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种种的困难。首先是在建造营房的工作上。辛弃疾限期要把飞虎营栅在一个月内修成，而当时却正是秋季，也正是湖南地区的雨季，秋雨连绵，使得所需要的上二十万片的瓦无法烧造。辛弃疾当机立断，决定出钱购买。他下令给长沙城内外的居民，要每家供送二十片瓦，且限于两日之内如数送到营房基地，送到之后立即付与瓦价一百文。所需要的瓦片在两天之内果然凑足了③。此外，所需要的石块，数量也很大。辛弃疾不役使当地居民去采办，而是调发当地的囚徒罪犯们到长沙城北的驼嘴山去开凿：按照各人所犯罪情的轻重，规定其所应供送的石块数目，作为赎罪的代价。石块也在很短的期限内如数凑足了④。
辛弃疾创置飞虎军的计划虽已得到南宋政府的批准，但在枢密院中却还有人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要从种种方面加以阻挠。辛弃疾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一事实，所以才那样急迫地要限期完成各项工作。他不但在两天之内筹措了二十万片屋瓦，就连一切建置费用，数目虽以钜万计，也都是立即筹好。这一情况传到杭州之后，朝廷中的反对者找到最好的借口了，遂一方面在皇帝面前劾奏辛弃疾聚敛民财，另一方面便由枢密院降下“御前金字牌”，要辛弃疾把这项建置工作立即停止。辛弃疾在接到这道金字牌之后，并不立即停止工作，反而把命令收藏起来，还是若无其事一般，督责监办人员必须照原来的限期把工作搞完，违期者要以违犯军法治罪。到一切工作全已依照限期完成之后，辛弃疾才上章开陈一切经营过程、费用来历，并把飞虎营栅绘图缴进。这等于把反对者所硬栽的“聚敛”罪名加以洗白，皇帝赵眘遂也释然于怀了。
在招募士兵的过程中，辛弃疾也定出了很严格的选拔标准，因而所选的都是壮健勇武的人。此后在器械的制造和士兵的操练诸方面，辛弃疾也尽心尽力地去做。因此，在很短时期，飞虎军的素质便成为沿江各地方军队中之最上等的，不但湖南一路赖之以安，而且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之内，飞虎军一直是沿长江的一支雄壮的国防力量，被金人称为虎儿军，且颇为金人所畏惮。
校勘记
①以上皆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湖南乡社》条。
②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六，沈介《论备敌之策》。其余皆见《宋史·辛弃疾传》。
③参据《宋史》本传和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临事之智》条。
④见洪迈《夷坚志》支戊卷八，《湘乡祥兆》条。
4在隆兴府举办荒政
不使地方长吏久于其任，这是宋代最高统治者的“防微杜渐”的政策之一。辛弃疾在就任湖南安抚使的一年之内，便在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上表现出他的卓越的才干，有了卓然的政绩。这样，是否应当让他在湖南多搞几年，使他在军政民政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呢？这在南宋政府是绝不作这样的考虑的。就在1180年的冬季，宋廷又把辛弃疾的“贴职”改换为“右文殿修撰”，再一次派他去做隆兴府的知府兼江南西路的安抚使了。
隆兴府境内在1180年遭到很严重的旱灾，粮米收获极少。辛弃疾的前任张子颜在卸任之前已在开始举办救荒的工作。在这次改派辛弃疾为隆兴知府的诏命当中，“任责荒政”也是被特别提出的任务之一。
辛弃疾到任之后，立即在隆兴府及其所属各县镇的大街要道上张贴文榜，榜上只有八个大字！
闭粜者配，强籴者斩。
前面的一句，是强制一切囤积粮米的人家必须在这时尽数粜卖出来，否则便要受到流配的处分；后面的一句，是禁止一切缺粮人家向囤粮之户强行劫夺。紧接着，辛弃疾又把隆兴府的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召集在一起，要他们共同保举一些精明能干的人物，把隆兴府官库中所存官钱和银器分别借支给他们作为本钱，令其四出籴买粮食，限一月之内贩运到隆兴府境内粜卖，粜卖后照原借数目偿还官本，不取利息。在一月之内，果然有大批的粮食从各路运载而来，境内的粮价大落，在数量上也足够供应当地民食的需要了。
邻境的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县）这年也同样遭逢灾荒，信州的知州谢源明向隆兴府商借粮米以事救助，隆兴府的官员们都表示反对，辛弃疾却认为救灾恤民应当不分畛域，便把用官钱籴买来的一部分粮米，用船只送往信州。
这样一些救济措施，使得遭遇那样严重灾荒的隆兴府的民户，能安然渡过到第二年的夏收季节，其间既未发生大量的饿死和流亡事件，社会秩序也未起大的波动。到1181年的秋初，辛弃疾便因此受到南宋政府的奖励，他的宫阶又进了一级，由前此的宣教郎改为奉议郎了。
几年以来，辛弃疾都是“身膺一面之寄”，独当一方的事任。他的作风，勇往直前，果决立断，既不肯多作无谓的顾虑而致缩手缩脚，也尽量使幕僚和部属得以发挥其赞襄帮助的作用。这种作风，赢得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喝彩，却也增长了另一部分士大夫对他的忌刻之心。很多捕风捉影的诽言谤语被制造出来，以致陆九渊直接写信给他①，加以告诫；而南宋政府的台官王蔺便摭拾了这许多风言风语，特别是摭拾了有关辛弃疾创置湖南飞虎军的一些传闻，在1181年的腊月初对辛弃疾提出弹劾。王蔺在弹章当中，说辛弃疾“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②，说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辛弃疾没有因为枢密院的有意阻挠而停止修盖飞虎营栅的事，被弹章中说成是“凭陵上司”；辛弃疾和居官于南宋政府的旧友们有些书信和财物的往来，被弹章中说成是“缔结同类”、“方广赂遗”③。
