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茶史上向来就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宋朝茶事，总体上离不开品和斗，这种社会风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以至他们在茶文化的整个过程中，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挖空心思闯出新路。北宋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就很客观地谈到：“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陵（即宋徽宗）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宋徽宗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当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亨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以至宋朝的茶学专著虽多，却都没能走出这个怪圈，一律在钻牛角尖，对茶质、茶艺、茶具的过分讲究，形成了宋代的茶风，如果崇尚质朴自然的茶神陆羽泉下有知，不被气歪鼻子才怪呢！
我们先来看看宋代流传下来的茶学专著，有专谈斗茶技术要领的，如蔡襄的《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有品第茶品高下的，如黄儒的《品茶要录》；有专门记载皇家茶园茶叶制法及品名的，如赵汝的《北苑别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有专论福建建安名茶的，如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真是详之又详，蔚为大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茶饼制作愈趋小巧、精致，象“白芽”、“龙团胜雪”、“小龙团”、“密云龙”等茶，光听茶名就可知其珍贵价值了，大文豪苏轼由是感叹：“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茶如是，茶具也自不能免。同唐朝的质朴相反，宋朝茶具走向了一个极端，变得非常讲究。人们不但在乎茶具的功用、外观和造型，而且更看重其质地，由前朝的陶或瓷，发展为玉、金或银，并相沿成风，日趋奢侈。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越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一副茶具竟然要值一千两黄金，固然说明了茶具在宋人心目中的份量，但这种奢侈腐化，也反映了宋人失衡的心态，泱泱大国屡被小国欺压而至国威扫地的遭遇当然是切肤之痛，但不在政治上发奋图强，却深陷于市井文化的沼泽之中，这是不是宋人的悲哀？让人更难理解的是，周在《清波杂志》里告诉我们，造这种茶具，“工值之厚，等于所用白金之数”，“士大夫家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这种金碧辉煌的茶具，成了士大夫案头的装饰品，纯粹是为了夸豪斗富的摆设，这又是茶具本身的悲哀！
当然，绝大多数人对茶具还是珍爱有加的，北宋失意文人唐庚就曾写了一篇名叫《失茶具说》的文章，借茶具遭窃之事，对世事大发议论，并从中描述了自己的特殊情感。文章是这样写的：
“吾家失茶具，戒妇勿求。妇曰：‘何也？’吾应之曰：‘彼窃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则思得之，惧吾靳之不予也，而窃之，则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则宝之，惧其泄而密之，惧其坏而安置之，则是物也得其所托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托，复何求哉？’妇曰：‘嘻！乌得不贫？’”
我们无从知道唐庚的茶具是金抑或是银制，但唐庚酷爱饮，却不是道听途说的，他常与友人聚会欢饮，并曾写过一篇短文《斗茶记》来记录此事。他的茶具被人偷走却告诫妻子不要查找，并说了一番富含哲理的话，茶具虽然被人偷走，但行窃者一定是爱它之人，他一定会悉心保藏，再也不至于遗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得遂愿，物得其所，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这种达观的态度，既反映了唐庚的思想境界，也体现了茶具在他心目中真正的价值，这种豁达，是任何有形有价茶具都无法比拟的。
仿佛为了印证宋人的奢华成风，有关茶学著作对茶具的质地不约而同地作了苛刻的要求，我们试从蔡襄的《茶录》和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里撷取几个片断便知端的。
（1）《茶录》：
砧椎砧椎盖以砧茶。砧以木为之，椎或金或铁，取于便用。
茶钤茶钤屈金铁为之，用以炙茶。
茶碾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喻石皆能生钅生，不入用。
茶匙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
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2）《大观茶论》
