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跃上葱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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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人文锦绣(5)

柳侯的到来,不仅使柳州山水增色,百姓受惠,也为地方官员树立了一个标杆。始于柳侯的唐宋教化功不可没,特别是明代中期以来直到现当代,这座边远的山城风气大开,人才辈出。他们或以饱读诗书而著称,或以气节品行而闻名,或以文化艺术体育等专长而享誉海内外。

不少地方官员受柳侯道德文章和人格力量所浸润,“崇先哲以励官师,培遗惠以淳风教”,经历代修葺而保存下来的柳侯祠就成了地方施行教化的基地。

走马上任,先到柳侯祠朝觐,成了柳州官场的一项潜规则;公暇之余,辑录、学习柳侯诗文,成了许多官员的雅好;在任职期间,能为柳侯祠修葺出力,则被视为善举而引以为荣。柳州人杨廷理,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三任台湾知府,政声颇著。他从小深受柳侯影响,以柳侯为楷模为官做人。他说:“夫士大夫即遭贬谪,每行吟悱恻,颓然自放,鲜有留心政事者,乃先生堙厄感郁之意,一寓志义,而复设施措置,俾荒远之区,一变而为文明之地。较之韩昌黎在潮州更有过之。非具经纬之略,匡济之才,能如是乎?”

清光绪年间,柳州知府蒋兆奎重修祠中柑香亭,在碑记说了一段体会也很有代表性,他说,写文章和行政事,并没有什么不同。柳侯本来就既能写文章又会从政,还能以游观来作为公余的活动。他治理匪乱和顽固的巫术陋习,处处宽容待人,让人们知书识礼,然后把柳州治理好。所以他的惠化德政直到今天仍然使柳州人受益。我每逢公务闲暇时,都要登上这亭子,看到江山仍在,黄蕉丹荔依然,见果实,闻花香,宛如当年。凡是柳侯《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的山山水水,都能看到,这也足以领悟到他的意志和思虑了。再低头看柳侯庙,就像看到他本人一样。

像杨廷理、蒋兆奎这样见贤思齐,在思想上自觉与柳侯对话、对接的官员、百姓,在柳州蔚成风气。这就是楷模的力量,是柳侯精神春风化雨的结果。

柳侯祠,像一处龙脉,庇佑柳州山水;像一条文脉,穿越时空,滋润柳州人的心田。这就是柳侯的魅力,柳州的幸运。

2009年6月

天下不敢小惠州

从深圳去梅州,途经惠州,顺便作西湖半日游。西湖美景让我流连忘返,清代诗人江逢辰的诗句“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更令我回味再三。

唐宋时期,惠州是流放“贬官罪臣”的蛮荒之地。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苏东坡被贬黜到这里,一呆就是两年七个月。

苏东坡才华盖世,但仕途多舛,终生不得志。这一回,他是被朝廷以“讥讪先朝”的罪责,撤掉端州殿学士、翰林侍读士的官衔,贬往英州(今广东英德)任知州,途中再贬为“宁远(今广西容县)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当时,惠州地处僻远,民风未化,瘴疠盛行。历代谪居惠州的失意志士,或多或少会带来中原先进文化,推动惠州的开放和开发。问题是,惠州之发展,绝非一时一人之功。从晋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间,有近500位历史名人客寓或履临惠州,在苏东坡之前,就有唐代宰相张锡、杜元颖、牛僧孺、李商隐等,在苏东坡之后,又有文天祥、杨万里、刘克庄、丘逢甲、梁鼎芬等,皆名重一时。

为什么诗人说“天下不敢小惠州”是从苏东坡开始的呢?这恐怕与苏东坡关注民生有关。自古重民生者得民心。史载,苏东坡在惠州期间,虽系戴罪之身,但流放未敢忘忧国。他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教惠州人使用“秧马”、“水碓”;请减改税赋为“钱米两便”,解决老百姓缺钱的困难;请建军营,解决军队占用民房、滋事扰民的矛盾;协助做好土博罗大火的善后工作;建议用竹筒引水入城,解决城市居民饮水问题;捐资修建东新、西新二桥,缓解惠州人行路难状况,如此等等。苏东坡为惠州人办了一些实事,因而受到百姓拥戴。国家不幸惠州幸,皇帝把一个“罪臣”发配到岭南,上天却给惠州送来一位天使。

是苏东坡把惠州之美彰显天下。有人统计,苏东坡在惠州940多天,创作诗词205首、文章129篇、书信233封、书画20余幅,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尽管苏东坡一生坎坷,到处漂泊,但他钟情惠州,晚年回首平生时曾深情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东坡慧眼识惠州,以如椽巨笔,热忱描绘、讴歌、推介惠州。“罗浮山下四时春,不辞长作岭南人”,“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不见蛮荒的景象,没有凄怆的悲情。这位伟大的诗人,同时是出色的惠州形象大使和广告宣传巨星。这些作品,苏东坡尚在惠州就不胫而走,苏东坡离开后更迅速流传,千年不衰。惠州的秀山丽水、民情风物,从此走出深闺,誉满天下,令世人钦羡、向往。

