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居住在山阴的一些文人来到兰亭举行“修禊”之典，大家即兴写下了许多诗篇。《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为这个诗集写的序文手稿。序文受当时南方士族阶层信奉的老庄思想影响颇深，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全文共28行，320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王羲之的行书在当时独树一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
关于《兰亭序》，世间流传着形形色色的趣闻逸事。据说当时王羲之写完之后，对自己这件作品非常满意，曾重写几篇，都达不到这种境界，于是就把它作为传家至宝留给子孙。后来落入唐太宗手中，此中又有唐太宗派“萧翼计赚兰亭”的传说。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敕令侍臣赵模、冯承素等人精心复制一些摹本。他喜欢将这些摹本或石刻摹拓本赐给一些皇族和宠臣，因此当时这种“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亦“洛阳纸贵”。此外，还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手的临本传世，而原迹，据说在唐太宗死时作为殉葬品永绝于世。
今天所谓的《兰亭序》，除了几种唐摹本外，石刻拓本也极为珍贵。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要数《宋拓定武兰亭序》。不管是摹本，还是拓本，都对研究王羲之有相当的说服力，同时又是研究历代书法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在中国书法典籍中有关《兰亭序》的资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历来也有很多争议，清末和20世纪60年代都曾引发过相当激烈的大公论。
《兰亭序》虞世南临摹
此本质地为白麻纸，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显勾笔痕迹，当属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认为是褚遂良摹本，后董其昌在题跋中认为“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后世就改称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标还在卷首题签“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历内府藏印，故亦称“天历本”。
此卷用两纸拼接，各14行，排列较松匀，近石刻“定武本”。但点画与褚遂良摹本相近，点画较圆转，少锐利笔锋。勾描的墨色清淡，气息古穆。据考证，此本当为唐代辗转翻摹之古本。
卷中共有宋、明、清诸家题跋、观款17则，钤印104方，另有半印5方。其中前拼纸上所钤元内府“天曆之寶”朱文印、后拼纸下所题小楷“臣张金界奴上进”一行，均真。后隔水所钤宋内府印，以及第一尾纸上宋代魏昌、杨益题名和明初宋濂跋均系后配。以后接纸上的明人题跋、观款，均真。
此卷历经南宋高宗内府、元天历内府、明杨士述、吴治、董其昌、茅止生、杨宛、冯铨，清梁清标、安岐、乾隆内府等处收藏。曾著录于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张丑《真迹日录》、《南阳法书表》、汪砢玉《珊瑚网书录》，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绿汇观》、阮元《石渠随笔》及《石渠宝笈·续编》等书。清代刻入“兰亭八柱”，列为第一。
此帖与《频有哀祸帖》共一纸，或将二帖总称为《孔侍中帖》或《九月十七日帖》。
此本前三行为《频有哀祸帖》，后六行为《孔侍中帖》（《孔侍中帖》后三行，日本学者又称为《忧悬帖》），前后九行共一纸，总称为《孔侍中帖》或《九月十七日帖》。
《频有哀祸帖》与《孔侍中帖》之间空白处，钤“延历敕定”朱文御玺三处，与《丧乱帖》等同。
日本《支那墨宝集》称：“昔我国光明皇后，举圣武天皇之遗，献于东大寺大佛，藏正仓院。”唐天宝十一年（七五二年），其中晋王羲之书拓本颇多焉。天应、延历、弘仁之间，渐复尽献于大内。奈世既德久，大半散佚，片断仅存。此所藏者，盖其一。
接帖之处，有延历御府之玺。“延历敕定”即是“延历御府之玺”。延历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号，其元年为公元782年。日本学者考订《孔侍中》与《丧乱》二帖，是《东大寺献物帐》中著录的。此《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天皇卒后，皇后将其遗物供佛的帐目。圣武天皇卒于公元729年。那么，以上王羲之的书迹传到日本时，至少在729年以前。这是王羲之书迹传入日本最早的记载。这些书迹，被视为日本的国宝。
《丧乱帖》面目近于《频有哀祸帖》，然转折更为圆活流纵，字侧仄更甚，墨色枯燥相间而出，至纸末行笔更为快疾。可以想见作者当时啜泣难止、极度悲痛之情状。
《丧乱帖》八行、《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一纸。日人有总称为《丧乱帖》者。日本学者内藤乾吉称：此帖用纸类似白麻纸，纵向有条纹，系用双钩填墨法所摹。在第一行末“之极”右侧，有“僧权”二字左半部分押署。《二谢帖》的第二行末，“再行”右侧，有一“珍”小字押署。“珍”即梁朝鉴赏家姚怀珍。此帖右端纸缝处，钤有“延历敕定”朱文御玺三处，钤印的形式与《孔侍中帖》同，中间一玺中正，上下二玺右斜，显示曾为日本桓武天皇内府所藏。日本《支那墨宝集》载：“此幅久藏御府，后西院天皇崩后，购于尧恕亲王。亲王为妙法院教皇，经该院保存至今，后献为帝室宝藏。”
此帖在日本流传了1300多年，被视为国宝，为中国书法界所知不过百余年。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杨守敬首先摹勒于他的《邻苏园帖》，墨迹印刷品的传入，则在1934年以后。
此帖提及的“先墓”及其“修复”事，今人王玉池推定先墓在洛阳，其修复之事，在永和七八年，也不排除在永和十二年桓温收复洛阳时。韩玉涛认为先墓在琅邪，修复之事，在永和十二年八月。刘涛根据此帖书风与《十七帖》距离较大，认为可能是王羲之50岁（永和八年）左右所写。
此帖用笔挺劲，结体纵长，轻重缓疾极富变化，完全摆脱了隶书和章草的残余，成为十分纯粹的行草体。书写时先行后草，时行时草，可见其感情由压抑至激越的剧烈变化。
