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读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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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儒学部(101种)(1)

鲁迅对儒学有分析、有批判,但并不反对更不敌视儒学。

这是鲁迅对儒学的基本姿态。鲁迅和他同时代的“理念人”一样,有一种源于儒学正见的道义担当,一种现代士大夫精神。看看鲁迅对儒学的分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情怀。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

《汉文学史纲要》第2篇讨论《诗经》,鲁迅说:“《诗》三百篇,皆出北方……其民厚重,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然此特后儒之言,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而孔子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儒因孔子告颜渊为邦,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遂亦疑及《郑风》,以为淫逸,失其旨矣。”

这是一个重要意见。显然,鲁迅这话里并未对“厚重”之民的“止乎礼义”作出完全的否定,只是认为这不过是“后儒之言”,除此之外,尚有“激楚之言,奔放之词”。后面又引用孔子语录,说“后儒”因此认为《郑风》为“淫逸”是“失其旨”,也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孔子“思无邪”之旨。

那么孔子之“旨”是什么呢?这里有三个方向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是对孔子本意的理解。孔子告诫颜回“为邦”,是对颜渊传授政治理念,他要颜渊将这个思想传达到执政者那里。郑声淫,民间可以娱乐,孔子并不要求邦国治理中遏制乃至于取缔这类“靡靡之音”,他只要求君王公侯要“远离”这些东西。孔子思想中没有干预民间自发秩序的倾向,虽然孔子本人确实是“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但“恶”归“恶”,却从来不去“禁”,这就是自由襟怀。孔子删存《诗》三百篇,其中就保留了很多“郑声”。比起禁止“靡靡之音”,要求集权专制的后世,孔子要开明得多。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也值得赞同。

为了让问题更清晰,可以文明邦国之流行音乐为例说明。麦当娜,作为流行歌星,民间娱乐从未封杀。但是文明邦国有它特殊的严肃性,政府虽然不干预,但也决不会邀请麦当娜这类“现代郑声”进入白宫或白金汉宫(庙堂)演出。这就是一种体现秩序与差异的现代经验。

《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要自己的儿子伯鱼读的这些东西,就有关于性爱的诗歌,如《周南·汝坟》、《召南·野有死麇》。这从侧面证明了孔子并不全然反对“郑声”——他只是反对在“为邦”之政府活动中演奏“郑声”。所以鲁迅说“后儒”以为孔子主张“放郑声”为“失其旨”。

第二个方向,就是鲁迅在引述孔子语录之后的意见:“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本集《声无哀乐论》)世之欲捐窈窕之声,盖由于此,其理亦并通于文章。”这段话的意思是:郑声很美,但是容易诱惑没有定力的人,所以孔子要弟子远离郑声,有所谓“不见可欲”的意思。这样,就不能将“至妙”之“郑声”,简单地理解为“淫逸”。

第三个方向可能更重要,这要回到孔子的原话:“诗可以怨”。鲁迅虽然没有具体明说,但所谓“激楚之言,奔放之词”,就应该是“怨”——这才是“后儒”没有理解的孔子之“旨”。“思无邪”并不是省略“怨”,恰恰相反,只有保留了“怨”之一途,才是正见,否则即为邪见。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后世大儒,从来不省略对君王公侯的批判。鲁迅立身正大,对道德维度有坚守;更对批判精神有坚守。儒学的核心理念是“公道-仁德”,对君王公侯一向不乏“清议”——而“清议”就是批判。“怨”

就是大有情绪的批判,“激楚之言,奔放之词”就是犀利的批判。这是鲁迅与大儒最为相近的政治姿态。

在这样的文字中,看不到鲁迅“反儒”的倾向,相反,看到的是鲁迅对儒学正见的清醒认知和认同。

《四库全书总目》首列“经部”,但在“子部”又首列“儒学类”。今合《四库》“经部”与“子部·儒学”为一,作“儒学部”。

鲁迅读过的儒学部图书,现在可以统计到101种。本卷分为“经典”、“后儒”、“杂说”三个部类。“经典”为传统“十三经”以及相关诂经著述。“后儒”为秦汉以后大儒专著。“杂说”为各类与儒学相关之著述。

经典类(51种)

■《春秋》

春秋时期鲁国编年史。该书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242年间鲁国史实。一般以为是孔子所修。鲁迅屡屡提及此书,认为《春秋》是“圣人”所著,且“多直书无所讳”(《摩罗诗力说》)。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字还缺着末笔(作者按:为避清末帝溥之讳)。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豳,雅终《召旻》,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显然,这是以遗老自居却又在颂美新朝。所以鲁迅评论道:“《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了。”

