，曾任楚怀王的左徒，地位仅次于宰相，深受信任。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富国强兵，合纵抗秦，进而统一中国。但是腐败的贵族统治集团对屈原横加诬陷；被群小包围的楚王不辨是非，疏远屈原，后来竟把他流放到汉北和江南。
顷襄王二十年(前278)秦兵攻破楚国首都郢，楚国君臣仓皇逃奔。大约就在这一年，屈原怀着理想破灭的痛苦，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共23篇。《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它既是诗人思想、品格的直接体现，也是诗人艺术才能和风格的集中反映。全诗373句，2490字，为我国战国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篇名的涵义是“遭忧”的意思，它应是屈原在楚怀王时期因被谗而遭到疏远或流放时写成的。诗人在这首长诗里，依据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深切感受，以理想与现实的矛舌冲突为中心，揭露并批判了楚国的黑暗现实，表现了诗人进步的政治理想和深厚的爱国感情。整篇《离骚》闪耀着奇异的浪漫主义光彩。诗人大量采用比喻或象征手法，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山川日月、香草幽花等罗织起来，构成一幅幅雄奇瑰丽约图画。诗人通过一系列曲折迷离的情节，来展示纷纭复杂的内心冲突，使人们从主人公的彷徨痛苦中，感受到他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热爱和对理想的不倦求索，以及他那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节操。这不仅仅是屈原个人的性格，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性格。《离骚》的笔调极富于变化，时而悲怅低吟，时而慷慨抗言，时而意纵天外……写得波澜起伏，宛转多姿。诗以抒情为主，又交织叙事与议论，结构严密，脉络清晰，词汇丰富，节奏和谐，音调优美。《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同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佳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誉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与《离骚》类似的政治抒情诗还有《九章》，一共9篇。其中《橘颂》是早期作品，诗人以岁寒不凋的橘树，象征自己“受命不迁”、“秉德无私”的高尚品格。其余各篇都写在流放期间。由于结合流放中的现实生活，多采用直接倾泻和反复吟咏的方法来表现其奔放的激情。如《惜诵》写被谗见疏的冤屈和矛盾痛苦的心境；《抽思》抒发作者的孤独和思念国都的沉痛；《怀沙》是投江前的绝笔诗，痛斥党人的无耻，表达自己宁死也不改变节操的决心；《哀郢》从目睹楚国京城郢都失陷、百姓流离失所写起，追叙当年遭谗被放离开郢都，流放途中思君忧国的情怀，倾吐心中对佞臣嫉贤害能、欺君误国的愤懑。这些诗篇都是诗人饱和着血泪写成的，显示出他高尚的情操和伟大人格。尽管没有《离骚》那样多的幻想和夸张，也是强烈的政治性与浓郁的抒情性的完美结合。
《九歌》是屈原根据民间祀神乐歌加工创作的一组祭歌，共11篇。除《国殇》祭祀为国牺牲的英灵外，其余都是祭祀日月山川星辰等自然之神的，它们艺术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崇拜自然的情景。《湘君》和《湘夫人》描写了湘君和湘夫人这一对神的爱情悲剧，曲折地表现了楚国人民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山鬼》祭祀的是巫山女神，她渴望得到真诚的爱情，也十分诚挚地把全部感情献给所爱的人。其他几篇，也都多少有人神恋爱的意味。《九歌》中绝大多数诗篇都充满了浪漫气息，富于情致缠绵的格调。诗人善于把人、神交融起来描写，既注意神的自然形态的表现，又揭不出他们人的感情、欲望、追求和性格。诗人还善于把山水景物、环境气氛、人物容貌动作的描绘和内心感情的刻画十分和谐地统一起来。例如《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翊蝴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萧瑟的自然景象烘托出人物内心的无限惆怅，意境优美，余韵悠长。这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又如《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抗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文辞凄艳，情景交融，意境幽深，亦属佳句。《国殇》比较特殊。全诗刻画了楚国将士们英武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英灵不泯，浩气长存。诗人在其中倾注了强烈的爱国激情，也体现了自己“首身离兮心不惩”与“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的不屈性格。风格悲壮刚健，声情激越，别具一格。
