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人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产生了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据说舜就曾任命伯益为“虞官”，掌管草木鸟兽。大禹曾下过禁令，规定春季不准携带斧子进入山林。西周时则设立了许多不同职责的掌管自然资源的官员，如掌管山林的山虞，掌管林麓的林衡，掌管川泽的川衡，掌管湖泊的泽虞等等。他们都强调以时开禁，取用有度。《国语》
中记载了春秋时鲁宣公在泅水张网捕鱼，其臣里革把渔网割断，扔在水里的故事。里革强调人应该合理利用资源。他说，春夏鸟兽鱼类孵卵孕胎、不应捕杀，树木发芽生长，不宜砍伐。野生动植物得到繁衍，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先秦时期，随着“天人之辩”的逐步展开，儒道各家从哲学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环保思想。儒家认为人是天地所生、人的生存对自然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在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孔子钓鱼，但不用网捕鱼；射鸟、但不射巢中眠宿之鸟。
孟子甚至将此纳入“王道”即政治思想的轨道，强诃不随意违背农时，不过度撒网捕鱼，才能有足够的谷物鱼鳖，才能保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萄子亦将环保的制度和思想称为“圣王之制”。儒家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自然界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为了合理利用自然，人们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自觉地维护生态平衡。在树木生长期“斧斤不入山林”，鱼鳖繁殖期不撒鱼网，不投毒药，都是为了“不灭其生，不绝其生”。荀子总结“天人之辩一，论述了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要人“明子天人之分”，既不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与天争职，又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与天地配合，从而使天时为生产服务，促使万物繁殖成长。《礼记·月今》则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各种环境与生态保护的具体规定。不能违拗自然规律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环保思想中一以贯之。
道家老庄的环保思想近年来为世人瞩目。老子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人只是万物中之一物，人的行为应当效法天道，顺应自然，不随意妄为，否则，“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这种尊重客观自然法则的态度是合理的，但他的无为过于排斥人的有为，这是走了极端。庄子的思想与老子一脉相承，以“天”为自然状态，“人”为对自然的改造，他盛赞自然的完美，而鄙视人为。老庄的批判首先针对的是文明的社会负效应，并非文明所带来的自然环境的危机。但是他们强调不破坏生物的天性，主张人对自然无争无为，庄子还否定“机心”，保证人心纯朴自然、这与“环保”思想有深刻的相关之处。
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问题，环境保护不仅受到古代政府的重视，也为儒道等各派思想家所注目。另外，中国古代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农业生产必须尊重并顺应自然规律，所以注重农时以及四季变化的规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总结农业生产规律时，就主张顺应天时，衡量地利，认为在此基础上耕种稼穑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反之，任情反道，则将劳而无获。除此之外，战国时代诸子已有“多粪肥田”、“地可使肥”的说法，说明当时劳动人民对保持土壤肥力和施肥的作用已有了正确认识。宋代陈表着有《农书》，其中指出，只要经常加上肥沃的土壤，并以粪治之，就肯定能使地力常新，他还提出了许多技术原则。这些思想都包含有丰富的环保意炽。
传统的性观念
通常的印象中，仿佛中国人在性的观念方面比较保守，也较为匮乏，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属于儒家系统的，《周易》的《系辞》中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不仅是对于男女之间的性活动产生人的生命的认识，也是给性活动赋予崇高价值意义的一种观念。《孟子》中提到：
“食色，性也。”把食物和性生活看作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的自然属性的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札记》直言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说法都丝毫没有贬低性生活的意思。儒家理想的政治中，甚至包括要在经济上、制度上帮助男女及时婚配，不使社会上存在大男大女、痴男怨女。这是社会实际做法和一般观念在儒家学说中的反映。
对于性的问题，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伦理社会方面、医学卫生方面两类。前者完全是和性享乐主义背道而驰的，虽然古代中国人清楚人的性本能需要满足。但认为必须是在符合伦理道德和履行社会职能的前提之下。性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它需要和其他多种社会关系的因素结合起来，所以婚姻不是两个个人之间的事，而是“合两姓之好”的社会行为、家族义务。在两性结合关系中，性固然能促成家庭和睦，但夫妇不能沉迷于此，相反要尽量不发展和表现这种性的亲密关系，以便使事实存在的性关系更像是伦理目标下的一个附属物。性自身绝不可成为目的，纯粹的性爱是不可做的，它要完成的主要功能不是让两个人感到性快乐，而是要完成延续后代这一最大的人生任务。家庭之外的性关系，更是不合道德的，是直接触犯礼法，甚至是触犯科条的。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性别歧视，在此表现得最为充分，对女性性要求的限制以及越轨性行为的处罚。较男子严格得多。当然，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和正统观念有时恰恰有很大的反差，这种现象在某些时代和地区表现得相当突出，不仅是家庭内部有纳妾制度，社会上有娼妓制度。