罗碾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
瓶瓶宜金银。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蔡、赵两位对茶具的要求是惊人的相似，炙茶、碾茶、点茶和贮水用具一律是金碧辉煌或银光闪闪，饮茶用的茶盏也一致要求用名贵的建盏，可以说，宋代茶事的奢靡之风，与他们二位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联系到宋人当时侈糜相夸、斗豪斗富的风气，这种要求未必全是从茶艺的需要出发的。
当然，崇金尚银似乎不能全怪宋人，他们的前辈唐人苏曾经洋洋自得地写了一篇名为《十六汤品》的文章，内中根据汤器质地的不同，划分了五种汤品，即：
“富贵汤以金银为汤器，惟富贵者具焉。所以茶功建汤业，贫贱者有不能遂也。汤器之不可舍金银，犹琴之不可舍桐，墨之不可舍胶。”
秀碧汤石凝结天地秀气而赋形者也。琢以为器，秀犹在焉，其汤不良，未之有也。
压一汤贵欠金银，贱恶铜铁，则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隐夫，品色犹宜，岂不为瓶中之压一乎？然勿与夸珍衔豪臭公子道。
缠口汤猥人俗辈炼水之器，岂暇深择？铜、铁、铅、锡，取熟而已，夫是汤也，腥苦且涩，饮之逾时，恶气缠口而不得去。
减价汤无油之瓦，渗水而有土气，虽御胯宸缄，且将败德消声。谚日：茶瓶又瓦，如乘折脚骏登高。好事者幸志之。
五种汤品，仅观其名就可优劣自判，喜欢“斗”的宋人自不会选择用无釉之瓦盛放的“减价汤”了，自然会直奔金银玉器名之的“富贵汤”与“秀碧汤”了，于是，崇金尚银就变得再自然不过的了。
在宋朝的大量诗文中，也有相关茶具的记载，范仲淹的“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释惠洪“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纹刷鹧鸪斑”，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了金银茶具在宋代的普及和炙手可热。近年在福建福州出土的许峻墓中的一批茶具，为我们印证这一点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许峻（1223～1272），字景大，是南宋福建建唐（今福清长乐）人。出身子名门望族，自己也官至架阁朝清通判。在他的墓里，发现了一批精巧别致的茶具，计有鎏金银碗托、盏、执壶、茶罐、银钵、银壶、铜筷、铜夹等点茶饮茶用具。这些金银茶具，是宋朝侈糜豪华茶道的一个缩影。
富足的生活，畸形的文化，腐败的政治，颓废的国威，是造成宋人追求富丽豪华的茶道的主要原因。其实宋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晁冲之曾赋诗作文：“争新斗试夸击拂，风俗移人可深痛”，对斗茶现象口诛笔伐，但到后来，他自己也欲罢不能而深陷于其中，以至又“老夫病渴手自煎，嗜好悠悠亦从众”。这说明对一种社会现象，仅凭个人的微薄之力是无法改变的，灰心之余也只好随波逐流了。
在极力追求茶具的精巧豪华之余，宋人针对点茶、分茶当道的客观现实，对前朝茶器也作了一番改进，首先就是创制了茶筅，也就是竹帚。据《大观茶论》载：
“茶筅以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歌疏劲，本欲壮而未必，当如剑瘠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瘠，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
这种用老竹制成的竹帚，用于煎茶后分茶前来搅动茶汤，只有厚重才能有力地搅动茶汤，使汤花密布，分茶后汤花不易消散。这种源于斗茶，但却毫不起眼的小竹帚，很快传入日本，融进了日本茶道之中，并保留至今。
在煮水器方面，唐代风行一时的也基本绝迹，而代之以更为小巧精致的铫、瓶之类。陶彀《清异录》说：“当以银铫煮之佳甚，铜铫煮之，锡壶注茶次之。”铫即吊子，是一种有柄有嘴的烹煮器皿。对茶瓶的要求也一样，蔡襄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说得更为详细具体：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很显然，不用而改为有柄有嘴的茶铫茶瓶，其目的还是为了适应斗茶的需要，所以，宋代的茶瓶一般都是鼓腹细颈，单柄长嘴，这一点在出土文物中已得到验证。用这种茶瓶注水，容易控制自如，因此，更利于斗茶者技艺的发挥。
综上所述，宋朝茶具的损益，是以斗茶为中心的，这与前朝有相似之处，但更存在本质的差别，从艺术品饮的角度看，宋比唐要更为发达，其普及性与专业化程度要高一些，但也正因为如此，宋人失却了一份恬静的心态和清雅的情趣，更多的却是流于世俗。在这种市井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身的茶具，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沦落为权贵们夸豪斗富的替代品。宋人失衡的心态，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误区，这的确给茶具艺术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宋代茶具并非乏善可陈，以品饮艺术推动茶具的生产和发展，其结果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珍贵的实物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