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唐代开国皇帝李渊；著名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以及起初励精图治、开创“开元之治”，后期爱好声色、骄奢淫佚使唐朝走上下坡路的李隆基三位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北）的皇帝。特别是李渊和其次子李世民，他们中原逐鹿，君临天下，创造了我国封建社会盛极一时的黄金时代。唐代经济繁荣，交通发达，都城长安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唐代医学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医药交流十分频繁，医学名家层出不穷，其中最具代表的当属孙思邈及王焘。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堰）人。他天资聪颖，治学精勤，通经史，知百家，集儒、道、佛三教于一身，精医学。自幼体弱多病，行医后经过自我调治，身体日益强壮，最后活了百余岁，成为我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医学家，被人们尊为“药王”。著《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晚年作《千金翼方》，两书合称《千金方》，是我国唐代最杰出的医药学著作，被今人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不仅反映了当代医药水平，而且对朝鲜和日本的医学影响深刻。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十分重视医德。孙思邈生活的陕西耀县，与甘肃省庆阳市接攘，最近距离仅数十公里，且其拒绝做官，潜心医药，隐居深山，虚心清教，吸收汇萃前人医说，广泛收集民间验方，医疗活动区域涉及陕甘。至今在陇东地区仍有不少药王山、药王庙、药王阁、药王洞等，民间还有逢年过节敬药王爷的习俗，并有不少有关药王爷的传说。王焘（约公元670～755年），唐郿县（今陕西郿县）人。出身于官僚世家，祖父王圭曾与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人同辅朝政，其母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女，王焘就是李世民的御外孙，因此他有机会管理国家图书馆一弘文馆。又因他自幼多病，所以对医学很感兴趣，借掌管弘文馆之机，广泛阅读晋唐以来大量医学书籍，每读一书，均作摘录并详细说明出自某书某卷。经历20余年，终于在公元752年，整理编写成《外台秘要》40卷。这是继孙思邈《千金要方》之后，又一部大规模综合性医学著作，可以说是祖国医学八世纪以前成就的总结。以上两位医家虽不是甘肃人，但因陕甘两省唇齿相连，孙思邈的医疗活动区域以及王焘的血脉情结，无不有益于陇医学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中医切脉法，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代，著名的医学家扁鹊就以切脉著名，并使切脉法独归寸口，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由此也被后世尊为“脉学之祖”。到南宗崔嘉彦（约公元1111～1190年），成纪（今甘肃省天水）人。《浙江中医杂志》张国君撰“崔嘉彦及其脉学著作的研究”一文说：“据朱熹《西原庵记》云：‘崔嘉彦，字子虚，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年轻时因避乱来到四川重庆一带，从事医学及道家活动。后隐居庐山，在西原庵旧址筑室而居，耕田种药，自给自足……’。崔氏曾帮助修筑卧龙庵，且与朱熹交往甚密。又据明·正德《南康府志·侨寓》载：‘崔嘉彦，字子虚，成纪人……年八十而卒’。崔氏著有《脉学秘旨》，从未刊行。国内亦未予著录……今中国中医研究院藏、明·嘉靖戊午年（1558）抄本，该书完整又详细地表现了崔氏脉学的见解，并成为西原脉学的核心学术思想”。另据甘肃省庆阳市中医医院名老中医陆大宬研究考证，崔嘉彦确为甘肃天水人，所著《脉学秘旨》的主要学术成就是确立了“四脉为宗”，该学术体系的形成和西原脉派对后世脉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医脉学学术源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开始流入我国时，我国的中医界便有一些人接受了西医的学说，汇通学派。其代表之一王学权（1728～1810年），字秉衡，原籍盐官（今浙江海宁），嗣迁于钱瑭，即王士雄的曾祖父，当嘉庆戊辰年（1808）土雄甫生，即成《重庆堂随笔》两卷，其于医学，可称博览，当时所传入西人之说，亦能择善而从。清代温病学的蓬勃发展是清代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并由此产生了医学史上著名的温病四大家——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王士雄。王士雄（1808～1868年），字孟英。据《浙江中医杂志》“王士雄与归砚录”一文说：“其远祖为甘肃庆阳县人”。后移于浙江盐官（今浙江海宁），清·乾隆年间，迁钱瑭（今杭州市）定居。王氏“少孤贫，矢志向学，操术尤精，其临证治病，殚思凝神，屡起大症，名震遐尔”（见《庆阳府志》），生平著述颇多。道光十七年（1827），江浙一带霍乱流行，乃撰《霍乱论》两卷。清朝末年，他认为吴鞠通关于温病“始上焦，终下焦”的理论，不完全符合温病的传变规律，故撰写《温热经纬》（1852）一书。“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薜诸家之辨为纬”，采录同时代五大温病学家之长，提出分“伏邪”、“新感”辨治温病的主张，由于有理有据，切合实际，影响也很大。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在陇东兴起。