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式平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身居高位，一尘不染，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从不搞特殊化。他的一双皮鞋，穿了三年，破旧得很，工作人员多次要他换一双，他不肯。夫人胡德兰实在看不下去，让工作人员偷偷量了尺寸，给他买了一双，事后还受到他的批评。他接待外宾或贵宾，客人送他的礼物统统交公。有些战友、老同志来看他，他多在家里做几个简单的“老表菜”，不到宾馆或招待所用公款吃喝。他还把稿费送给省政府办公厅俱乐部使用。
严于律己者，也不会放纵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邵式平对家人要求很严格。弋阳县是赣东北根据地核心区域，全县有名有姓的烈士达9000多人，其中邵家坂就有300多位。邵式平一家满门忠烈，在他直接影响下，全家投身革命，15位亲人牺牲，7人被敌人抓去卖了，下落不明。解放后，贵为一省之长、权重一方的邵式平，从不因此向党伸手，或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亲人谋职、谋权、谋利，经他的手安排过不少烈士亲属及其子女就学、就业、参军、参干，但夫人胡德兰系1925年入党、赣东北第一位女红军、闽赣省第一任妇女部长，邵式平在世时不过是个副厅级干部，女儿邵佳玲仅任副科长。亲侄子邵必亮是烈士后代，在革命烈士子弟学校毕业后，邵式平动员他回家种田，直至老死田园。外孙邵宪康小学时劳动丢了锄头，邵式平说学生丢了锄头好比战士丢了枪，给以批评教育。“公生明，廉生威”。邵式平在全省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绝非偶然。
人的价值表现在情怀上。邵式平以自己爱民、为民、亲民的高尚情怀和模范行动，卓有成效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愧是优秀的社会公仆和亲民省长，大写的共产党人。
2010年2月
无声之歌
参观过众多的名人博物馆或纪念馆，但能够使我心头一震的不多，舒同博物馆是其中之一。
舒同博物馆建在东乡县城，是一座中华古典式建筑。底楼展示舒同忠于人民的非凡革命经历，二楼陈列他留给人间的精美书法作品。徜徉其间，无异于欣赏无声之歌，令人陶然欲醉。
天才出于勤奋。舒同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父亲靠为人理发养家。上私塾时，老师发现他有写字的天赋，教他从颜（真卿）、柳（公权）入贴，刻苦练字，博得“神童”之称。博物馆藏有一块他13岁时的题匾“杖国延年”，颜筋柳骨，开阔豪宕，是迄今发现的舒同最早的墨宝。
舒同就读江西省第三师范学校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化，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中共东乡县委第一任书记。参加红军后，长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他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部队驻地常用石灰水刷标语、写口号，行军骑马时手也在腿上不停地写写画画，被毛泽东称为“军内一支笔”、“马背书法家”。
新中国成立后，舒同身居高位，公余舞文弄墨，书艺愈臻成熟。他的习字体会是：“先与古人合，后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他给自己的字定义为“七分半”体，意即楷、草、隶、篆、行书各一分，颜、柳各一分，何绍基半分。取人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属于典型的自主创新成果。
创新造就辉煌。舒同的字独领风骚，外柔内刚，圆润内敛，雍容大度，正直磊落，深受人们喜爱。在延安，舒同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写校名和校训。解放后，上海的四所名校，毛泽东为其中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题写校名，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则是舒同的墨宝。从“延安新市场”到武汉“黄鹤楼”，舒同的字迹随处可见。有人说，舒同把中国的象形文字写活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舒同不但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堪称文书俱佳。在戎马倥偬之际，舒同在坚持书法艺术实践与研究的同时，还经常起草文件，撰写文章，颇有文名。1932年，他在漳州与毛泽东初识，毛泽东说：“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看过你的字。”并称舒同为“文友”。以后在延安又夸奖说：“舒同是个才子。”
抗战时期，两封信使舒同声名鹊起，传为美谈。
延安有个前清翰林肖芝葆，边区政府请他出任参议员，他嫌共产党“队伍里没有文化人”而拒绝。毛泽东对舒同说：“给他写封信，让他见识见识你的文笔和书法，看共产党队伍里是不是没有文化人！”舒同遵命，连夜赶写一封信，简要介绍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宗旨和政策，并以情感人，劝老先生出山为民做事。信写得言简意赅，情理兼备，文采斐然，毛泽东只改了几个字，便送达老先生。老先生看后，吃了一惊：“没想到共产党里有笔墨功夫这样好的人！老夫错看共产党了。”遂答应出山并要见舒同一面。看到舒同这样年轻，更生感慨，说“共产党有望，有望！”