使上层社会的男子事实上可以有较充分的性满足，而且事实上下层社会对礼法制度履行不严格，男子甚至也包括妇女经常有异常的性满足，有时是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有时甚至以公然的方式，而社会对此又表现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这一点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较难看到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包容性较大的一个例子。当然，上层社会妇女的性压抑情况是较为严重的，特别是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上层社会的礼法制度得到强化，下层社会也受到影响，有许多模仿，这样一来，中国在先秦、汉唐时代相当具有人情味和较为开放的性观念，就变成了诸如女人不得改嫁之类的褊狭悖理的性观念。
中国古代的性观念还有一个突出的方面，那就是医学卫生性质的房室养生思想。其中不仅包括求嗣生子、优生胎教、生理健康、延年益寿等可以被正统观念所容纳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充分探讨性解剖学、性爱心理和性爱技巧这类问题的内容。这一系列观念的发达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脱离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简言之，前一类观念可以被用来稳固家庭关系，保障子孙繁衍，也可满足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的心理；后一类观念中不仅有医学探索的性质，还是统治阶级部分成员寻求声色享乐需要的反映。当杜会处于较为颓废的历史时期，这类观念就大为盛行，体现这类观念的书籍就充斥于社会。对此，我们今天一方面可以全面观察中国古代社会，深入了解传统观念中显性的以及隐性的各个层次，同时尤须认识到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意义。
古代的方法论之争
如何获得知识并把握本体，即传统所说的“为学之方”与“致知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关注的方法论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哲学家从不同角度探讨方法论问题，常发生争论。围绕着方法论的辩争在古代有五次高潮：
先秦的名实之争、魏晋言意之争，隋唐佛教顿悟渐悟之争，南宋朱陆“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明清知行之争。
“名实”之争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之一。“名”，指名称、概念，“实”，指事实、实在。孔子提出“以名证实”。认为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名分和规范行事，不可逾越。孔子的“正名”主要是政治主张。而墨子则明确地将“名实”关系作为哲学问题提了出来，他主张“取实予名”，认为仅仅知道名称，还不能算有知识，重要的是在于能认出名所指的实来。老子不同于孔墨，提出“无名”论，认为“道”处于“无名”的领域，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它；庄子一脉相承，认为名是从属于实，由实派生的，且不能完全合乎实，所以“圣人无名”。所期墨家主张“以名举实”，认为概念名称是摹拟实在的，并且还是灵活多变的，反对公孙龙《名实论》中把“彼彼止千披，此此止于此”绝对化。荀子着《正名》篇，提出了“制名以指实”的命题，强调名与实的一一对应，并且还指出名与实的关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名称概念要适应变化的实际，名言作为社会现象，是历史地约定俗成的。韩非继承荀子的思想，提出“循名实而定是非”，即根据概念和实在是否做，来判断一个人言论的是非。经过这些论争，先秦时期，“名实”问题在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上达到了初步的统一。
先秦时老子首先提出了“言”和“意”能否把握“道”的同题，其后庄子更从抽象与具体、静止与变化、有限与无限三方面的矛盾出发对此加以质疑。到魏晋时，王弼进而发展成“言不尽意”、“得意忘形”的思想。王弼认为语言不能完整地表达思想，认识了世界的本质就可以忘掉具体的物象，如得鱼忘筌，得免忘蹄，他否定认识起源于感觉，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有把握本质的可能，欧阳建则写《言尽意论》，与王弼针锋相对地指出，主观的名称和语言都是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的，名言不仅可以辨别事物，还可以表达思想，强调了言与意的统一。“言意”之辩是先秦“名实”之事在逻辑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并一直贯穿了整个古代哲学史。
佛教中的“渐悟派”认为必须严守戒律，长期修习才能达到对佛教真理的觉悟，“顿悟派”则主张无须繁琐仪式和长期修习也可豁然觉悟，体认佛理。南北朝时竺道生首倡顿悟说，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论；隋唐时顿、渐之争更为激烈，甚至刀兵相见，逐渐发展为南顿北渐的模式，南宗慧能提倡顿悟，北宗神秀力主渐修。朱熹的“豁然贯通”之说在某种程度上即受禅宗顿悟说的影响。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次着名的哲学辩论，中心问题即“为学之方”，也就是如何培养人的问题。朱熹注意从“道问学”入手，通过一日格一物的逐步累积而致知。他强调要广泛地考察求索，在博学的基础上，精思明辨，如此才能推类以通。陆九渊则以朱熹的工夫为“支离事业”，他主张“先立乎其大”，“先发明人心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的“尊德性”
之法。他从“心即理”出发，提出理在每个人心中，只需反省内求的“简易”、“直捷”工夫即可获得。他说：“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首先要存心，一旦“发明本心”，就“自昭明德”，自然明理了。明代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思想，进一步否定了朱熹的方法，提出格物即“格心”，一个人惟一重要的努力是“致良知”的学问和践履，而不是首先追求知识。做的方法仍是以反求内省的直觉法为主，与孟子、陆氏兄弟的思路一致。
“知行”之争自先秦延续下来，到宋以后更加突出。宋代程朱学派主张知先行后，强调知的决定性地位，明代王阳明虽然提出知行合一，但实质上，他的行并非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他“行以为知”，以知代行。
明清之际，王夫之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并总结了知行关系，建立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的知行统一学说，突出论述了行优于知、高于知原思想，并认为知行是同功并进的，认识是一个循环往复、无穷发展的过程。他的知行观达到了古代哲学的最高水平。
方法论之争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思想家们针锋相对的辩论是在融汇前人思想的基上提出来的，后人又继承和发展他们的观点，从而不断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的方法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