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读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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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儒学部(101种)(2)

《野草·死后》文中说“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在“我”死后给“我”送书说:“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我”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这个荒诞的描写应该是鲁迅批判传统、怀疑传统的精神写照。

《公羊传》的特点是寻求《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历来传授《公羊传》又称“公羊学”。它是传统政治学的思想渊薮,对后世影响很大。近代以来,一直有“新儒家”试图以“公羊政治”来取代现代政治,显然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意见。鲁迅对“公羊政治”从未寄托过希望。

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子夏,孔子的弟子。

■《谷粱传》

传为春秋时鲁人谷粱赤解释《春秋》的书。鲁迅多次提及此书。谷粱赤,一说战国人,为“谷粱派”创始人。此派讲解《春秋》,和公羊传一样,皆重阐发微言大义而不重史实考辨。

■《汉上易传》

[宋]朱震(1072-1138)撰。11卷,卦图3卷,丛说1卷,8册,有《四部丛刊》本。系为《周易》的解说。见《日记·1934/10/27/》。

朱震,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著名易学家。朱震易学的特点之一是“纳甲观”。纳甲,就是将历法中的天干纳入易学与易卦相配,因天干以甲为首,故称“纳甲”。这是易学数学的解释维度。

■《礼记》

儒学经典。或为秦汉间人所著,保留了先秦的一些文献资料。鲁迅在《坟·坚壁清野主义》、《坟·寡妇主义》、《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等文中有征引。在小说《采薇》中,借用“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的话批评伯夷叔齐的诗歌(按即《采薇歌》)因为有“怨”有“骂”,“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这样的诗不够“温柔敦厚”,因此算不上好诗;更何况,“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所谓“温柔敦厚”,就是《礼记·经解》中引述的孔子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显然,这位小丙君曲解了孔子的本意。而我们可以借此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儒学倾向。

孔子曾说:“诗……可以怨”。伯夷叔齐的《采薇歌》就是“怨”的代表作。孔子有多元价值观(“和而不同”说就表述了虽然“不同”,但是可以“和睦”共存的思想),对于“诗教”也并不以为只有一种倾向。《汉文学史纲要》第2篇讨论《诗经》,鲁迅就认为《小雅·采薇》“言征人远戍,虽劳而不敢息”,就是“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但是《大雅·瞻》就是“甚激切者”。鲁迅在小说《采薇》这个故事中对伯夷叔齐是取赞赏态度的,对《采薇歌》也是欣赏的;这一取向,与孔子有共同之处——《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赞誉。他们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大贤,在传统士大夫行列中,属于居于前列的重要人物。他俩的行为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传统人格因为伯夷叔齐的存在,有了反暴力倾向,有了独属于士大夫品质的“气节”理念,也有了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与思想。他们的“独立”,并不是“独立于政权”的意思,而是在不同信念和社会理想冲突中的文化自信精神。伯夷叔齐相信自己恪守的道义是正价值,而武王“以暴易暴”是负价值。在坚守正价值的过程中,可能要流失其他价值,但这不是他们可以放弃道义信念的理由。如此“义无反顾”,就叫做“道义担当”。担当者总是要失去与之相邻相关的若干价值(这也往往成为俗世讥讽嘲笑伯夷叔齐的原因)。伯夷叔齐有所不计,独立于世俗庸众之外,也独立于暴力文化之外、成王败寇文化之外。他们直道而行,死而无憾。鲁迅主张社会改良甚至改革,但对“以暴易暴”是有怀疑的。在《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中,鲁迅说:“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显然,这里是在对“造反”现象的反讽。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并不怀疑,但他知道通往合理性社会的艰难。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推演,鲁迅并无一定意见。但可以知道的是,鲁迅对个人独立精神的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

事实上,鲁迅也看出了伯夷叔齐行为的内在紧张,他借小丙君的口说:“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鲁迅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这是社会剧烈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色。

《且介亭杂文·门外门谈》讨论文字来源和记事的开端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

‘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升中于天”就出自《礼记·礼器》,是说烧柴祭天,遍告诸侯成功的意思。

■《礼记要义》

[宋]魏了翁(1178-1237)撰。33卷,10册,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34/12/14》。

