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学家具有重实效，力躬行，细究农务实，立志兴农以图富民强国的精神传统。“农学”奉是一门实用学问，中国古代农学家虽对农学理论也有所论述，但绝少空谈，而是切实研究农业生产的实际过程，重视访问、考查、验证乃至试验，努力总结农业技术成果，并积极推行指导生产，以图兴农利民。农学家在认识上多言实务、实效。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批评当时虚侈之风是“舍本逐末，贤哲所非”，认为学习圣贤之说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明末农学家徐光启斥责其时流行的陆王心学为无用之学，认为学问应当“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他早年深研音律书法，后来认为这些东西乃雕虫小技，不足学之，尽数弃去，转而学习农学、水利、天文、兵法、工艺等“可施用于世者”。
历史上的农学家不仅在理论上崇尚务实，而且身体力行。他们往往游历各地、观察访问、试验推广，乐此不疲。西汉杰出农学家汜胜之亲自在关中主持区田法的试验，撰写实验报告与论着，开风气之先。贾思勰总结自己农学研究的原则说“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北宋农学家陈在其《农书》中自信他讲：“是书也，非苟知，盖尝允蹈之，确乎能其事，乃取着其说以示人！”重躬行是农学家务实精神的生动表现，不仅如此，他们的务实精神还直接表现在其着作的内容中，他们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过程立论，细致详密之至，令人叹为观止，诸如选种、播种、栽培、收藏等环节均细细道来，甚至积肥、追肥之方法也陈述甚细。他们提出要根据气候、土地、劳力等实际情况进行农耕生产。《胜之书》里讲：“凡耕之本，在于趣时”；王祯在其《农书》里说农业生产要“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他们亦针对不同地域立论汜胜之主要论关中地区之农耕，贾思勰集中讨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技术，而王祯却兼论南北农业。但他们又不将这种地域区别绝对化，认为土壤、气候一州之内也有不同，故农耕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而不必拘泥于地城之论。
农学家注重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细述了怎样进行多种经营，如何多层次利用农产品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法，还叙述了多种以小本钱盈利的内容，所以有人称之为个世界最早的“家庭经济学”，可见其务实之程度，陈提出要在农耕中实行集约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概言之，中国古代农学家重实效，力躬行，务天、地、人之“实”，是中国古代农民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此务实精神与儒家重伦理、轻实务的主潮流相对立，因此更显可贵。
耕读传家的观念
“耕读传家”是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治家观念，深深扎根于古代文化传统之中。“耕读传家”的观念，与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社会有一种基本的构架：以农养天下，以士人治天下。换言之，养天下须重农耕，治天下须重读书。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基，统治者对此深有认识，故把“重农”作为安邦兴国的基本方针。《吕氏春秋》里讲：“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汉文帝刘恒诏曰“农，天下之本也。”春秋战国以来，“重农”已成为君主既定的兴国之策。古代的王者也看到了读书人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于是采用各种方式把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吸收到统治阶层中来，置其于权位，供之以俸禄，使读书人为其所用。统治者的这种重农耕、尚读书的长久治国策略影响到民间社会，就体现为中国家庭中的“耕读传家”的观念与实践，“耕读传家”表达了家庭自身的利益。
中国人自古就有尚农的传统，把农桑视作生存之根。《周易》里有言：
“不耕获，未富也。”从秦开始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更把人们牢固地牵制在土地上，以农耕作为根本的生活手段。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动，就后者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整个封建社会占据了支配地位。长期的积淀使得古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牢固的信念：农耕是最牢靠、稳定的生存手段，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能够放弃的：通过工商业致富或为官发财的人，最终也以购买田产为根本之计，因相比较而言，这乃是最稳当的保存家产的方法。重农恋土之情实发自古代中国人的肺腑。无怪乎古人把“耕”作为传家之一本。至于读书，对一般庶人家庭而言，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可以通过人仁谋生，乃至发财致富，又对以光宗耀祖。
孟子讲：“士之佳也，犹农之耕也”，即言读书人做官要以像农夫耕地一样谋生。《战国策》里讲，农耕有十倍之利，而从政做官之利则无可胜计，此对庶人诱惑可谓大也。其次，读书做官可以展抱负、建功业。在古代中国，一个人要成就点事业，路是很狭的，最便当且被社会认同的路径，便是读书做官。再次，读书可以求学问、修心性，担当天下道义，成为贤人雅士。纵然读书一无所成，也有农耕为根，生存不足为患。可见“耕读传家”
一训，既有重生计之“俗”，又有求高洁之“雅”，实乃一种融雅俗为一体的生活智慧。它是古人在重农尚仁的社会之中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治家方式和生存方式。“耕读传家”作为观念深植于传统文化之内，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接受，直到近现代，社会状况大变，其影响虽不可能如以前之巨，但作为一种极为悠久深远的传统，还对现代中国人有所影响。
