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医学的发展看医学科学与巫术迷信的斗争
中国医药学其形成过程中，由于受中古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深刻影响，因而在它的理论体系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但是，它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哲学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反映到医学领域中来，就表现为医学科学与巫术迷信的斗争。正是由于这种斗争，才使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在实践的基础上日臻完善。
，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在长期地与自然灾害、猛兽、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开始了医疗保健活动。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人类逐渐发现了一些可以治病的药物，并学会了使用最早的医疗工具如针、砭等。再通过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中医药学不断得到发展。
原始社会未期，出现了私有制和剥削关系，此时便出现了“巫”。他们专管祈祷、祭祀等迷信活动。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巫医》中说：“以巫而替医，故曰巫医也。”所谓“巫医”，也是在这时产生和兴盛起来的。清代陈梦雷在《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中提到中上古的医家名流中有许多巫医，如前跗，苗父、巫妨、巫咸、巫彭……，这些人“以巫而替医”，以祝祷而除病。他们认为疾病是鬼神作祟所致，因此，治病便利用祈祷、祭祀、禁咒等方法，祈求祖先的保佑和鬼神的宽恕。但同时，他们也利用自己的地位窃取一定的医药经验和知识，所以，《逸周书·大聚》中载有：“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的文字。巫医在当时的势力很大，而人们也很信赖他们。连孔子得病，也要子路“清祷”。原始社会末期，巫医始终占着统治地位，因而有一种“医源于巫”的说法，并制作了从巫的“毉”字。巫的出现，给原始朴素的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造成了医巫相混淆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医药学的发展。
，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奴隶制统治的危机不断加深，最高统治者——天子的威信动摇，巫的势力也就逐渐衰退。天文、历算以及对自然界的观察研究，逐步摆脱了迷信鬼神的老套，开始出现了朴素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周易》、《洪范》等书中记载了我国早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它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战国时秦国医生医和首先冲破巫医的阵营，提出六气致病学说，同时又有许多人开始不相信鬼神致病、巫医治病的鬼话了。这样就使祖国医药学逐渐摆脱了巫术的束缚，得以不断发展。随着巫医的日渐没落，专门以治病为职业专职医生也就出现了，《周礼？天官》把“医官”和“巫”明确分开，而在医官中，又有“医师”、“疾医”、“食医”、“疡医”、“兽医”的区别，同时还出现了医和、扁鹊、医缓等专职医生。
但是巫医并没有顿时销声匿迹，而是与医药学科学既斗争又并存。如《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列为一类，而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唐代“太医署”还设有“咒禁科”。元、明时有“祝由科”等。这些都阻碍了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有唯心主义泛滥，就有唯物主义与之作斗争。战国时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旬子在《荀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其代表作《论衡》中提出了“神灭论”和“无神论”的观点。同时，在本时期内形成的古典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也包含着大量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如《素问·五藏别论》篇中说：“凡治病……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移精变气论》讲祝由不能治病的理由是：“……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内经》还认为一切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说：“疾虽人，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在其名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对鬼神致病和巫术迷信治病也进行了批驳，如在“伤寒卒病论集”中说：“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至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毙……”。近百年来，祖国医药学也在发展中不断同巫术迷信进行着斗争。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反巫神、反迷信活动；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统一战线》一文中指出：“必须告诉群众，自已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等等。
从上可见，随着医学科学与巫术迷信的不断斗争，祖国医药学才得以不断发展，巫医迷信才能被逐渐肃清。所以，必须看到，巫术迷信至今仍有一定的市场，在我国一些文化落后的偏僻山村，巫医的阴魂还存在，封建迷信活动还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就必须加强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把巫术迷信的余孽彻底肃清，从而保证祖国医药学事业得到健康发展。
（刊登于《中国医药报》1998年1月18日第4版）
二、陇医学文化传承与发展之我见
甘肃建省约有700多年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200余年。北宋初期西夏统治河西时设有甘肃军司（驻甘州，今张掖市）。这是最早出现的甘肃之名。但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名称，元代才正式设置甘肃省。省名的命名，系取西魏、唐代曾置甘州（今张掖市）、肃州（今酒泉市）的第一个字合成。简称甘。因省境的大部分在陇山之西，故亦称陇西、陇右，或简称陇。
中医药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知识的总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甘肃是祖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负有盛名，为中医药学的奠基、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笔者认为，研究和探讨甘肃中医药的历史与现状，对于传承和发展祖国中医药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甘肃简称陇，故将甘肃中医药称为陇医学。
1历史悠久文化昌明
