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卡尔结束了大学生活，开始走向社会。回到特利尔，家人本应该为卡尔这位年轻的博士高兴，可是母亲看到卡尔学的是法学专业，结果得的却是哲学博士学位，深感遗憾。她一心要求卡尔尽快获得学位和高官厚禄，指望他作为保障家庭生活的主要力量，然而他从事的“对生计毫无意义的哲学”，大大限制了他得到实际官职和高额收入的可能性。
卡尔，他也不再空着手蹦进未婚妻燕妮的家了，而是带上写着“献给未婚妻父亲”的题词的博士论文这份厚礼来的。燕妮的父亲对眼下这位年轻的博士也投以赞许的目光。然而，这位自幼影响卡尔并一直被卡尔热爱尊敬的人，尽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丰富的学识，却无法完全摆脱世俗观念的影响，他对卡尔哲学博士学位的前景也深感茫然和担忧。
燕妮和卡尔已经订婚整整5年，当卡尔获得博士学位时，双方家庭仍然反对，都借着卡尔没有“自立”，再次推迟婚期。双方家庭的一些成员还以为这样就能破坏这对年轻人的最终结合。
面对双方家庭的这种压抑的氛围，卡尔不再同母亲住在一块了，他到特利尔找了个地方落脚。
1841年7月，卡尔来到波恩，探望在波恩大学任教的布鲁诺·鲍威尔，希望能够在波恩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当一名哲学教授。然而，他亲眼看到的是，自己的朋友都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的前途都暗淡起来，普鲁士反动政府把他们一一逐出大学讲坛和各个报刊的编辑部。幸运的是，卡尔得到了鲍威尔等几位处境艰难的朋友的资助，在波恩筹办《德意志年鉴》等一些激进刊物而勉强度日。
1842年1月初，燕妮的父亲病重，卡尔从波恩回到特利尔。为了帮助燕妮，分担她失去亲人的痛苦，在燕妮的父亲3月3日去世之后，卡尔一直在特利尔住到月底。这段时间，由于生活和职业的动荡，卡尔到处奔波，从波恩到科隆，又从科隆到波恩，再从波恩到特利尔，加上燕妮和自己失去亲人的悲痛，身体拖垮了，卡尔也病了一场。
1842年5月，卡尔的家庭再次发生不幸，弟弟海尔曼因患腹膜结核病去世。卡尔回到了特利尔，在家中待到7月中旬，后又同母亲为家庭纠纷遭受痛苦。燕妮在父亲死后越来越成为她家里受人挑剔的对象，她同自己的家庭也出现了敌视的情绪，并越来越使她处于无法忍受的状态。
身体稍见好转时，卡尔不顾燕妮的劝阻，又立即去了波恩，开始与青年黑格尔的公开机关密切联系。既然不能在大学讲坛宣讲自己的思想，马克思就想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连续在《莱茵报》上刊载了他的十篇论文，文章的影响力也开始显出卡尔在《莱茵报》的位置。
但当时的莱茵省在普鲁士反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人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报刊杂志受到严格的审查和限制。马克思对这种专制行为十分不满，他拿起笔，向专制和残暴宣战。
《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挥笔在稿纸上写下这个题目，又接着奋笔疾书：“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