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30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宋代士大夫的处世精神，也对后世的国民性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立身处世上，宋代士大夫的思想可以概括为：胸怀天下，仁义为本；廉洁奉公，忠君爱国；忠言直论，不避权贵。
这种崇尚名节的思想，造就了一代名臣，如王禹偁、范仲淹、包拯、苏轼、岳飞、辛弃疾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宋初士大夫鉴于唐末、五代时期的风俗败坏、廉耻扫地，提倡正身修性、砥砺名节。宋初君主一般也能容忍直言，褒奖忠义，于是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变。真宗、仁宗之世，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唐介等以忠言谠论闻名朝野，“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如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就直率指出仁宗皇帝无所作为，为政不勤，又不知御臣之术，指责各级官吏因循守旧、苟且岁月。欧阳修也称赞范仲淹“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在一代名臣表率下，朝中文臣直言谏上，边陲将士不惧死难。士大夫中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阿谀趋奉之习，大为收敛，清代顾炎武谓之“君子道长”。这股崇尚名节之风，大大激励了士大夫的报国热情，所以到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至南宋灭亡之时，仍然是“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可以说，忠君爱国思想在宋代士大夫中达到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砥砺名节的风气也加强了封建“三纲”
思想的影响，甚至把妇女的贞操等同于臣子的名节，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妇女夫死守节不嫁、为贞节烈妇立牌坊之风，也自宋而盛，流弊迄于明清。
宋代士大夫之立身处世，讲究个人的道德修养，但并非像魏晋的隐士逸民那样，洁身自好，与世无争，崇尚清谈；而是主张躬行实践，积极“入世”，即关心天下事，以天下事为己任。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就说过：士大夫处世，身居朝廷之高位，应该为天下之百姓分忧，隐退江湖之僻壤，应该为朝廷之君王分忧。“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与奉献精神，是宋代士大夫思想中的精华，也是今人所应当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