“春秋笔法”是由孔子发端的儒学“清议”,也即对君王公侯的德治教化、政治监督、理性批判。这是儒学中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鲁迅一生不乏批判精神,所以对原典意义的“春秋笔法”抱有同情理解,而对颂美当局表示了轻鄙。这是理解鲁迅儒学精神的重要材料。“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已经是一个说老了的话题。鲁迅在审视这一话语传统的时候,表现了思想的现代性和穿透力,以及理性批判精神。

但鲁迅对“春秋笔法”也有怀疑。《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中说到印度小乘教,说到地狱恐吓,说到未来的报应,就表示了不同意见。

鲁迅认为这些东西无益于世道人心。他说:“……神道设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还是不无裨益。况且,未能将坏人‘投畀豺虎’于生前,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身后,孔子一车两马,倦游各国以还,抽出钢笔来作《春秋》,盖亦此志也。”鲁迅认为:“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得罪人要受报应,平平常常,并不见得怎样奇特,有时说些宛转的话,是姑且客气客气的,何尝想借此免于下地狱。这是无法可想的,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鲁迅这里表示了两个意思:一个是自己不相信未来的报应,因此勇于独行;二是对于恶势力要敢于作出现世反应,不要惧怕恶势力的诅咒,不要用“春秋笔法”来做不敢反抗的借口。

但是,鲁迅对“春秋笔法”的怀疑归怀疑,他自己的文章,那一种现代性的“春秋笔法”依然是犀利的。一般来说,只要恶势力在,知识分子的“春秋笔法”是不会消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鲁迅继承了“春秋笔法”的儒学传统,或不为过。

■《春秋传》

[宋]胡安国(1074-1138)撰。儒学典籍。又称《春秋胡氏传》。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34/9/15》。

胡安国,南宋大儒,所撰《春秋传》30卷,取《春秋》立场对当世权臣多有讽刺,且议论当局,极富批判精神。《四库全书提要》说:“其书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

■《春秋正义》

[唐]孔颖达(574-648)等撰。有《四部丛刊》本,36卷12册,见《日记·1934/12/29》。

孔颖达曾奉唐太宗之命,纂修《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意见,用以科举。该书即为《五经正义》之一。孔颖达,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孔颖达以精通“五经”著称于世。隋炀帝时,召诸儒官于东都论学,孔颖达水平最高,竟险遭妒者暗杀。入唐后,为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曾参与撰写《隋书》。所著《五经正义》最为有名,且影响后世极深。

■《春秋左传杜注补辑》

[清]姚培谦辑。30卷,又称《增辑左传杜注》,有光绪年间刻本。“杜注”,指晋杜预对《春秋左传》的注释。《左传》一般理解为是对《春秋》的铺演和解释,后人渐将《左传》也归入儒学经部。朱熹作“四书五经”就收入《左传》,清阮元刻“十三经”,也收入《左传》。《左传》中最能直接体现儒学色彩的地方是事件叙述之后的“君子曰”——这是编纂者

(或为左丘明)对春秋事件的评论。

该书鲁迅购于直隶书局,见《日记·1925/12/26》。姚培谦,约当康熙雍正年间在世。此人好刻书,又好注书,有多种注本刊行,除此书外,尚有《经史臆见》、《乐善堂赋注》、《李义山诗笺》、《文心雕龙笺注》等。

■《春秋左传类编》

[宋]吕祖谦(1137-1181)撰。即《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有《四部丛刊》本。《日记·1934/8/4》提及此书。吕祖谦,南宋大儒。

■《大戴礼记》

[汉]戴德编纂,[北周]卢辩注。13卷。鲁迅多次提及此书。

《汉文学史纲要》论及古文言之韵语,认为是出于记忆方便,且举例说明:“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俭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今所传有黄帝《道言》(见《吕氏春秋》),《金人铭》(《说苑》),颛顼《丹书》(《大戴礼记》),帝喾《政语》(《贾谊新书》),虽并出秦汉人书,不足凭信,而大抵协其音,偶其词,使读者易于上口,则殆犹古之道也。”这里说的“颛顼《丹书》”就出自《大戴礼记·武王践祚》,其文略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

鲁迅作《古小说钩沉》,从《大戴礼记·保傅》辑录《青史子》古小说二则。

戴德,字延君,约当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世。西汉大儒。戴德曾与其兄之子戴圣同时习《礼》,时人称二人“大戴”、“小戴”,有《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到唐代已残缺不全。

