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读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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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儒学部(101种)(3)

《汉文学史纲要》第4篇论及诗歌之流行有其现实要求:“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这里就肯定了孔子的“诗学”主张。鲁迅相信孔子一生是要“救世乱”、“治世弊”,《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有言:“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后,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孔子……祖述尧舜,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则定《诗》

《书》,订《礼》《乐》,序《易》,作《春秋》。既卒,门人又相与辑其言行而论纂之,谓之《论语》。”又说:“邹鲁派,皆诵法先王,标榜仁义,以备世之急,儒有孔孟,墨有墨翟。”从这类话头可以看出,鲁迅对孔子是心存敬意的。

《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鲁迅在反对伪民族主义的时候,也表露了自己的民族立场。他说:“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作者按:这里的“元兵”当为“金兵”)鲁迅对蒙元、满清的“入主中原”屡有判词,基本上将其视为一种“征服”与“侵略”。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对孔夫子“夷狄”说的征引,是不难体会其文化本位精神的。世人将鲁迅誉之为“民族魂”,是有其道理的。所以鲁迅要在《准风月谈·礼》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鲁迅在这里表示的意思其实是:在列强环伺的险恶境遇下,首先要自强,不可以听任其欺凌。

《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论及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这里就正面引用了《论语·颜渊》中的话:“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鲁迅著文引文往往仅凭记忆,有时也有记忆混淆的时候。

《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中说:“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孔子赞许的叛逆精神,在鲁迅这里是得到赞赏的。但“时日曷丧”出自《尚书·汤誓》——不过有一种意见:《尚书》也是孔子所编定。

《中国小说史略·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中论及小说渊源,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

这里的引语,应为子夏所语,见《论语·子张》。鲁迅也有对《论语》的误解。

《坟·杂忆》中,鲁迅说:“孔老先生说过:‘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显然,孔子所谓“毋友不如己者”,不是说“毋友”权力、财产“不如己者”;而是说“毋友”进德修业“不如己者”。

《华盖集续编·“死地”》评论“3·18惨案”,对段祺瑞枪杀学生后有个社会评论:“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这个“没齿而无怨言”就是《论语·宪问》中的话头。鲁迅这里也间接地表示了对儒学缺乏个人反抗精神的批评意见。但这是一个误解。孔子说这话时有具体语境。当时有人问管仲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是个人才。伯氏在骈邑的封地被桓公取消给了管仲,伯氏穷得吃粗饭蔬菜,心服管仲,没齿而无怨言。”由此可知,“没齿而无怨言”只是孔子针对管仲和伯氏的具体意见。此外,儒学的反抗精神在诸子中也是最为强烈的。如孔子的后裔孔鲋就参加了陈胜的义军;孟子就有很多反对君主专制的说法;而明清之际的大儒们的反抗,也是当时的道家、佛教徒们不可比拟的。

整体来看,鲁迅对孔子有批评,但又是心存敬意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亵渎,反不如没有的好。”又说:“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正是这些“权势者”“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这就是鲁迅对孔子的整体判断。所以现代儒学如果是可能的,第一要务就是还原历史上的孔子,让人们知道真实的孔子是什么样子的。

■《论语集注》

[南宋]朱熹(1130-1200)撰。儒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鲁迅多次引用此书。

小说《祝福》中,描写“四叔”家的书房:“……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这里的引语就出自《论语集注》。

在孔子儒学看来,“不知言,无以知人”,是说君子应有交往中的理性修养。孔子特别推崇《诗》三百,所以说:“兴于诗”。文学对养成人之气质很重要。“不学诗无以言”,学诗,就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就可以在具体生活情景中知道人之所言背后的修养。人有修养而不知,也便无法做到“知人”。学诗,有助于达成君子与君子这个特殊的“主体间”的理性交流,大家相识就是相知,此之谓“知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就是朱熹对“不学诗无以言”的注释发挥。因此,就原典意义而言,《论语》和朱熹都是理性而又明智的。

鲁迅时代“反传统”是一种文化潮流,因此《祝福》中对朱注的描写,实际上是暗示传统败落的曲笔。当列强环伺、国势衰微之际,当传统无法开出自由民主已成经验事实之际,鲁迅期望“别求新声于异邦”,其救国救民的姿态是可以理解的。

■《论语解经》

[三国魏]何晏(190-249)作《论语集解》,[宋]邢作《论语正义》,二书合刻。又称《论语注疏》,鲁迅购于上海来青阁,见《日记·1935/12/30》。

一般认为,何晏是“援老入儒”的玄学家,所谓“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君主无为而治”等等,就是他对儒学的观念理解。但《论语》中孔子已经有“无为而治”的言论,所以,何晏其实并没有全然背离儒学。

邢是经学家,对儒学经典命题“性理”有深入探讨,对何晏的意见也有所消解。

鲁迅对这二人没有直接批评,但是可以看到,鲁迅并不赞同他们的思想。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三国吴]陆玑著。《毛诗》是西汉毛亨、毛苌所传的《诗经》。陆书是对毛传《诗经》中动植物的解释。鲁迅在《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中提及,说在一个“远房叔祖”家中看到过此书。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到《诗经》的传承脉络:“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毛诗稽古编》