1939年，舒同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由他起草并与聂荣臻司令员共同署名的《致东根清一郎的答复信》，发表在《抗敌报》上，高屋建瓴，义正辞严，情真意切，成为一篇著名讨日檄文。当年有些日本人前来投降，身上就带着这封信。1991年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这封信，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对话”，“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份备忘录”。
舒同的后半生有过两次书法高潮。
舒同在山东省委书记任上，因“大跃进”搞“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导致饿死人，被撤职，贬为县委书记。当时，饿死人的不只是山东，但因此丢官的省委书记只有舒同。在随后4年的赋闲中，舒同神定气闲，钻研百家书法，广交文人雅士，探讨书法理念，切磋书法技艺。尤其是在济南千佛山疗养期间，来向舒同求字者不绝如缕，舒同有求必应，慷慨泼墨，常常忘记晨暮和寝食。有人统计，这个时期舒同留下作品2万多幅，包括医务人员、司机等手中都有他的字，“舒体”字也开始广为流传。
“文革”结束，舒同得到平反，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此时的舒同已是古稀之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活跃在书坛。舒同曾两次率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一方面考察活动使他的书法震动日本书坛，另一方面，他看到中国书法在日本被弘扬，而国内书坛却刚走出“文革”阴影，百废待兴，决心为振兴中国书法而不遗余力。他发起创建中国书法家协会，出任第一届主席，第二、三届荣誉主席。他以书为乐，老有所为。启功感叹：“千秋翰墨一舒同”，“多亏我们有一位将军书法家来担任主席”。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在舒同手里焕发了青春，舒同晚年也因书法而青春焕发。
难能可贵的是，舒同家乡的这座博物馆不为尊者讳，没有回避舒同因刮“五风”而丢官和在“文革”中罹难的历史，它全面展示了舒同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一生，让人一咏三叹，感慨唏嘘。历史人物总是因真实而生动，因生动而闪光。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战争年代和顺境之中，舒同少有时间濡墨染翰，而降职使舒同有了宝贵的闲暇时间倾心所好。况且，从全党来说，中国不缺省委书记，缺的是书法大师，尤其是像舒同这样能够引领众人创新前进的书坛泰斗。就个人而言，由于舒同和毛泽东有几十年革命同志加书朋文友的关系，一向敬重毛泽东，如果他继续受到重用，那还真不知道要在“左”的政策泥潭中挣扎多久，后半生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人在苦难中更显精神。舒同少时家贫，历经硝烟，不曾辍笔；建设时期，他落官不落志，宦海两度沉浮，书法却两度辉煌。这就是舒同的精彩人生，也是这支如椽巨笔光芒四射的原因所在。
字如其人，透视“舒体”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舒同的筋骨血脉。舒同一生写字无数，价值连城，但很少留给家人。他极少办书展，也不出专集，不收弟子，真正做到了淡泊、超然、低调、清正。他晚年仅办过一次书法展览，展品竟是从收藏者手中借来的，2005年中国书协等单位为他举办百年纪念展览，同样如此。
参观舒同博物馆，我不禁想到它存在的价值：是乡贤纪念馆，是书法圣殿，还是人生课堂？如果三者都是，那么学写字与学做人一致，品书同时品人，就应该是建馆的初衷和参观的要领。县领导说，建馆快20年了，由于舒同作品赠人不留己，收集十分困难，目前展品尚不丰富，但参观者络绎不绝，已经成为一个青少年教育基地。现在，东乡县的离退休老同志、党政军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特别是中小学学生，学舒同，爱书法，练写字，蔚成风气。东乡县正朝着建设“中国书法之乡”的目标迈进。
这就是建博物馆的意义，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地方政府为舒同这样具有巨大文化传承价值和永恒人格魅力的先贤树碑宣传，又何止是造福一方、一时、一代人呢！
舒同93岁驾鹤西去。他的名字已经载入中国书法史册，以他的姓氏命名的“仿舒体”已被输入我国微机字库。在当今中国，仅此一人。
舒同博物馆在东乡，舒体和“仿舒体”字却传遍全国，走向世界；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还有舒同的精神和风骨。
2010年5月
国士之风
俗话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这句人尽皆知的大白话，也是中国文化的真道理。历来，亲近故乡的人，受人尊敬、爱戴；反之，会遭人鄙视、唾弃。
国庆期间，我到奉新县拜谒明代伟大科学家宋应星。县文化局和宋埠镇领导领着我参观宋应星纪念馆和即将竣工的宋应星故里文化活动中心，瞻仰宋应星故里牌楼村和宋应星墓。镇领导说，宋姓自然村在全镇有36个，是大姓。并说，前不久批捕的一位省级高官祖籍也是宋埠镇。