《天问》全诗370多句，1500余字，是屈原的第二首长诗，也是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它以诗的形式从开头到结尾一连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其中包括宇宙的形成、天地的开辟、日月的运行，以及远古人类的神话传说和朝代兴亡的历史等社会内容，既表现他对现实的愤懑抗议之情，也表现他对有关宇宙、历史、人生、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批判精神。诗歌基本上是四言句，通篇发问，却写得变化错综，并不单调。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他的爱国思想感情和高洁的品格，千百年来，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作家。他还开创了诗歌由民间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创作的新时代。屈原不仅是诗歌领域浪漫传统的开创者，而且，他把以远古神话传说为源头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和以《诗经》
为源头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作了创造性的综合融汇，从而把中国文学推上了主观与客观紧密结合、浓厚浪漫色彩与强烈现实精神有机统一的健康发展之路。屈原以楚地民歌为基础创造了崭新的文学体裁——骚体《楚辞体》，写出了《离骚》这样光照日月的名篇，展示出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血肉丰满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在诗歌史上也是空前的，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风”、“骚”并称，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和评论诗歌的最高准则：汉赋的产生，直接受骚体的影响；诗歌由四言演化为五七言的过程中，楚辞以其长短参差的杂言句式，打破了《诗经》四言的定型化，从而为五、七言诗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屈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足以与荷马、但丁等第一流诗人相比，并以其富于华夏民族特色的思想境界和抒情艺术，为人类的文学传统增添了光彩。1954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即是其中之一。
屈原之后，先秦的楚辞作家着名的有宋玉(生卒年不详)。《九辩》是他的代表作，感叹怀才不遇，境况落寞，情绪较低沉，但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所指责，流露出对楚国命运的关心：耷艺术上有摹仿屈原的明显痕迹，但也有独创性，长于铺陈描绘，文辞华美，刻画入微，写景抒情都曲尽其妙——“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一声深长的慨叹，立即把人们带到那凄凉伤感的心境和衰颓寥落的秋色之中：《九辩》开头这一段被前人称为“千古绝唱”，引起后世许多失意文人的共鸣。此后，悲秋伤怀成了一个诗文反复歌咏的主题。
汉乐府民歌对《诗经》风体诗的发展
《诗经》、《楚辞》确立了中国古代诗歌反映现实、讴歌理想、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的艺术传统。但在秦汉时期，“风骚”精神并没有在文人的创作中发生应有的影响。“诗三百”被汉儒支离破碎地曲解成封建教条，屈宋的楚辞在贾谊手上演化成骚体赋，再被枚乘、司马相如等贵族文人发展成铺张扬厉的大赋，走入了死胡同。《诗经》所创造的四言体和由楚辞发展而来的拟骚体在文人手中，从思想到艺术均已僵化。这时，两汉乐府民歌以其新鲜的内容和自由的形式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乐府本指专管音乐的机关，乐即音乐，府指官府。乐府早在秦时已出现了。汉沿秦制，到汉武帝时，乐府的编制更加扩大，职能也更为健全。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魏晋六朝时，人们将乐府所演唱的诗，统统叫做“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音乐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了。汉代乐府所演唱的歌辞中有许多是从各地采集来的民歌。它们就是今天所说的“乐府民歌”。今存不过60首左右，主要保存在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歌辞”三类之中。
汉乐府民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诗经》的风体诗。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汉乐府民歌在思想内容上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写实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表达了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展现出时代的风貌。有许多篇章是劳动人民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发出的悲愤的控诉。例如《妇病行》抒写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剥削的罪恶。病妇临终前含着热泪恳求丈夫：“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
