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多用古体叙事，近体抒情。他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的特色也表现得最为突出、充分。诗人善于选择和概括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个别反映一般；为了把人物和事件写得生动，他注意捕捉富有表现力的环境和动作细节，并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自，读起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还有意识地采用俗语，使人物的语言个性化，增加诗的真实感和亲切感，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诗人善于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地说出，使作品更含蓄、更有力。这些艺术特点，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丽人行》、《兵车行》、《北征》和组诗“三吏”、“三别”中。杜甫抒情诗的特色不仅是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更多地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诗人写景抒情，很少离开现实，而是随时随地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特别是入蜀途中和飘泊西南期间所写的抒情诗，往往笼罩着一层阴郁凄凉的色彩和沉重悲怆的气氛。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阁夜》、《宿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把忧国忧民之情渗透到自然景物形象之中的名篇。
杜甫写景抒情，善于小处落墨，从景物、事件的具体细微处写起，写得非常细致、逼真、精辟、传神。
如《春夜喜雨》中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春雨适时而来，滋润万物，悄无声息。又如：“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等等。杜甫也能大处着笔，写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壮阔境界，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等等。杜甫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有的雄浑奔放，如《望岳》、《旅夜书怀》；有的清新明丽，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有的安闲恬静，如《江村》、《客至》；有的质实古朴，如《缚鸡行》、《同元使君舂陵行》。但杜诗的主要风格却是沉郁顿挫。这种风格，就是浓厚、深沉的忧郁苍凉之情，通过雄浑而凝重的笔调，波澜变化、层次曲折的结构，迥环反复、抑扬起伏的音节表现出来。《登高》诗云：“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此诗意象密集，具有大跨度的时空结构，蕴含着诗人忧时愤世、悲壮苍凉的丰富深沉的思想感情。据前人所评，第3联14字之间，就包含8层意蕴。全篇8句皆对仗，锱铢钧两，毫发不差，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却一气呵成，节奏急促流动，仿佛完全不受格律束缚。明人杨伦评为“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第一”(《杜诗镜铨》)，正是沉郁顿挫风格的代表作品。
杜甫是诗歌语言艺术的大师。杜诗的语言，以精工、凝炽、稳重、有力、含蕴、丰厚着称。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江鸣夜雨悬。”
“晨钟云外湿。”“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群山万壑赴荆门”；“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都妙传景物的神态，有惊人的艺术魅力。杜甫对诗歌形式的运用，也集前人之大成。无论是五言七言、古体近体，都有自己的发展和创新。例如，近体诗中虚字日益消退，他便有意羼入虚字使它化虚为实并曲折诗意；近体诗曰益陷入典丽雅致的套路，他便有意用生新的僻语和平畅的俗浯去矫正；近体诗日益受到定型句法与节奏的束缚，他便刻意用省略、倒装、虚词、离析等反常的句法去扭曲它；近体诗声律日益谐调定型，他就刻意破弃音律作拗律韵体来矫正它；尤其是他的紧缩与舒展两种句法，更运用得得心应手。在各体之中，杜甫的五律、七律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人企及的境地。
杜甫使诗歌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现实生活，把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从诗歌的表现对象到创作手法，从诗歌的体裁到修辞手段，对前人的诗歌遗产作了全面的总结和发展。因此，他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他的创作，直接启发并引导了元结、顾况、白居易、元稹、张籍等人“新乐府”诗歌的创作。这种影响，又一直贯注到唐末的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苟鹤等人的创作之中。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对于中晚唐的诗人韩愈、李商隐、宋代的诗人王禹僻、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文天祥，金代的元好问，清代的顾炎武、沈德潜、黄遵宪等人，也都给予了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故有一代“诗圣”之称。