苏东坡与朝云的爱情凄美动人。苏东坡来惠州时,年近花甲,妻子和继室均已辞世,侍儿姬妾纷纷离去,身边只有侍妾朝云和小儿子苏过以及两个女仆。朝云是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所纳,她不离不弃,跟着苏东坡万里投荒,到惠州时30岁出头。患难见真情,这让苏东坡很感动,刚到惠州就为朝云赋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之。”称赞朝云不像白居易晚年时离他而去的美妾樊素,而如晋人刘伶之老夫小妾姻缘美满。

更令苏东坡欣慰的是,朝云虽出身贫寒,但天性聪颖,跟随苏东坡后,读书弄墨,粗有楷法,略通禅道,俩人颇多共同语言。苏东坡生性豪爽,了无城府。有一次,苏东坡指着自己腹部问家人:“你们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有的答曰:“文章”,有的答曰:“见识”。朝云笑曰:“你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样一位难得的红颜知己,没能陪伴苏东坡走完人生之路,竟因瘟疫死在惠州。苏东坡悲痛万分,葬朝云于西湖孤山,并亲撰六如亭柱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独思卿。”

这桩从杭州西湖开始到惠州西湖结束的凄美爱情,感动惠州。惠州人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五朝云生辰和清明节都会前来拜祭,民间还以多种形式进行悼念,这一独特的民俗祭奠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有人把朝云比作杭州西湖的苏小小,惠州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苏小小不过是古代文人“狎妓文化”的点缀,而朝云是他们心目中的“巫山女神”。有人说杭州西湖的精魄是断桥,惠州人说惠州西湖的精魄是朝云墓,许仙遇白娘子是后人杜撰的神话传说,苏东坡与朝云却是人间真实的爱情故事。直到今天,凡到惠州者必游西湖,游西湖者必到朝云墓。

苏东坡的胸怀与惠州人的大气,感动天下。惠州人景仰作为文豪的苏东坡,喜爱作为丈夫的苏东坡,同情作为官员的苏东坡,典藏并弘扬着东坡精神。

苏东坡的官场经历令人一赞三叹。想当年,直接参与迫害苏东坡的宰相章惇曾是苏东坡过从甚密的朋友。天祐年间,苏东坡知贡举时,还曾录取章惇之子章援为第一名。章惇当上宰相后,因政见不合,视友为敌,大下辣手。他直接插手,把苏东坡贬到惠州,又暗中派一个与苏家有世仇的人到广州做官,欲借刀杀人,可惜那个“杀手”为苏东坡人品所感动,后来竟成了苏东坡的好友。他见苏东坡在惠州与当地官员相处融洽,且建房安居,就把苏东坡从惠州贬到更遥远更荒凉的儋州,并株连与苏东坡友善的惠州官员。

宦海风波,实难预料。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惇因反对传位徽宗而被罢相贬往雷州。与此同时,苏东坡奉召回京,还有将被起用为相的传说。为此,章惇之子章援诚惶诚恐地致信苏东坡,为父求情。就一般人而言,苏东坡此时不落井下石,亦当幸灾乐祸。然而苏东坡不是这样,他在病中仍回信说:“轼与丞相定交40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因无所增损也。”信中仍称章惇为老友,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这就是苏东坡的胸怀,比西湖、比大地、比长空还要宽广的胸怀。

由此,我想到陈炯明。这位因背叛孙中山而被免职、被征讨的原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民国政府内务部长,就葬在惠州城内的紫薇山下。我到惠州才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军阀,竟一生不治私产,不赌博,不嫖娼。晚年贫病交加,三餐时有不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反过来要日本人归还东三省;日本人赠以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55岁时,死于香港一张行军床上,下葬时睡的是母亲的棺材。

也许是陈炯明的洁身和晚节,惠州人才允许这位“惠州王”葬回故土,占着西湖边上一块风水宝地,并躲过“文革”一劫。

也许是苏东坡的博大胸怀和惠州人的宽容大气,才使惠州英才辈出,近代尤盛,如叶亚来、廖仲恺、邓演达、叶挺,哪一个不是雄姿英发,名垂千古?!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绝非虚言也。

2009年8月

奇才·奇书·奇遇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

宋应星,一位旷世奇才。

他出身官宦之家。曾祖父身后所建“三代尚书牌坊”,至今耸立在奉新宋埠乡,成为一处地标。然而,这样一位世家子弟,却“六上公车而不第”,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是宋应星不会读书?不是。据《长庚公传》记载:“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操制艺,矫拔惊长老。”他5岁开始读书,一次因故起床迟了,其兄宋应昇将限文7篇背完,他则躺在床上,边听边记,等馆师考问时,他朗朗成诵,一字不差,令老师大为惊叹。稍长,博览经史子集,无不贯通。