魏了翁,字华父,学者称鹤山先生。邛州浦江(今四川浦江)人。庆元进士,嘉熙中资历政殿大学士,谥文靖。

■《礼记正义》

[唐]孔颖达等撰。有《四部丛刊》本(影印日本古抄本及宋本)。此为残本。见《日记·1935/12/30》。

■《论语》

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语录合集。

鲁迅幼时即读《论语》,《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老师让学生们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其中就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这个话头,就是《论语·述而》中的。

鲁迅全集中多次引用《论语》,对圣贤意见有批评,也有肯定。

1933年2月,当时的《涛声》杂志刊登了署名周木斋的文章,号召百姓“赴难”,“最低最低限度也应不逃难”。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中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说:“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这段话对于理解鲁迅非常有益。它表现了鲁迅对生命的尊重,而这也正是孔夫子的意见。“以不教民战”这个话,就出自《论语·子路》篇。它也表现了鲁迅对孔子的分析态度:拜服,但不全拜服。这样,就进入了分析的也即批判的论域。应该说,这是对待传统儒学的理性正见。

《而已集·反“漫谈”》提到一个给“教育当局”谈教育的徐先生,在《语丝》上发《教育漫谈》,其时当局并不属意于教育,鲁迅于是发文议论道: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这里就有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赞许和悲悯,而这个著名的话头,就出自《论语·宪问》,是孔子同时代人对孔子的评价。而“不可与言”云云,则出自《论语·卫灵公》。

鲁迅在《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这里要“奉行”的“古老话”,正是孔夫子的话。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说到了破坏与建设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应该一改“寇盗”和“奴才”习气,要做“革新的破坏者”。

鲁迅这里欣赏的其实是“轨道破坏者”(勃兰兑斯语)如卢梭、斯蒂娜尔、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其实他们不但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鲁迅认为“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在这“很少”一类人中,鲁迅提到了孔丘。他接着上面的一段话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

《花边文学·清明时节》一文对时人乱祭祖宗的热闹表示了讽刺,文中说:“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这里的引语“非其鬼”云就是《论语·为政》中夫子的话头。显然,鲁迅是赞成孔子这个意见的。

1934年,弟子为曹靖华的父亲立“教泽碑”,碑文为鲁迅所拟,题为《曹植甫先生教泽碑碑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改为《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碑文有云:“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这短短一段话,就多次引用《论语》用语。“循循诱之”、“永无意必”就出自《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以及“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小慧之徒”则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通观全文,鲁迅是赞同这些意见的。

《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中说:“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作者按:见于《论语·子路》)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这一段话中,并没有从价值上否定“中庸”的意思;相反,“中庸”是一个国民性中不多见的优良品性,更为文明所需要,所以孔子要提倡。本文中,鲁迅还对《论语·乡党》中往往为人所诟病的“割不正不食”等提出了猜测意见,来为孔子辩护,文中说:“……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

‘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说到日人安冈论中国菜“以想象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鲁迅反驳说:“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

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这里引用的“纣虽不善”云,就是《论语·子张》中子贡的意见。鲁迅在此也是肯定这个意见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所谓“于我如浮云”也正是《论语·述而》中的话头,鲁迅于此也是正面引用孔子意见。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说:“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这里首先也是肯定孔子的社会改革思想。

鲁迅也注意到儒学的流变。

《孔乙己》中,借孔乙己之口,说到了《论语》中“君子固穷”、“多乎哉?不多也”的话头,但是这里说的与孔子本意不同;于此也可以考见儒学流变中的世俗化过程。

《华盖集·牺牲谟》中,借一个虚伪的卫道者之口引《论语》中的话说自己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却要别人去作“牺牲”,去“成人之美”(《颜渊》),捐出仅有的一条裤子,给自己“舍间一个小鸦头”。《牺牲谟》全用第一人称写成,全文两千多字,有六处引用儒家经典。这个说话人全用儒家提倡的道德理念去要求人,而自己却“胖头胖脸”,住在大宅子里,且于大旱灾时买了贫民的女儿收在家里……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家伙,正是儒门的败类。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发现了儒学传播过程中的流变:本来应该自我修身的道德理念却被这些败类用来要求、衡量他人。要别人恪守道德,自己从中取利,这样的无良之徒,却又打着儒学的旗号——鲁迅批判的正是这样的“国民劣根性”。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中说:“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这话说的也与儒学流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