中唐的两大诗派
李白、杜甫去世以后，唐诗的发展进入中唐时期，这就是从代宗大历六年到文宗大和末年(771～835年)的60多年。中唐前期，即大历年间(771～779年)，是唐诗发展的低潮。这时，新一代的文学巨匠还没有出现。活跃在诗坛上的，是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大都对战乱造成的社会破坏有一定的亲身感受，并在诗中作了某些反映。但他人更多地表现个人伤时哀世、悲欢离合的细微心曲。他们熟，描写逼真，工整精炼。他们在艺术上有的追求，尚难开一代风气。当时，还有以元结、顾况、戈、戴叔伦曲代表的另一批诗人，继承杜甫的批判精神，写了一些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对后来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诗创作有不小的影响。
在大历诗坛上，艺术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的诗人，是刘长卿和韦应物。他们都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疾苦。刘长卿(706～约790年)有一些抒写政治失意、反映动乱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优秀作品，如《长沙过贾谊宅》、《送从军六首》、《平蕃曲》、《疲兵篇》、《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等。
他的五言绝句和律诗造诣很高，自诩“五言长城”。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短短四句，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山村雪夜的图景。韦应物(737～约793年)，写了较多讽刺豪门贵族的奢侈享乐和同情劳动人民的贫困痛苦的乐府诗。他的七律《寄李儋元锡》有“身多疾死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之句，诚恳地披露了他当官清廉正直，同情人民，敢于自我反省，历来受到赞扬。他更以山水田园诗着称。这些诗主要效法陶渊明，也接受了谢灵运、王维的影响，表现出一种清幽萧散、淡远秀朗的风洛。如《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是历代山水诗的名篇。
中唐前期这些诗人的创作活动，为中唐中期诗歌的复兴作了良好的准备。
唐德宗贞元到唐宪宗元和年间(785～820年)，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些较好的措施，社会比较安定，出现了短暂的回升现象。这个时期，一方面，逐渐深化的社会矛盾，向诗人们提出了贴近现实、反映民生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又给予了他们精心创作、锤炼艺术的有利时机。因此，唐诗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出现了。它的标志，就是两大诗歌流派的崛起。一个是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为羽翼；另一个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为羽翼。
他们面对诗歌创作“极盛难继”的困境，敢于追求变化创新，努力从博大精深的杜甫诗歌中汲取开拓创新的思想艺术营养。白派诗人对杜甫的继承，侧重在他敢于正视现实、抨击黑暗。他们学习杜甫“因事立题”、用乐府诗写时事的精神，在理论上和创作上大力提倡用乐府诗反映民生疾苦，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白居易(772～842年)，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应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作用。他写的讽谕诗共170多首，其中《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有的反映农民的贫困痛苦，有的讽刺统治者横征暴敛，有的揭露豪门贵族的荒淫无耻，有的反对黩武战争，有的同情妇女的不幸。白居易观察社会的犀利目光，几乎注射到每一个角落，发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问题，使讽谕诗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强烈的战斗精神。这样有组织有计划地针砭时弊，是前人的乐府诗不曾有过的。例如《杜陵叟》诗中抨击贪官污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如此嫉恶如仇、切齿痛骂的诗句，也是前人的诗中所少见的。在艺术上，这些讽谕诗主题专一、明确，“一吟悲一事”，选材典型，重点突出；“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令人一目了然。为了突出意旨，诗人常常在叙事中夹杂议论。诗人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予以形象的具体描绘，情景真切，使人历历如见。一些作品还成功地运用了对人物的外貌、动作、心理等细节刻画，以及写景、抒情、叙事等多种艺术手段，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在谋篇布局方面，注意情节生动，脉络联系，前后照应。白居易更努力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流畅、平易浅近，使他的诗歌琅琅上口又耐人咀嚼。《观刈麦》、《杜陵叟》、《新丰折臂翁》、《卖炭翁》、《轻肥》、《买花》等篇，是这一类诗中思想和艺术结合得相当完美的佳作。白居易还写了许多以景抒情的“闲适诗”和“杂律诗”。