不容辛弃疾有任何分辩，南宋政府把弹章中所举述的一切都认作辛弃疾实有的罪行了。在王蔺提出这道弹章的不久以前，南宋政府刚发表了一道新的命令，调辛弃疾去做两浙西路的提点刑狱公事，紧接在王蔺的弹章之后，不但立即明令把辛弃疾的新任罢免，而且连“右文殿修撰”的贴职也一并削夺了。
校勘记
①陆九渊《象山集》卷五，《与辛幼安书》。
②见辑本《宋会要稿》第一○一册，《职官门·黜降官类》卷八。
③见崔敦诗《西垣类稿》卷二，《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信州十年的闲退生涯
1“带湖买得新风月”①
江南西路东境的上饶郡，地居信江之滨，故亦名信州。闽浙间的交通、杭州和南昌间的交通，都取道于此。郡境内“灵山连延，秀拔森耸，与怀玉诸峰巉然相映带。其物产丰美，土壤平衍”②，因而一般由北方南渡的官绅人家乐于寓居其地。在12世纪的80年代，寓居在上饶城内和近郊的这等人家便达百户以上③。
辛弃疾曾三度宦游于江西地区，不知是在哪一年内，他曾到过上饶。辛弃疾在投归南宋之后，虽然早已娶妻生子，却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居处。他决定在此地买块地皮，建造他的家园。
在上饶城北一里许的地方，有一个狭长形的湖泊，湖水清澈可爱，滨湖有旷土一片，平坦宽敞，举目遥望也可以揽取灵山的胜景。辛弃疾对这一小区域的自然景物很感觉满意，便把这片地买了下来，而且替这湖泊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带湖。
1181年，辛弃疾派人到上饶的带湖之滨去着手经营修建。他自己作了规划，绘成图样，并限定在一定的时日完成：在较高的地方建造房屋，把低下的地方辟为稻田，花径竹扉，池塘茅亭，应有尽有。房屋共有好几十间，主要的则是一座楼和面临着稻田的一排平房。登楼可以远眺灵山，遂取名为集山楼，后又更名为雪楼。稻田共不过十弓之地，却最为辛弃疾所看重④。因为，辛弃疾是一个出生于华北平原的人，对北方农村中经济生活情况十分熟悉，在他南归之后所得到的一个极为突出的印象，是南方商业资本的发展远过于北地，南方的农民之转业为商贩者也远较北地为多。辛弃疾对于这种“舍本逐末”的趋向是不以为然的，他强调主张：“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他之所以要在这一新建的家园中特辟稻田一区，正是表示他对于农事的极端重视的。因而，对于这一座面临稻田的平房，他特地取名为“稼轩”，并且从此就以“稼轩”作为自己的别号。
事情竟是这样的凑巧，当上述一些营建工作已按照设计而次第完成之日，也正是辛弃疾因王蔺的弹劾而受到“落职罢新任”的处分之时。
在此以前，辛弃疾听说“带湖新居将成”，而自己却还在江西安抚使任上，官身不得自由，不能前去享受一番家居野趣，因而写成一首《沁园春》词，说道：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
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
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绘哉。
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东冈更葺茅斋。
好都把轩窗临水开。
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
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
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王蔺的弹章替辛弃疾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不必再沉吟、徘徊了。在接到罢官的命令之后，辛弃疾只有回到上饶的带湖新居去了。
校勘记
①辛弃疾《菩萨蛮》词中句。
②见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五《两贤堂记》。
③见洪迈《稼轩记》。
④以上皆据洪迈《稼轩记》。
2心情上的矛盾
从辛弃疾的率众投归南宋，到他的罢官闲居上饶，其间整整是二十年。率众南归的事件，以及南归以后向宋廷君相所提出的建议和主张，样样都足以表明，辛弃疾不但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而且有勇武、有机智、有用兵韬略，是一个具有文武全材的人物。虽然南宋政府一直不把他安排在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上，使他得以展其长才，而只是使他回旋在地方守令和监司、帅臣等类的职位上，但他每到一处，都是尽心力而为之。二十年的仕宦过程，也足以说明，随时随地他都是打算要建立一番功业的。
由于辛弃疾在志节方面和事功方面有这种种表现，所以在辛弃疾三十二三岁以后，一些相知较深的朋辈，已经把他称作“伟人”①，比作周瑜和谢安，并且认为，南宋对金的政策如一旦改而采取积极的攻势，恢复中原的大业是可以由辛弃疾去担当、去完成的。②
