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nMoon针对中澳在矿业方面的合作，不能仅仅因为经济危机的临时措施而后退，而要从长远利益来考虑，只有双方利益都得到保障，双方在矿产资源方面的合作才能更深入。澳大利亚人都是看市场的，不会将不符合市场情况的事情强加于任何人，铁矿石价格低了，谁都不好过。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没有一吨滞销的情况，每挖出一吨，都提前有人要了。澳大利亚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中国，经济上与中国存在较高的互补性，尤其是在矿产资源方面。澳大利亚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及雄厚资金，中国需要澳大利亚充足和稳定的资源，因此，中澳两国具有良好的合作前景。
StevenMoon最看好中国的中小钢铁企业与澳大利亚的中小铁矿企业之间的合作。他说中国中小钢铁企业逐渐成为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打破垄断关系，自由贸易和平等协调是最好的方法。他将提出议案，建议澳政府应制订新政策，给终端弱势群体平等进货的机会和权力。
其实，尽管StevenMoon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但作为澳大利亚的政治人物，他同样担心一些事情。这就是他看好中小企业的合作的理由。
正如StevenMoon所说的，现在是市场低谷，大批量的中国资金进入，别人不可避免会有想法，会审视中国在资源最便宜的时候进入有哪些目的。
导致中国钢铁企业和澳大利亚铁矿企业的合作项目延期审批的最大理由就是政治因素，而非市场。
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矿业市场的不景气，目前澳大利亚许多矿业企业由于债务增多而寻求通过出售部分或全部股权来融资，很多公司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不过，一位国际矿业巨头的中国区高层也不无担心地认为，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如此密集地投资澳大利亚矿业，很容易引起澳大利亚方面的敏感。
澳大利亚的政治派别人士认为矿石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而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客户，如果在商品市场低潮时大量取得对澳大利亚资源的控制，有损澳大利亚长期经济利益以及国家利益。
就在中铝和力拓宣布了195亿美元的注资方案后，澳大利亚方面就一直有反对的声音。近来澳大利亚政界人士甚至现身两则私人出资的澳大利亚电视广告，试图鼓动公众反对中铝投资力拓的交易。在广告中，澳大利亚参议院反对党——国家党领袖巴纳比？乔伊斯（BarnabyJoyce）表示，他担心澳大利亚的“财富来源”正被一家外国政府买走。
澳大利亚绿党领袖鲍勃？布朗（BobBrown）提出，要求重新评估2008年由澳大利亚财政部发布的针对外国政府机构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指引准则，还要求对决定外国机构在澳大利亚收购（以中国铝业公司对力拓注资为例）的法规中政府的责任进行评估，看其是否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一致。
澳大利亚参议院也批准了一项由反对党及独立议员联合提出的申请，由经济委员会展开对外国国有企业及主权财富基金在澳大利亚投资的调查，评估他们在国际并购中起到的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公司成长和竞争环境的影响。
政治永远是经济事件的幕后推手。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间重大经济事件发生时都会保持高度的谨慎态度，这无可厚非。但是，不能让个别势力团体借助政治借口高抬民族经济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阻碍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中国钢铁企业与澳大利亚矿石企业的合作必将推动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他们度过目前面临的困境，也将使澳大利亚资本市场将重返多元化的投资，对中国的钢铁企业未来发展也是契机。但愿这两个息息相关的两国产业能够穿透政治障碍，最终走向合作。
8.新贸易保护主义把高速增长的
中国经济撞折了腰
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被突如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撞破头，新贸易保护主义却把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撞折了腰。
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当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前者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后者则包括采取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这些措施也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调整国际收支、纠正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较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常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达国家则多提倡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用来作对付危机的临时措施。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已不仅仅是抵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手段，更成为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手段。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际贸易体系逐步完善，世界各国或经济体间的经济合作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原旨贸易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成了一把双刃剑，世界各国也不再轻易抬出原旨贸易保护的政策。但是因为“国家”的存在，每一个国家在维护本国利益的时候必定会采取一些有利于本国的新贸易保护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就一定会卷土重来。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它在理论依据、政策手段、目标对象及实施效果等方面都与原旨保护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更具隐蔽性、更有定向性，对其他国家或经济体更具伤害性。
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新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新贸易保护主义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利用WTO规则，实行贸易保护。
总体来看，在WTO规则的约束下，大多数国家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但由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并非无懈可击，因而保护主义总是千方百计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保护本国的利益，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口实实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WTO规则并不排斥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目前，保留本国经济自主性的要求不仅来自发达国家，而且还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采取与WTO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措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形态。
美国国会，把“购买美国货”写进他们的刺激经济方案内，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正如奥巴马解释所说：“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尽管美国国内存在相关的论调，因为金融市场崩溃产生的经济挫败感非常真切，失业率急剧攀升，但是，被写进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买美国货’条款的每一条都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