其中有不少历来传诵的名篇。如16岁时创作的五律《赋得古原草送别》，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把咏物、抒情、言志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诗人名驰天下。七律《钱塘湖春行》和七绝《暮江吟》等篇写景非常优美动人。五绝《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用平易的口语，表现出熟脱不拘的友谊，发散出比酒还要醇浓的情味。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和《琵琶行》最着名。《长恨歌》写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前半篇对玄宗的好色荒淫和贵妃的恃宠而骄导致安史叛乱有所讽刺；后半篇却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玄宗的相思之情，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爱情的歌颂。
在创作方法上，前半篇写实，后半篇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可以说是一首传奇小说式的诗。
《琵琶行》通过抒写琵琶女的不幸遭遇，揭露统治阶级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寄寓自己不得志的悲愤。全篇写实，比起《长恨歌》来更有现实意义。
这两首长诗的艺术成就很高，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感情缠绵婉转，布局严谨得当，情节完整曲折，语言流畅优美。诗人把写景、抒情、叙事紧密结合。
《长恨歌》侧重于通过景物来刻划人物心理，如：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从蜀山蜀水、月色铃声给予玄宗的特殊感觉表现他的悲痛。《琵琶行》除了用秋天枫叶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写烘托人物感情外，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来显示其复杂心理。诗中写琵琶女弹奏乐曲的一段，用象声词、双声词和迭韵词来描摹音乐，又用为人熟知的各种景物形象来比喻，把音乐写得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接，浮想联翩，既表现出琵琶女演奏技巧的高超，又传达出她内心的幽愁暗恨，这一段美妙动人的音乐描写历来为人称遭。《长恨歌》与《琵琶行》是中国古典叙事诗中的珍品。
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的一位写实的艺术大师，他对古代叙事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实践了自己诗歌语言通俗化的主张。他的诗歌语言浅显平易，意到笔随，富于情味，雅俗共赏，因此在唐代极负盛名，从王公贵族到歌女仆夫广为吟咏，从官府大家到茶楼驿站到处题写，并且远播国外，日本、朝鲜等国都把白诗视为珍宝。后世诗人从晚唐的皮日休、杜苟鹤、聂夷中，到宋代的王禹僻、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学习了他的诗风。
白派诗人中的张籍(767～837年)利用诗歌向黑暗现实进行斗争，写了很多现实主义诗篇，他善于提炼情节和语言，力求深入浅出。他的一些抒情小诗也写得清新自然，情意深厚。王建(767～831年)与张籍齐名，他的诗也从多方面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比张籍在表现和体察民俗民情民间生活方面更为细致入微。元稹(779～831年)是白居易的好友，当时并称“元白”，他晚节不终，与权贵妥协。但他写讽谕诗的时间比白居易还早，这些诗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艺术上不如白居易。他的《连昌宫词》是和白居易的《长恨歌》并称的长篇叙事诗。诗中反映安史之乱后社会的衰败并追溯祸乱的原因。诗人运用盛衰对照的手法，描写细腻，是其代表作。元稹还有悼念亡妻的《遣悲怀》三首，写得沉痛感人。李绅(772～846年)的新乐府诗多数失存，现存绝句《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历来传诵。
韩派诗人则继承了杜甫在艺术上刻意求新、富于创造性的精神，特别致力于在杜甫胸中笔下还没有来得及开拓的领域。在内容上，他们写险怪，写幽僻，写苦涩，写冷艳，甚至写凶狠、丑恶。在形式上，他们以散文章法、句法入诗，并且大量使用一些非前人诗中所习见的词语，押险韵，从而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创作手段和艺术风格，推动了唐诗的发展。并对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产生了影响。
韩愈(768～824年)不但在文体革新和古文创作方面卓有成就，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勇于开拓创新。他既继承了李白壮浪纵恣的奇情幻想，又吸收了杜甫的博大精深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用自己的才情、气质和功力，创造出雄奇险怪的诗歌风格。他善于描绘惊心动魄的奇景异象，如：“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的洞庭湖，“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的山林大火，“星如撒沙出，攒集争强雄。油灯不照席，是夕吐焰如长虹”的月蚀夜等。即使是平凡的景物和事件，他也要运用奇崛的笔墨捕捉具有强烈视听效果的瞬刻情景，描绘出具有震撼力的画面。如《雉带箭》写将军射猎，被评为“短幅中有龙跳虎卧之观”。诗中“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