可是丈夫一贫如洗，无法抚养孩子，被迫到市上行乞。《平陵东》写如狼似虎的官吏劫去了“义公”，勒索“钱百万”和“两走马”。可怜的“义公”只好卖掉心爱的小黄牛来凑数。这是无辜的受害者对贪暴官吏压榨良民的悲愤控诉。有的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不堪阶级压迫剥削，奋起反抗的情景。
《东门行》写一位贫民“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饥寒交迫，铤而走险，“拔剑东门去”。妻子牵衣哀求他不要去，他愤然决绝地回答：“咄！
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他终于走了，要用手中的剑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有些作品还揭露了战争与徭役带给人民大众的灾难和痛苦。《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自述少小离家，转战沙场；当他回到阔别65年的故乡时，家人早已死尽。他看到的只是荒坟累累，野草丛丛。他独自采集野谷野菜煮饭，饭菜熟了，却无人同食，更无人共话凄凉。
他只能“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这首诗以白描手法勾勒出触目惊心的图景，表达了人民大众对黑暗兵役制度的强烈抗议与悲愤控诉。
由于封建礼教的加强，汉乐府民歌对爱情的描写，已缺少《诗经》中那种欢快喜悦的篇章，而是笼罩着一层悲伤的气氛。如《有所思》就描写了一位女子在突然听到情人变心时的痛苦心情。《白头吟》、《怨歌行》、《塘上行》、《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等都是表现弃妇可悲命运的作品。这是汉乐府民歌的又一重要主题。还有一些作品暴露了上层社会的腐朽和丑恶。例如东汉桓灵时期流行的民谣唱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醒。”讽刺统治者名不副实，一针见血。还有《长安有狭斜行》讽刺当政者卖官鬻爵，《相逢行》奚落豪贵子弟，《陌上桑》采用喜剧手法揭露“使君”的荒淫无耻。
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些作品描写劳动情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诗中描写鱼儿戏水于莲叶间，既展现出江南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又暗喻采莲人在劳动中相互爱恋的情景。全诗语言质朴生动，音韵回环反复，宛如带露的荷花，清香沁人。
第二，叙事诗数量多，艺术水平高，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成熟。《诗经》主要是抒情诗，其中一些叙事作品或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或虽有贯穿全篇的人物故事，但描写大多比较简单、粗略，有些篇章叙事也像流水账似的记录：《楚辞》更是以抒情为主。而汉乐府民歌多为叙事诗。诗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对人物内心世界刻划细致入微，叙事方法多种多样：有客观地讲故事，也有自我叙述；有头尾完整的故事，也有截取生活中的片断；有戏剧表现式的，也有对话式的一特别是《孔雀东南飞》长达340余句，1700余字，生动地描述了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妇遭受封建礼教迫害的爱情婚姻悲剧，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兄、刘母等一群性格鲜明、富于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作品主要通过声情毕肖的对话和生动传神的动作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全篇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矛盾冲突尖锐集中，富有极强戏剧性，又有一个浪漫色彩的结尾。《孔雀东南飞》是古代民间叙事诗中最杰出的篇章，代表了汉代乐府民歌的最高艺术成就，被明代王世贞称为“长诗之圣”
(《艺苑卮言》卷二)，后改编为戏文演唱，一直延续至今。
第三，诗体形式的大发展。《诗经》是以四言为主，“楚辞”是以四言和六言为基础的自由体，字数多少没有明显定数。汉乐府民歌逐渐趋向五言，有成熟的五言诗，也有以五言为主的杂言体：
五言由两个双音节词和一个单音节词组成，音节错落，既不似四言单调，又较楚辞整齐；既便于记诵，又适宜表现复杂的事物和感情，因此五言诗极富生命力。它自汉代产生以后，成为古典诗歌重要的基本形式。这是汉乐府民歌对我国诗歌发展的重大贡献。
文人五言诗的兴起
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体借助音乐的力量广泛流传，逐渐吸引文人们的摹仿和创作，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诗。
东汉初年班固所写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一首五言诗，但“质木无华”。此后，又有张衡的《同声歌》，技巧有了进步。到了东汉末桓、灵之际，五言诗的技巧已臻于成熟，出现了秦嘉、赵壹、辛延年、宋子侯等作者。五言诗的兴起，与乐府民歌的哺育是分不开的。像辛延年的《羽林郎》
和宋子侯的《董娇饶》，都是模仿乐府民歌的成功之作。《羽林郎》歌咏一个卖酒女反抗贵族家奴调戏的故事，题材和表现手法都同汉乐府民歌的名篇《陌上桑》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