■《大学》

《礼记》中的一篇。鲁迅屡作征引。参《礼记》条说。

《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中说:“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鲁迅文中对《大学》“止于至善”说提出了不同意见。鲁迅不认为存在一个“至善”的社会,这应该是对传统儒学的一个修正。但儒学论“止于至善”,指的是社会秩序中角色分配的“当位”。如为人父,“慈”即“止于至善”;为人子,“孝”即“至于是善”;与共同体间的人交往,“信”即“止于至善”等。所以还不就是鲁迅这里说到的意思。鲁迅出于传统批判的目的,对原文做了引申处理,这是可以理解的。

■《读四书丛说》

[元]许谦(1270-1337)撰。又称《四书丛说》。对《四书》的解诂发挥。有《四部丛刊》本。《日记·1934/6/11》提及此书。

许谦,字益之,自号白云山人,东阳人。官府多次邀请他出任官职,皆坚辞不就。弟子迎其到东阳八华山开门讲学,从学之士自九州而至,执教近40年,有学生千余人。撰《八华讲义》及《学规》。许氏讲学重义理而不求利禄,从不以科举之文授人。如此讲学,堪称异数。这类独立于主流和官方的思想者姿态,应当对鲁迅有潜在影响。许氏著有《读书丛说》、《诗集传名物钞》、《白云集》、《温故管窥》等。

■《尔雅补郭》

[清]翟灏著。《尔雅》,是中国第一部训诂学专著,也是第一部词典。由于解释非常简单,所涉及的内容不易被人理解,因此后代出现多种注释、考证专著,如晋郭璞《尔雅注》、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清郝懿行《尔雅义疏》、清马国翰《尔雅古注》、民国周祖谟《尔雅校笺》等。《尔雅》成书大约在战国到秦汉间,为儒学“十三经”之一。现在看到的都是注疏本。《尔雅补郭》为清人翟灏对晋人郭璞《尔雅注》的补注。鲁迅曾为残本作过补写,但墨迹今已不存。见《日记·丙辰/1/4》。

翟灏,字大川,号晴江,仁和人。乾隆进士,官金华教授。有《无不宜斋稿》。

■《尔雅疏》

[宋]邢(932-1010)疏。又称《尔雅注疏》。该书为鲁迅重要参考书、工具书之一。鲁迅屡次提及、征引此书。见《日记·1934/5/21》。

邢字叔明,大儒,经学家,曹州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官至礼部尚书。曾撰《论语正义》,讨论心性命理,为后来理学家所采纳;与所撰《尔雅义疏》及《孝经正义》,均收入《十三经注疏》。

■《尔雅图赞》

[晋]江灌撰。《中国小说史略》说:“郭璞为《穆天子传》作注,又注《山海经》,作图赞,其后江灌亦有图赞……”江灌所注者非他,实乃《尔雅图赞》。

江灌,晋陈留(今属河南开封县)人,曾官至吴郡太守。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江灌所撰系《尔雅图赞》。

■《尔雅翼》

[宋]罗愿(1136-1184)撰。32卷6册,《日记·癸丑/2/2》等提及此书,鲁迅寄周作人阅后转周建人。参《埤雅》条说。《四库全书提要》评价此书说:“其书考据精博,而体例谨严,在陆佃《埤雅》之上。应麟《後序》称其即物精思,体用相涵,本末靡遗、殆非溢美。”

罗愿,字端良,号存斋,徽州歙县人。博学好古,为文师法秦汉,朱熹曾推重其文。知鄂州,有治绩。

■《尔雅音图》

[后晋]毋昭裔注音,[清]姚之麟绘图。解说《尔雅》的辞书。鲁迅喜欢收藏古代图绘文本,该书是其收藏之一,为石印本,1882年,上海同文书局据元人影写的宋钞绘图本出版。见《日记·丙辰/7/13》。毋昭裔,是后蜀大臣,著名学者。曾与赵崇祚辑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间集》,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并雕版印刷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还建议蜀主孟昶刊刻《九经》。虽当乱世,但儒学经典却不致湮灭,毋氏功殊大。姚之麟,字虎臣,号南溪,为阮元幕客。工书善画、好藏金石、喜拓钟鼎、古泉(钱)。

■《尔雅正义》

[晋]郭璞(276-324)注,[清]邵晋涵(1743-1796)正义。20卷10册,鲁迅1元购得,见《日记·甲寅/12/20》。

郭璞,晋代学者、文学家。西晋末年郭璞预感战乱将起,于是避地东南。东晋后,任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后任大将军王敦的记室参军。因劝阻王敦图逆,被害。后追赠“弘农太守”。郭璞在古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造诣极深,曾注释《周易》、《山海经》、《尔雅》、《方言》及《楚辞》等古籍。明张溥辑有《郭弘农集》2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邵晋涵,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他博闻强记,广涉百家,所撰《尔雅正义》为研究训诂学的重要著作。

■《公羊传》

[周]公羊高著。又名《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鲁迅多次提及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