甘肃位于黄河中、上游。远古时期，这里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是个稀疏的草原环境。低凹地带丰富的水源，高山茂密的灌木丛，台地上疏松的黄土，灌木、草地上生活的多种动物，为原始人类生存提供了天然适宜的环境。因此，这里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根据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证明，远在一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地方生息、繁衍，利用简陋的石器顽强地同大自然作斗争。建国以来，先后在庆阳市镇原县姜家湾、寺沟口、黑土梁，西峰区巨家塬，环县楼房子和刘家岔，合水板桥等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骨器、动物化石和早期人类用火的遗迹。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已发现的有1100余处，其中著名的有受仰韶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以洮河、大夏河和湟水中下游为中心，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马家窑文化；有继承马家窑文化并加以发展，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齐家文化；还有晚于齐家文化，发现已有铜器、已经进入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早期的辛店、寺洼和卡窑文化。古代传说中的4000年前的炎帝（号神农氏）、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也起于西北。近年来，在秦安县发现的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距今7800至4500年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出土文物8000余件，其中7000年前的地画、5000年前的混凝土和一座建筑面积达450平方米的原始社会会堂式的宏伟建筑，系国内首次发现，堪与西安半坡村遗址相媲美。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劳动和生活，就有了文化。医药知识和任何科学知识一样，无不起源于实践。甘肃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陇医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祖国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医学名家历代辈出
自从地质新生代第四纪出现了最早的人类，原始医药卫生的萌芽便开始从史前文化中起根发苗，从有巢氏的构木为巢，到燧人氏的钻木取火，从伏羲氏制九针到神农尝百草，再到黄帝岐伯创医学，勾画出一幅医药的史前史。古老的甘肃，既是中医鼻祖岐伯的故里，又是针灸学之祖皇甫谧的家乡，而清代名医王孟英之远祖亦出此地。真可谓先贤辈出，名医荟萃，功绩卓著，维德累累。
在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久远的医书，莫过于《黄帝内经》，包括《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战国（公元前475～前211年）时，齐、魏、赵、韩、秦、楚、燕七国争雄，秦始皇相继统一六国，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该书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在整体观、恒动观、经络学、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个方面，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黄帝内经》不仅是先秦医学，而且是先秦文化的重要典籍，已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医学家及科学史家的重视，其部分内容已相继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据当代中医大师、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考证，《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后期，成书地点可能在秦国。《春秋·左成十年传》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春秋·左昭元年传》说：“晋侯求医于秦，秦使医和视之……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尸子》卷下说：“有医立句者，秦之良医也，为宣王割痤，为惠王疗痔，皆愈”。这里所说的医缓、医和、医立句，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良医。故《韩非子·林下》有“秦医虽善除”之语，也无怪乎我国素有“秦多良医”之说。秦国自商秧变法修刑，实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之后，“山东之民，无不西者”（见《商子·来民》），东方诸国的人士都到秦国，扁鹊由勃海“过邯郸”、“过洛阳”而“入咸阳”（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表明了各国医学家也都到过秦国，这就为各地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的交流及总结整理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因而也就只有在秦国，才能写出《黄帝内经》这样的医学巨著来。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只有在秦国写成的《吕氏春秋》一书记述的医学内容最多，也可以作为《黄帝内经》成书于秦国的一个佐证。
一般认为，《黄帝内经》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由无数医学家共同劳动创造的。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黄帝内经》系岐伯所作，岐伯乡籍在庆阳。庆阳，位于甘肃东部，泾河上游，是陇医学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古属禹贡雍州之地，夏太康时，周族首领不窋，从陕西西部迁周部族奔戎狄之间，建不窋城，即今庆阳城，春秋战国时庆阳为义渠国辖地。从地理位置来看，庆阳位于秦之古都咸阳向北约300公里处，并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安葬的桥山（今陕西省黄陵县）山水相连。前320年秦派兵伐义渠，攻取郁郅（今庆阳县东），前314年再次伐义渠，得25城。至秦昭王时，义渠等戎族部落终于被秦所并，以其地设郡置县，加强统治。秦、汉、隋设北地郡，唐为安化县治，宋、元、明、清均为庆州，庆阳府治。《黄帝内经》是根据黄帝与岐伯等人的讨论记录整理而成，岐伯确有其人，岐伯乡籍在庆阳，不仅为正史经典所载，为地方史志所证，而且为众多学者所定，为民间千年所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在此不一一赘述。为了弘扬祖国医药学文化，缅怀岐伯的伟大业绩，故乡政府和人民再建周祖陵，重修“岐伯圣景”；并先后成立了岐伯中医院、岐伯中医药研究所、岐黄文化研究会等机构；甘肃省卫生厅、甘肃省中医管理局、甘肃省中医药学会还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组织召开两次“岐伯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对岐伯的考证和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陇医学文化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针灸是中医学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历史上许多名医，如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等人均精通此术。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人。生于东汉末年，长于曹魏，死于西晋。幼年过继给叔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渑池）。17岁时仍不好学，20岁才发奋读书，耕种之余，手不释卷；40岁时返回本家，还归故里，仍终日攻读，嗜书如命，终成一代名医，在文学界和史学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根据《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的内容。按照“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的原则，撰写《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12卷，简称《针灸甲乙经》，成为中医学第一部总结针灸学的著作，被奉为中医针灸学之祖。我国唐代医学生即以此书作为针灸课本，后来日本也以此书作教科书，可见此书影响之广。他病逝后，其子童灵、方回遵照他的遗嘱，将他薄葬于灵台县张鳌坡。后人为了纪念他和方回，在他的家乡建造了一座二贤祠。1983年和1986年先后在兰州，举行皇甫谧逝世1701周年纪念会和成立甘肃皇甫谧针灸研究所，此后又在其家乡相继成立了皇甫谧中医院、皇甫谧制药厂。2002年甘肃省中医管理局又设立了甘肃省皇甫谧中医药科技奖等，以缅怀皇甫谧并继承发扬他献身医学、济世活人的精神。对皇甫谧及其《针灸甲乙经》的研究，也是陇医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