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课外雅致生活-中国书法收藏与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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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明清书法(1)

一、明代书法

1.概述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中国书法也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宋元以来的书法,基本上以是帖学为主,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朝历代帝王,大都热爱书法,因此,刻帖的风气,大大超过以往。刻帖——过去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照相制版印刷,为了让字帖广为流传,只能依样刻在木版上进行印刷。这时候大型系列刻帖,有《东书堂帖》、《宝贤堂集古法帖》等,这一定程度上对书法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明成祖时,大力复兴文化,招募擅长书法的人,并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习书之风。

2.前期书法

明初的书法,要数“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名声最著。“三宋”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书法名家,其中以宋克最为有名。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南宫生,吴(今苏州)人。擅长楷书、草书,以钟繇为师。最拿手的是章草,他的章草,延续赵孟頫、邓文原的风格又有所发展,融入了今草和行书的写法,更加流利、矫健。代表作有《章草急就章卷》。

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在永乐年间当过翰林学士,算是义勇文人。善写各体,尤其山长楷书,学智勇、虞世南,风格端正、秀气、圆,润,深受明成祖的喜爱,当时朝廷很多金版玉册、重要制诰都出自他的手笔,又因为当时八股科举,读书人纷纷效仿,成为流行一时的“台阁体”。《敬斋箴》是他的代表作。

姜立纲是继沈度之后著名的台阁体书法家之一。

这时期不受台阁体的影响,又能自出新意的书法家有解缙、陈献章等人。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21年进士,主持编修《永乐大典》。诗文都不错,草书学怀素、张旭,尤其喜欢写狂草,笔势飞动,婉转流畅。但比起怀素、张旭来,笔法上要单调些,节奏感也欠丰富。这也许是时代的原因吧。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居住在白沙村,人称白沙先生。喜欢用茅草做笔写字,点画粗率,不计工拙,倒也别具一格。他们两人,可算是当时台阁体笼罩下的书坛的一个变数,是后期草书大量出现的先声。

台阁体书法,对于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是对书法抒发情性本质的悖反。明初书法的繁荣,以及台阁体的风行,是由于统治者大力干预的结果。当这种干预日渐削弱时,书法的发展局势便发生了变化——进入了明代中期的阶段。

3.明代中期书法

明代中期,经济繁荣昌盛起来,手工业商业得到极大的发展,繁荣都市不断出现,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传统文化推波助澜,特别是文人集中的地区,书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出现了一大批雄视一时书法家。当时有“天下书法归吾吴”(明·王世贞)一说。

到了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书法已渐渐走向穷途末路,变得僵硬刻板,毫无生命力;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唐,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明中后期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书法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体渐次消弭、过渡、转变的阶段,以李东阳、沈周、吴宽为代表;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真正代表明代中期书法的又一书法昌盛时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人为代表。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为官清廉刚直。他在篆书、楷书、隶书、行草书上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对自己的篆书很自负,说:“李斯、李阳冰之后,就算小生我了。”然而他成就最高的应该算草书:笔法圆转瘦硬、骨力雄健、气度高旷。用笔方式与明代其他草书家不同。作品有《自书诗卷》等。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人称“祝枝山”,因为右手生有6个手指,所以又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任过南京应天府通判,所以又有“祝京兆”之称。他的诗文书法,才气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书法造诣很深,各体兼能,蜚声艺坛,与文徵明、王宠并称“三大家”。陈道复为后起之秀,又称为“吴中四家”。他的书法博采晋唐各家的长处,并有自家面貌。主要成就在于狂草和楷书。狂草来自怀素、张旭,更多的是接近黄山谷,提按和使转的笔法交互使用,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很紧,形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视觉效果。更难得的是楷书又写得相当严谨,有晋唐人的古雅气息。这种反差很大的综合素养与唐代的张旭十分相似。作品有楷书《出师表》、草书《自书诗卷》、《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赤壁赋》、《杜甫诗轴》等。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也作璧),徵明是他的字,后来又改字徵仲,别号衡山,自称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54岁时才做了个翰林院待诏的小官,早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不许参加乡试,因而发愤图强,终于成为诗、文、书画方面的全才。绘画方面,与弟子成为“吴门派”;又和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所称道,在当时名重海内外,并且因为他享年高寿(将近90)、年高望重,门生众多,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子文彭、文嘉在书法上也很有成就,其中文彭还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师。

文徵明的小楷特别精细工整,主要来源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法度谨严、笔锋劲秀、体态端庄,风格清秀俊雅,晚年80岁以后的小楷,尤其见功夫。行书主要学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智永,运笔遒劲流畅,晚年大字学黄庭坚,风格变得苍劲秀逸。他的传世墨迹很多,有小楷《前后赤壁赋》、《顾春潜图轴》、《离骚经九歌册》;行书有早期的《南窗记》,中期的《诗稿五种》,晚期的《西苑诗》。他的所有的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90岁时,也是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苏州人。生性放荡不羁,自己刻有一章“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书画都不错,但在他的字中又看不出一丝狂态,字主要学赵孟頫,另唐寅《自书诗词》行书外加些李北海的笔意,笔画婉转流畅,风格俊秀潇洒;没有丈夫气,倒有女儿态——他的内心应该是温柔的。代表作有《落花诗卷》,及一些题在画上的诗文。

王宠(1494-1533年),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人。擅长行、楷书,楷书来源于智永、虞世南,拙中带巧,以拙取胜,既秀媚、又潇洒。作品有楷书《辛巳书事诗册》,行书《李白古风诗卷》、《石湖八绝句卷》等。

陈淳(1483-1544,另一种说法是1482-1539),初名淳,字道复,后来以字行,自号白杨山人。长洲(今苏州)人。书画学于文徵明,擅长写意花卉,与徐渭并称为“青藤、白阳”。书法以行草书成就最高,早期小字行草风格接近于文徵明,用笔精细;后期一变为率意纵横,草书的抒情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他是明朝书法由中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性的关键人物。

4.明代后期书法

明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扩大。长久以来的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从孔孟之道到朱程理学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正在兴起。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如李贽、袁宏道等,他们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仍在继续发展的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思想界,艺术界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

也正是在这种时局下继续向前发展的。这时涌现了一批大师,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

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可真正如荷兰的梵高那样发疯,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徐渭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天资聪颖,20岁考取山阴秀才,然而后来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不得志与有司”。青年时还充满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孜孜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并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看中,于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徐渭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预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了抗倭爱国的英雄,曾为胡宗宪草《献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极大赏识。本以为能施展抱负,但后来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被逮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自杀方式听之令人毛骨悚然,用利斧击破头颅,“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又曾“以利锥锥入两耳,深入寸许,竟不得死”。还怀疑其继室张氏不贞,居然杀死张氏,因之下狱,度过七年牢狱生活。后为好友张元忭(明翰林修撰)营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穷困交加。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境遇中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当官的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徐渭的写意花卉惊世骇俗,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历来被世人称道。当然他的才气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之中。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处于祝允明之后,他和祝允明一样学书的路子毫无例外是属于二王一脉,他倾慕王羲之的人品书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给他的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他在《书米南宫墨迹》一跋中激动地说:“阅米南宫书多矣,潇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见。”没有广泛的研习,是不会作出“潇散爽逸”的恰切评述,可见他对米芾的深悟透解。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他自己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又曾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也难怪,“知者”又有几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