[清]陈启源撰。该书是对《毛诗》的考证。有嘉庆年间刻本。30卷,附考1卷。8册,鲁迅于琉璃厂购得,同时购得影宋本《脉经》1部4册、袖珍本《陶渊明集》1部2册等,共计银10元。见《日记·乙卯/2/21》。

《毛诗稽古编》训诂准《尔雅》,篇义准《小序》,诠释准《毛传》,佐以郑笺,名物则取陆玑。

■《毛诗世本古义》

[明]何楷(1594-1644)著。又名《诗经世本古义》。书28卷,对《诗经》作了编年处理,并附有作者姓名,多有牵强,但引证考据颇丰赡。

《汉文学史纲要》第2篇讨论《诗经》说:“毛氏《诗序》既不可信,三家《诗》又失传,作诗本义遂难通晓。而《诗》之篇目次第,又不甚以时代为先后,故后来异说滋多。明何楷作《毛诗世本古义》,乃以诗编年,谓上起于夏少康时(《公刘》,《七月》等)而讫于周敬王之世(《下泉》),虽与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合,然亦非必其本义矣。”鲁迅在此对何著表示了疑义,引《孟子》“知人论世”说,也表示了对孟子意见的赞同。

何楷,字元子,经学大家,不与权臣苟合,抗清失利,郁闷而死。

■《毛诗正义》

[唐]孔颖达著。为其《五经正义》之一。鲁迅作《汉文学史纲要》,在第2篇《〈书〉与〈诗〉》后,开列“参考书”,该书即在其间。

■《孟子》

[战国]孟轲(前372-前289)和弟子所著。鲁迅多处引述《孟子》。

《坟·论照相之类》中说:“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事,其实是全国,至少是S城的‘目不识丁’的人们都知道,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显然,这不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本义、大义,鲁迅这里讽刺的是“道学先生”和“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并不是孟子本身。这是儒学在流变过程中被道学家和民间崇拜庸俗化的现象,是“小传统”对“大传统”的“改造”。过不在孟子,原典无罪。这方面,鲁迅很像李贽。李贽一般被人们理解为“反儒学”,其实李贽是“批儒学”而不是“反儒学”;而且李贽所批判的也是伪儒、拘儒、小人儒。看李贽的书就知道:对真儒、大儒、君子儒,李贽是充满敬意的。鲁迅也一样。他所作的工作是“批判”而不是“反对”。对“中国的脊梁”,鲁迅也向来充满敬意。这个界限一出来,鲁迅面对传统的矛盾和真实姿态也便可以理解。

在小说《端午节》中,鲁迅借一位教师人物房玄绰的口批评官僚说:“……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的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这里的“易地则皆然”就是《孟子·离娄》中的话头。显然,这里是一种正面引用,用来说官场可以把平民改变为官僚,这是准确的,也是深刻的。

鲁迅主张现代教育应该教授新学,对现代学堂还在教授旧学是不满意的。小说《在酒楼上》就借与一个在太原教学的老师吕纬甫的对话,表示了这种不满:“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吕纬甫说:‘自然。你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我实在料不到你倒也去教这类的书,……’鲁迅描述的历史真实直透社会底层。这样一个短短的对话,可以概见传统力量的深厚,也可以概见社会改革的艰难。当然,少儿该不该读《孟子》,现在来看,还是可以讨论的。

鲁迅作历史小说《奔月》,其中关于逢蒙背叛老师后羿的故事,取材于《孟子·离娄》(该故事又见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鲁迅对《孟子》非常熟悉,已经熟到了可以随手征引的程度。

《华盖集·题记》说:“……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

为然的。……这样,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这里的“以待来年”就是《孟子·滕文公》中的用语。鲁迅用在这里并无深意,不过随手征引,于此可见他对经典的熟悉程度。

《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说:“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这里是在正面引用《孟子·离娄》的话头。

《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

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这里也是正面引用《孟子·尽心》,来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

《汉文学史纲要》第3篇,讨论百家蜂起之因,说:“周室寝衰,风人辍采;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志士欲救世弊,则穷竭神虑,举其知闻。而诸侯又方并争,厚招游学之士;或将取合世主,起行其言,乃复力斥异家,以自所执持者为要道,聘辩腾说,著作云起矣。”这里的引语就出自《孟子·离娄》。而鲁迅所谓“欲救世”之“志士”,就包括了孟子等诸子百家。鲁迅对《孟子》的文采也时有称誉:“孟子……亦崇唐虞,说仁义,于杨墨则辞而辟之,著书七篇曰《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如墦间乞食一段,宋吴氏(《林下偶谈》)极推称之……”

《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中说:“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这里引用的“诛独夫”一语,就出自《孟子·梁惠王》。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了鲁迅是承认《孟子》以及儒学原典对皇权的批判精神的。

《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文中对上海举办的苏联版画展很欣赏,鲁迅说:“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必说真话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