这样一个怀着满腔忠愤之气，一心要投身于民族斗争的最前线上，要为保卫祖国而竭尽其智能勇武的人，不但在二十年的仕宦过程中始终未遂其志，而在矢忠矢勇、奋发有为地供职二十年之后，竟又从地方行政领域中被摈斥出来，任凭他有什么出众的才具和雄伟的抱负，也都没有用武之地和实现的可能了。很难设想，辛弃疾对于宋廷所给予他的这种投闲置散的处分，会坦然地接受下来，而不在胸中激起更大的愤懑和恼恨的。虽是如此，他在受到罢免官职的处分之后，却只有遵依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③的古训，力求做一个“伏枥之骥”，并把古代的达者庄周和陶渊明等人作为他行己涉世的榜样。
胸怀中燃烧着炎炎的烈火，表面上却必须装扮成一个淡泊冷静、不关心时事和世局的人，这就是在退居上饶之后的辛弃疾心情上的苦闷和矛盾之所在。
校勘记
①见崔敦礼《富教集》卷六的《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
②见洪迈《稼轩记》。
③这是《论语》中所载孔子的话。
3借歌词为“陶写之具”①
在辛弃疾闲居信州的时期，寓居在信州的一些学士大夫，有不少是和辛弃疾气味投合的人。其过从较多的有以下诸人：
一、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是辛弃疾早年游宦建康时的旧相识，他原籍开封，南渡后徙家信州，这时因年老退休，也在家中闲居。他的学问和文学，在当时都负有盛名。他在仕宦期内，对兴建学校的事极为注意，“所在吏民怀思”，因而也颇有政声②。二、汤邦彦，字朝美，镇江人，因为出使金国“有辱使命”，受到南宋政府的处分，先被谪往新州，后送信州编管。汤邦彦也是一个被当时称许为“议论英发”、“以身许国”的人③。三、陈德明，字光宗，曾在仁和县做过知县，因在任上有“赃污不法”行为，被贬到信州居住。四、赵善扛，字文鼎，是赵宋宗室。五、徐安国，字衡仲。六、杨民瞻。七、晁楚老。以上都是家住信州而负有诗文才名的人。
此外，在这一时期先后被派到信州做知州的人，例如郑汝谐、王自中和洪样等人，和辛弃疾的情谊也都很好。和郑汝谐（字舜举）初次会面，辛弃疾就很称赞他的才干，向人说道：“此老胸中有百万兵。”④王自中字道夫，在少年时便自负不凡，遇事总不肯附和流俗之见，因而总是所如不合⑤，而辛弃疾却很赏识他的这种英俊之气。
辛弃疾和上述这些人互相过从，有时也结伴遨游于信州境内的山林溪谷和景物名胜之地。就形迹上说，是在留连光景，赏玩风物，而在辛弃疾的脑子里，却经常萦系着有关国政和时局、有关国计和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他一直想要献身、而始终无缘献身的、对女真侵略者展开斗争的问题。不论是花晨月夕，不论是登高涉远，当前的景物都会触动他的这种情怀。他只有借歌词为陶写之具，把这种情怀发抒出来。于是，或则“闲中书石”，或则“兴来写地”，或在宾朋嬉笑之中，或在醉墨淋漓之际，辛弃疾都在大放厥“词”⑥。他在这一长时期心情上的矛盾也都在这些歌词中表露了出来。
南宋的统治集团中人，虽是面临着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的严重关头，但他们仍旧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烂的生活当中。一般飘浮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玩弄些虚玄的概念。对于这样的政风和士习，辛弃疾一向就感到痛心和憎恶。在闲退以前，他曾经不断地在歌词中对这等现象给予泼辣尖锐的批评和讽刺，甚至对于当朝的皇帝，他也曾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词句加以嘲讽过。闲居信州之后，他这种愤慨更有加无已，于是借为韩元吉祝寿的机会，他写了一首《水龙吟》，很露骨地把西晋的王衍取作南宋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人物的替身而痛加指斥了一番：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南宋的一般“骚人墨客”，只把一些离愁别恨作为抒写的主题，而整个民族所遭遇到的严重灾难和深仇大恨，在他们的作品当中竟占不到多少地位，甚至于完全不占地位。辛弃疾对于这等反常现象，也在歌词中加以指摘和质问：
今古恨，几千般，
只应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风波恶，
别有人间行路难。
——《鹧鸪天》
他自己，虽被南宋政府投置闲散之地，虽然有时也常常开解自己，说些什么：
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
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
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
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
——《水调歌头》
而他的真情实况，却是殷切地系念着国家民族兴亡的大问题：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
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
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丑奴儿》
因而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参预南宋政府的军政大计的人，他总是首先把收拾山河、整顿乾坤的使命向他们提出。例如，在为韩元吉祝寿的《水龙吟》词中，他说道：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