宋应星故里文化活动中心是由宋氏后裔集资兴建的。原先镇里想请那位高官带个头，挂个中心建设领导小组“顾问”，并捐点款，百姓们四次登门，他均拒绝挂名，分文不捐。他被捕的消息传来，老百姓就议论纷纷说：“这样的人，祖宗不会保佑的！”人言可畏，群众以这种最世俗的眼光和最直白的语言，公开鄙视这个没有家乡观念的人。
其实，这位高官的被捕，并不是因为缺乏家乡观念，而是因为贪腐。但同样是贪腐官员，在当年宋应星任教谕的分宜县，明代出了位权相严嵩，此人虽然史上名声不佳，但却在分宜做了修建万年桥等一些好事。他晚年遭罢官、抄家，百姓仍然给予同情，以致京戏《打严嵩》一直在分宜演不起来。人心有杆秤，这就是老百姓的是非好恶观。连封建官僚严嵩都明白的道理，这位高官，却不懂，这是他的悲哀。
到奉新后不久，我到吉安市出差，顺道访问新干县金家镇习家村。这里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的祖籍地。当地百姓深为习仲勋、习近平父子浓浓的家乡情结所感染。
当地同志告诉我们，新干县有十七八个习姓自然村。1999年，习仲勋传记写作人员按照习仲勋提供的线索，从陕西到河南邓州，再到江西新干，一路追根溯源。经过查证地方志、族谱等资料，确证新干县金家镇习家村，又叫华城门村，就是习仲勋的祖籍地。晚年，习仲勋为找到祖籍地高兴，同时也为自己一生未到过祖籍地而遗憾。他郑重地对夫人齐心说：“有空，你带子女回江西新干老家看看。”
2003年4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齐心率家人到新干寻根问祖，并题写了“祖籍地华城门村”。华城门村，当年在城郊，如今随着县城的扩大，已经成为“城中村”了。从族谱上查知，华城门村在新干有800多年的历史，习仲勋为第24代后裔。作为历史的见证，村里还耸立着3株古樟树，既是习村的标志，也是城中一景。
齐心寻亲问祖不久，习近平从福建省长调任浙江省委书记。2006年夏，他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到江西考察，在井冈山会见新干县主要领导，并在茨坪毛泽东旧居前接受新干县有线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说：“情系故里，有机会，我会回故乡走走看看！”
2007年，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他的夫人、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到新干县华城门村，说代表习近平来访亲问祖，并应邀热情为一群小学生签名。
2008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井冈山再次接见新干县党政领导，并合影留念。
今天，凡到访华城门村的人都可以观看记录上述四次活动的电视录像，感受习家两代人寻亲问祖的真诚和新干干部群众欢迎习家人的热情。
省科技厅一位处长还告诉我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2009年3月20日晚，习近平在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等陪同下，参观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博览会。走进江西展区，习近平与作为工作人员的这位处长握手，问道：“你是江西哪里的？”“吉安的”。习近平拉着这位处长边看边问。原定参观时间为1分半钟，已经4分钟了，习近平在工作人员催促下离开江西展区，临别还问：“你是吉安哪个县的？”“泰和县”。“泰和，知道，我去过。”习近平平易近人，关心桑梓，令在场江西工作人员如坐春风。
近年来，习近平祖籍地在新干的信息，在当地悄然传开。在我们观看电视录像片的村民家，厅堂墙上挂着习仲勋遗像，两旁有一副对联：“齐力为继仲勋志，心中常怀国士风。”习家两代人，寻访祖籍地，亲近故乡人，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国士之风；有国士之风的人，得到老百姓的尊敬和怀念，是很自然的。
2010年12月
访鄱阳书房
近年来，不少作品喜欢引用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话，称湖泊为“大地的眼睛”，意在提醒人们保护湖泊。在我看来，作家又何尝不是“湖的眼睛”呢？
2008年初夏，陈世旭应邀参加鄱阳县组织的鄱阳湖笔会。当他和来自各地的作家们乘船登陆白沙乡内青村的庙咀岛时，眼前一亮，顿时萌生了入住的念头。两个月后，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就多了一处作家工作室，即陈世旭的鄱阳湖书房。
世旭与鄱阳湖有缘。他把鄱阳湖视为第二故乡，早年下放九江县18年，是鄱阳湖口的江洲孕育了他的文学梦想。走过30年的创作历程之后，世旭又重回鄱阳湖。人到暮年，壮心不已。他视既往的成就为“序曲”，说“还有时日，还有机会”，还要努力，在鄱阳湖这个他精神生命的原点，再次积蓄力量，向新的创作高峰发起冲刺。
鄱阳湖乡亲热诚地接纳了世旭。庙咀渔民竞相邀请，他选择村东头一幢小房的三楼，作为自己诗意的栖居地。在这里，世旭如鱼得水，深深地“为水的灵魂所吸引，依靠着帆在风云间行走，从路途到心灵，从喧闹到安静，张开双臂，去拥抱自然，去与乡亲交谈，去聆听最质朴也最灵动的语言，去享受最真实的美”。很快，就发表了《立冬·立春——波湖谣》和《天下小南海》、《追寻鹤故乡》、《叩开瓦屑坝之门》、《鄱阳书房记》等一批以鄱阳湖为题材的小说、散文，令人耳目一新。
《波湖谣》，把鄱阳湖渔民生活和湖区民主选举情景，写得妙趣横生，是近几年不可多得的小说精品。
《追寻鹤故乡》是篇美文，写鹤群飞舞，如诗如画：
“长羽临风，翩跹而来；长喙含云，吟哦而来；长跖踏浪，高蹈而来。
仙子一样的尊贵，处女一样的纯洁，士大夫一样的优雅。”
“人类的博爱，才是真正的鹤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