是宋应星没有学问?不是。他的《天工开物》作为17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百科全书,不仅内容全面、系统分明、资料翔实、体制宏大,集知识性、技术性、应用性于一体,而且颇具美文风采,语言简洁明快,文笔精美秀逸,绘图准确生动,细微处刻画隽永传神。除《天工开物》外,他还著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其《思怜诗》52首,系一天里一挥而就,激情四射,才高八斗。如此多才博学,古今罕见。

是宋应星不会应试?是,也不是。乡试那年,江西考生1万多人,录取83人,他名列第三,其兄宋应昇名列第六,奉新县仅此二人,世称“奉新二宋”,可见他有相当的应试能力。但随后的会试,他从30岁至45岁,连续六次参加,回回落榜。屡挫屡考,出于功名也好,出于生计也罢,说明他并没有想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彻底决裂;屡考屡挫,说明他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思想认识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与科举制度渐行渐远,而另有志向。

的确,宋应星志不在科场,而在科学。在重官不重学、做学问偏重四书五经而鄙薄科学技术的封建社会,科举入仕是读书人自古华山一条路,宋应星胸怀异志,离经叛道,这在当时可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反潮流之举。

宋应星兴趣十分广泛,喜欢交朋结友,关心万事万物。早年,在奉新、新建、南昌就结识不少良师益友。以后,赴京师会试走的是水路,出奉新南潦河,经永修吴城入鄱阳湖,过彭泽、湖口入长江水道,东至京口,再进入京杭大运河。这一路既是当时一条精品旅游线路,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区域。宋应星不是那种沉湎山水的纨绔子弟,他志存高远,关注国计民生,认为“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以见见闻闻?”他走访南方水田、北方旱地,实地考察生产现场、手工作坊,眼观、耳闻、口问、笔录,随时随地将所见所闻记录并描绘出来。每次落第归来,行囊中都装满了科考笔记。可以说六次会试之途,实为科学考察之旅。

宋应星广泛接触社会,深入实际调研,反对清谈之风。他有许多亲友、同学在外做官,除会试外,他还应邀先后到过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福建、四川等地游历考察。在福建泉州的一座寺庙中,李贽一副“不必文章称大士,虽无钟鼓亦观音”的对联,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认定只要为国为民做了事,没有钟鼓供奉,也会被认为是救世观音。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食用之问堂”,表明自己专注民生,淡薄科举功名的心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问万般事,拜万人师,使宋应星视野开阔,阅历丰富,思想敏锐,并掌握和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撰写《天工开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应星落榜不落志,也不迂腐。他很清楚,作为望族之后,自己的行为不合潮流。在《天工开物》序中,他开诚布公地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毫不相关也。”《天工开物》贯穿着以农工为本的思想红线,但他明确表示,此书主要不是写给农民或工匠看的,而是写给那些不辨五谷的王孙弟子和脱离实际的儒士们看的。他说:“晨炊晚饷,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治乱、经纶、字义,学者童而习之,而终身不见其形象,岂非缺憾也!”他辛辣地讥讽那种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的儒生,“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鬵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如同“好画鬼魅而恶犬马”的拙劣画工。字里行间,弥漫着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真理在胸的自信。

曲高和寡,但不会永远冷落。《天工开物》问世后300年,地质学家丁文江这样高度评价宋应星:“士大夫之心理,内容干燥荒芜,等于不毛之沙漠,宋氏独自辟门径,一反明儒陋习,就人民日用饮食器具而究其源,其活力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而又有情。宋应星“六上公车而不第”,却成就了一番“于功名毫不相关”的伟业,宋氏家族少出了一位进士,中国却多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宋家不幸而国家幸、民族幸、科学幸!

《天工开物》,一部传世奇书。

全书分3卷18章10余万字。初稿本来有20章,包含《观象》和《乐律》两章,是宋应星专门论述天象观测和音乐韵律的,内容也达到相当的高度,可是宋应星认为,“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花了许多工夫,却以读者为念,临到出版,毅然删去。自古文章都是自己的好,宋应星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时下一些人唯恐不能显示“水平”,而不惜“拔高”甚至“注水”的风气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天工开物》的贡献在于,它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30多个部门的卓越科技成果,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科学技术百科全书。书中所附123幅绘制精良的插图,结构合理,画面生动,如临现场,与文字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此书一经问世,便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内容上看,全书按“重五谷而贱金玉”顺序编排,对衣食住行都有详细记载和描绘。上卷6章涉及五谷棉麻种植、蚕蜂饲养、纺织印染、矿产采集、采盐制糖。中卷7章记载砖瓦陶瓷制作、车船制造、煤炭硫黄开采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工艺流程。下卷5章记述金属矿物开采冶炼、兵器制造、颜料酒曲生产、珠玉采集加工等。

在农业生产方面,详细记述了精耕细作、砒霜拌种、磷肥施放、水稻变旱稻、甘蔗育苗移秧、杂交培育良种,以及“三用水碓”等先进技术,提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等看法,萌动着物种变异的可贵思想。类似的观点,德国生物学家伏尔弗于1759年才在《发生的理论》一书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