第二，新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是依据国内法履行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这在WTO组织内早已明确。但由于各国对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缺乏统一标准，如何对待已承诺的国际条约及其在国内的适用程度，各国仍存在一定差异。一些国家只执行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条约，很多时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
譬如美国贸易法案中就明确美国可以对来自国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贸易活动采取单边贸易制裁。美国近年来为维护本国的贸易利益多次启动或威胁启动该条款处理贸易纠纷，公开向WTO的有关规则挑战，严重损害了WTO的权威性，并对其他国家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三，新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区域贸易组织保护成员国利益。
近几年由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其他国家经济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迫使一些国家意识到建立区域联盟，聚合力量增加谈判的筹码，来与美国或欧盟经济体进行抗衡。于是，东盟、南美国家联盟等区域性经济团体出现。
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被视为对成员国的一种贸易保护。通过“内外有别”的政策和集体谈判的方式，区域一体化协定在为成员国创造更有利贸易条件的同时，却往往对非成员构成了歧视。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的这种排他性特征，实际上起到了对成员国进行贸易保护的作用。
第四，新贸易保护主义采取的保护手段更趋多样化。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依然存在，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而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的保护，则是那些经济、技术发达国家的惯用手段。
第五，新贸易保护主义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核心政策。
克鲁格曼等学者提出的战略贸易理论认为，不论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在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和维护本国产业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政府通过确立战略性产业（主要是高技术产业），并对这些产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和促进，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国际竞争力。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较量不断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接受，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变了，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存在，贸易保护对世界经济的伤害依然存在，而且更加严重。针对时下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局势，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猖狂，正在伤害着世界金融体系，正在阻挠着国际经济的健康复苏。
对于中国来说，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伤害尤其严重。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
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中国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亿－400亿美元。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就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即337调查）总共有36起，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23％。
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只是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四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这4个国家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41％。
美国和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中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
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中国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伴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一次次伤害，中国的外部经济风险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开始由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制裁开始向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领域全面施压；在欧盟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的同时，当地企业与中国厂商的矛盾出现了激化的趋势，“砸店”、“烧货”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危及中国厂商的正常经营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开始形成针对中国产品的“民间壁垒”；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两国对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难度。随着宏观层面利益冲突的凸现，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泛滥，并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贸易领域向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扩散。特别是在2009年3月的伦敦G20峰会上之后，国际媒体无厘头地指责“中国民族经济主义”抬头，俨然是一幅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中伤中国常规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未来5～10年，将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国应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
而眼下针对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要做的首先就是告诉世界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中国要评估新的贸易保护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伤害，及时找到应急的对应措施。
9.中国的医药、机电和国际
服务行业遭受重创
新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发达国家正在钻WTO的政策的空子，应用技术壁垒的高隐蔽性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和制裁。
中国的医药、机电即国际服务行业面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制裁将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实用技术壁垒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常用的一种新贸易保护手段。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