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府址在今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建立边区卫生系统，成立边区医院、边区门诊部、边区医专、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1941年5月1日，中央边区中央局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五条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学建设，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的目的”。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63次会议决定，由边区卫生处拟定卫生工作三年建设计划，其内容就有“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中医中药的精华部分逐渐科学化”。1942年，甘肃省环县、华池县相继成立了保健药社，中医医生有长征红军王杰、庞克道等人。至1949年底，陇东老区共建起保健药社3处，医生10人；区医药合作社6处，医生12人。庞克道在长征途中使用过的针灸针现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他们不仅为边区人民的健康作出了贡献，而且为陇医学文化以及祖国医药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陇医学在党的思路方针正确指引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为祖国医药学事业增添光彩的医家名人。柯与参（1903～1978年），甘肃省宁县九岘人。民国22年曾任甘肃国医馆馆长，解放后历任兰州市中医协会主任委员、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兼省中医学校校长、甘肃省中医学会理事长、甘肃省新医药研究所主任医师等职，为发展陇医学、培养中医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其论文、医案和医方编为《柯与参医疗经验荟萃》一书。他本人也被原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誉为“中医专家、中医教育家”。裴慎（1917～1989年），甘肃省武山县洛门镇人，出生于名医世家，精于中医，擅长诗画，捐资助学，造福故里。著《古今名医验方选评》、《慢性病的中医治疗》、《裴慎医案》等，曾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甘肃省中医协会副会长等职。此外，还有甘肃省妇幼保健工作的创始人陈桂芹，甘肃省中医院创始人张汉祥、甘肃中医学院创始人于己百等名家，都对陇医学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过贡献。1953年，成立了甘肃中医学校及甘肃省中医院，1959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共办6期；1978年，成立了甘肃中医学院，为陇原大地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2004年，在甘肃省中医工作会议上，命名表彰了于己百等28名同志为“甘肃省名中医”，充分肯定了他们在陇医学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3药材之乡资源丰富
药物知识与使用经验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和医疗实践中逐渐充实、积累起来的。在药物的起源上，历来就有神农、伏羲、岐伯等“尝百草”而知药的传说。甘肃药材，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资源丰富。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就有“伏羲……乃尝百草而针九针，以拯夭枉焉”；“黄帝使岐伯尝味百草，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等记载。相传古时伏羲、神农部落聚集在渭水流域的天水，故后人于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内兴建伏羲庙以示祭祀。甘肃庆阳人岐伯所作的《黄帝内经》中所载“十三方”，所用药物已包括了动、植、矿三类。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我国西北边陲居延地区（今甘肃省金塔县）出土的3万余枚汉代简牍中，就有乌喙、细辛、术、桂等药物记载。这些简牍是西汉至东汉中期汉王朝屯戌居延边塞军队的文书档案。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又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武威汉筒，载各种方剂30余个，列举的药物有100种，其墓葬年代属于东汉早期，比成书于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中用药90多种还要多。甘肃又是古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之一，西汉王朝开辟的沟通我国和中亚、西亚、印度及欧州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药材的对外交流。13世纪70年代（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到：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山上出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到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出产最优良和价值最高昂的麝香”等。