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说此帖不可及处有四：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目，是真正的右军风骨；第三，《丧乱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因此，《丧乱帖》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远胜《神龙兰亭》。
（2）王献之
东晋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中，最显赫的要算王氏家族了，而书法成就最卓著的也当之无愧的属于王氏一族。王氏家族书法家最多。在这个书法世家里，有父子争胜，兄弟竞较，还有夫妻比试，姻亲相学等，互相传袭，这不仅是书法史上显得极为耀眼，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出现了书圣王羲之和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父子二人被世人并称为“二王”。王氏的骄傲在此，东晋书法的骄傲也在这里。
王献之，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献之幼学于父，从小就显露出超人才华，才气勃发，咄咄逼人，献之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可惜天妒其才，42岁就过早病卒。
王献之的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
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鸭头丸帖》是王献之行草书作品。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15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王献之创“稿行之草”为其一大贡献，创草书“一笔书”为其又一大贡献，他将张芝的章草和其父王羲之的今草又向前推进一层。草书名作《中秋帖》就是其“一笔书”的代表作，笔势连续不断，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表现出一种雄姿英发的爽爽之气，世人评价甚高，被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
羲献父子，在书法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显，献则以行草为能。唐代曾有过扬羲抑献的时期，其实评品书法不能以一种书体来断定孰劣孰优。王献之能在其父的笼罩之下独树一帜，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王献之的超迈才气。
王献之兄王徽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性卓荣不羁，不修边幅，善真、草书，《宣和书谱》评价其“律以家法，在羲献间”，传世作品有《新月帖》等。
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王献之的字。王氏后代大书法家王僧虔（425-485）、王志父子尤为显著。辽宁博物馆藏有父子俩的摹本，分别是《万岁通天帖》中的第八帖《王琰帖》和第十帖《一日无申帖》。
王献之小楷书曹植的《洛神赋》，自宋代以来，仅残存中间13行，所以一般人都简称为《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
《洛神赋十三行》墨迹在宋元时流传有两本：一为晋麻笺，在元代初期归书家赵孟頫所得，定为王献之真迹。一为唐硬黄纸，后有柳公权等人题跋，赵孟頫定为唐人摹本，后人疑即柳公权所临。这两本在宋代都曾刻石，明清两代辗转翻刻，但基本上还是出于这两个底本。现传无柳跋本的石刻，都推“碧玉版本”为最精。这是明万历时杭州西湖葛岭地下发现的一方石刻，石色深暗，被人美称为碧玉，“碧玉版本”初拓本，存字大都完好，其他石花处亦自然清晰。因其地为贾似道半闲堂旧址，所以后人认为是贾氏所刻，后归归陆梦鹤、翁嵩年。清康熙间入内府，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此石流入民间。解放后由国家收购，藏首都博物馆。世传还有与此相同的一本，号称“白玉版本”，笔划比“碧玉版本”略枯瘦，石花剥落处有刀刻的痕迹，可知是一种翻刻本。
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虚和简静、灵秀流美，与文章内涵极为和谐，这件佳作被后人誉为“小楷之极则”，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中秋帖》是著名的古代书法作品，曾被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即希世珍宝。
行书3行，共22字，释文：
“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爲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
《中秋帖》是《宝晋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原帖在“中秋”之前还有“十二月割至不”6字。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方出现。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是写不出来的。清吴升《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据当代书画鉴定家研究，大多认为是宋米芾所临，故同样宝贵。
卷前引首清高宗弘历行书题“至寶”两字。前隔水乾隆御题一段。帖正文右上乾隆御题签“晉王獻之中秋帖”一行。
卷后有明董其昌、项元汴，清乾隆题跋，其中附乾隆帝、丁观鹏绘画各一段。
卷前后及隔水钤有宋北京“宣和”内府、南宋内府，明项元汴、吴廷，清内府等鑑藏印。
此帖曾经宋代宣和、绍兴内府，明项元汴，清内府收藏。民国时溥仪将其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建国前和王珣《伯远帖》一起被典当于香港一家外国银行。1951年底，典当期将满时，国外有人意图购获，周恩来总理闻讯，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购回，入藏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