全性保真的养生观
全性保真的养生观，儒、释、道三家及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内经》都有所涉及。对养生问题各家主张不同：儒家宣扬经世济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做种种人世的事业；释家主张与世无争，把着眼点放在跳出六道轮回，归向西方极乐世界的至高目标上，故而是出世的；道家以“清除无为”为处世宗旨，崇尚自然，继而发展到后来的道教以长生久视、羽化登仙为最终目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心性的修养十分重视，也就是重视思想、精神以及情绪上的修养。这一点大大不同于西方的养生学。
西方养生单纯讲健康长寿并以此为惟一的目的，而不涉及心性与道德的修炼，因而在养生着作中仅仅限于对体质与力量的阐述，而中国传统养生学还有其另一方面的追求，即全性保真以达性命双修。性命二字，中国不同思想家、医学家、气功家有不同的解释，就是道教内部各派意见也各异。一般讲，性指意识活动——神，命指人体功能活动的基础——精与气；性指心性，又谓“真意”、“真神”，命指生命、形体，又谓之“元精”、“元气”等。
西方的养生倾向于“惨命”，中国的养生讲求性命双修，其途径主要是全性保真，也就是说，通过修性来修命，即所谓的“修得一分性，保得一分命”。
儒家本不以养生长寿为主要目的，只求人的自我完善，但其思想观念及道德行为规范里却也含有养生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儒家要求待人以宽，予人以惠，做到“忠恕”，对己则“罕言利”，节俭、平心，淡泊。这种思想品行的修行，从养生学角度看来，亦属致寿之道。孔子说过“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以及“仁者寿”的活。所谓“仁者”、“君子”即是心性通达、道德高尚之人，这些人往往长寿。《春秋繁露》对此是这样认识的：“故仁人之所以长寿者，外无贪而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儒家四书之一《大学》有“心广体胖”一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说：“胖，安舒也”。“故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儒家认为，有修养的君子平时心胸开阔，所以体貌安泰舒坦，优哉游哉。这就反映了“修身”和“长寿”之间的内在联系。
佛教虽然讲的是出世，不像道教以长生不死为修习宗旨，但佛教主张无欲无求，在平常生活中放弃一切不必要的攀缘和杂念，不断修习，以达参悟禅机，明心见性，这在客观上起了固定生慧，了却烦恼，使身心轻安、情绪愉悦的作用。从养生学的角度来看，达到了祛病延年的效果。自古以来，享有天年的高僧为数不少。我国养生文化中，道家，尤其道教在我国传统养生长生术方面地位最为重要。它以虚静无为、抱朴守一、返仆归真、长生久视为宗旨，不仅追求长寿不死，更将白日飞升、羽化登仙作为其修道的最高境界。其修炼方法用于求不死，固然徒劳，借以养生，则颇有裨益。事实上道家不少修炼方法，一直在起着延年益寿的作用，对养生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精神修炼是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老子哲学观的核心是清静无为，《老君清静心经》里也说：“心既白净，神即无扰，神既无扰常清静矣……名为得道。”为了达到清静之境，根据“载营魄抱一”(精神与身体合一)之说，运用静坐法，使精神专注，排除杂念，如气功家所说的意守丹田，神不外驰，使身体同精神合一而不分离。以求神气浑然如一。这也就是道家的“内守一气以养精神”的“守一”法，它成为道家气功的一项基本功法。在《庄子·养生主》篇中，专门论述了怎样护养生命之主——精神，提出养神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气功的具体方法是“心斋”、“坐忘”。所谓“心斋”就是心志专一，凝神于气，意气合一，最后进入“虚”的境界；“坐忘”一开始就要进入一个较高境界，要排除干扰，摆脱一切欲望，目无所视，耳无所闻，忘掉一切，甚至仁义、礼乐这些重要东西，最后连自我都忘掉，这样便会通体光明，空无一物，达到“虚”的境界。《庄子·在宥》篇中指出，养生理论虽然根深奥，但做起来无非是按照“心斋”、“坐忘”的要求，保持清静，神形内守，形不外劳，心无外虑，目不外视。道教修炼。以精、气、神为核心，在丹经中称为三宝，犹生命之三大元素。《仙种隐》指出：“勿要损精，耗气，伤神”，“三者既失，真气耗伤”。内丹家更将此作为“内丹”修炼的核心。所谓内丹，是汉唐以后道教徒为羽化登仙而修炼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原理完全仿照外丹而来；外丹烧炼要用炉鼎，内丹修炼则以人体为炉鼎；烧炼外丹要用黄金、朱砂、雄黄、雌黄、硝石、云母等为原料，修炼内丹则以人的精、气为药物。以神(意念)为火候，进行修炼，使精、气、神三宝凝聚不散而成内丹。它实际上是集静养、吐纳、导引、服食乃至房中诸种方法之大成。
就医家而言，由于祛病延年本属职责范围，所以于养生之术尤多贡献。
我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由《紊问》、《灵柩》
两部组成，书中十分重视天人合一的养生方法，指出养生者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并提出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一系列的养生原则。在形神的调养中，既主张从适劳逸、慎饮食等方面来养形，更重视从和七情、静思虑等方面来养神。《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时候，知道养生智慧的人，效法阴阳生克的道理，懂得修身养性之法，饮食有节度，生活起居有规律，使身心保持平衡和谐，如此才能够活得百岁，尽其天年。心情要安静，生活要朴素，不为物欲所蒙蔽，不为外物所惊忧。掌握了养生之道，才能保全生命，不受危害。纵观儒、释、道、医诸家，凡是以养生为目的的思想，无不以意静为止，这是中国古代养生观的统一之处。
古代养生家都强调“养莫若养性”，“养性”即道德修养与精神修养，包括修心、养神、节欲、戒怒，这些都包含在“意静”之中，只有“意静”，才能全性保真，达到性命双修。
古代的环保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