清代甘肃的中药材采集种植，仅次于四川等少数省份。其中如甘杞（枸杞子）、大黄、甘草、当归、锁阳、肉苁蓉、麻黄、乌头、薄荷等，在清代中前期即为甘肃与内地贸易的重要商品。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民族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为陇医学文化传承与发展增添了浓厚的色彩，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药学宝库。甘肃是一个中药材大省，中药材有1527种类，现产量居全国第四位，以当归、党参、红芪、大黄和甘草量大质优而蜚声中外，其中当归种植面积已达1.2万公顷，产量2.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为陇医学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甘肃省将发展中药材生产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并作为一项支柱产业，在保护好野生资源的前提下，加强理论指导与栽培技术研究，进行中药材综合开发与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兰州佛慈制药集团、甘草佛阁藏药有限公司等新型中药制药企业的建立发展，标志着甘肃中医药事业又步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等浓缩丸，洁白丸、二十五味松石丸等传统藏药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出口创汇，备受国内外青睐。闫希军，一位从甘肃省镇原县这片黄土地上走出的汉子，凭他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创建的天津天士力集团在短短的几年里迅速掘起，为振兴民族医药，弘扬中医药文化，促进中药现代化和中医药走出国门做出的杰出的贡献，使国人振奋，令举世瞩目。他在获得成功的时候，时刻不忘生他养他的故土，曾多次为家乡捐资送药，并鼎立支持本届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这种致力于祖国医药学事业，造福桑梓的举措深受家乡人们的称颂。
4文化遗产久负盛名
作为我们伟大祖国文化发源地之一的甘肃，境内遗存的文物古迹十分丰厚。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县东南50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等代，是世界上历史系连最久、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文化艺术宝库。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洞里藏有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世纪近10个朝代的各种历史文书、文物五六万件，除佛经外还有买卖契约、借贷典当文书、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等资料；有汉文、古藏文、梵文、回鹘文、龟兹文等写本以及雕版印本、绢画、刺绣、佛像等，从而形成了一门浩如烟海的专门学科——敦煌学。建筑、塑像、壁画为莫高窟三大艺术特色，在莫高窟的壁画中就有行医画面。1984～1989年，原甘肃中医学院教授、现兰州医学院院长赵健雄，甘肃中医学院徐鸿达教授、王道坤教授等人从敦煌壁画和遗书两方面展开，比较完整地概括研究了敦煌学中有关医学方面的内容，首次提出了“敦煌医学”作为敦煌学的一个分支，有其极为丰富的内涵，从而拓宽和发展了敦煌学。同时，制作的敦煌医学幼灯片中还收集了帝国主义盗劫掠夺我国敦煌文物的罪行图片，是进行反帝国主义教育的珍贵教材。1991年，“敦煌医学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3～1994年，甘肃中医学院张侬等人进行了“敦煌灸经图古穴及残图的研究”，对敦煌《灸经图》古穴给予详尽考证，并进行了祯图的临蓦复原工作，获1996年度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0～1993年，甘肃中医学院张弘强、王芝意等人，通过深入研究敦煌二七二等石窟医史资料，研制出一种内病外治、强身健体的医疗保健用品——中国敦煌二十二腹带，获兰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产品获准生产后畅销国内外。1995～1996年张侬教授发掘、整理敦煌医药遗产研制的“菩提宝命茶”；1995～1997年，甘肃中医学院宋贵杰教授等研制的“敦煌消肿镇痛贴”等，皆有良好的开发前景。1990～1993年，原甘肃中医学院院长丛春雨教授等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敦煌中医药文献研究”；1994～1996年陈列教授等进行了“敦煌医学骨伤科专业技术的研究”，并研制出对筋骨损伤具有明显治疗作用的“摩风消肿膏”；1986～1992年黄祝苓等在甘肃中医学院建成了“敦煌中医药展览馆”，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等等。截止目前，有关敦煌医学研究的多本论著已出版，已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敦煌医学的学术地位及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作为陇医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医学的研究和应用虽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其定将对祖国医药学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