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社交场所请仲马斯讲一个晚上的节目，就该送给他500美元的酬金。仲马斯虽是一个善于讲话的人，但在各种不公开的场合里，他往往保持沉默，愿意静听别人谈话。在寒冷的冬夜，他往往伴同他的爱犬坐在火炉边，出神地望着烧得通红的炭火，好几个小时都一声不吭。
据说，仲马斯在学生时代，因为家境不宽裕，只好半工半读地完成了学业。他曾管过炉灶，当过厨师和服务生，还曾替一位教授喂过牛。因此，仲马斯常常对别人说，如果他当年没有做过这些底层的事情，他的生活经历就不会这么丰富，他也就不会成功。
不错，仲马斯是一个大忙人，每天都有许多事情等他去做，有许多话需要他去说。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却能够永远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工作，应付好一切。
“说谎大王”利波里
你知道谁是世界上收到信件最多的人吗？是克拉克·盖博？是梅蕙丝·还是普迪·温利？不对！都不对！你完全猜错了。
你听说过罗伯·利波里这个名字吗？我可以告诉你，他每年至少会收到100万封信，而在1932年，他竟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300万封信。换一句话说，他平均每天可以收到8000封信——或者说，就在你讲一句话的时间之内，他可以收到28封信。
许多认识他或者知道他的人，都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说谎家”。对于人们赠予他的这个头衔，他不但不生气，还觉得很自豪和光荣。
有时候，他收到的信封上面并没有写出他的名字，只是写着“寄给世界上最大的说谎者”，但是邮局会毫不迟疑地送给他。这一点信不信由你。
罗伯·利波里最擅长做一些让人惊讶的事情，他也正是倚仗着这一点“本领”为生的。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有一次他说要给一个人看两封信，一封是写在人皮上的信，而另外一封信则竟是写在一根头发上。这不是太荒诞了吗？一根头发上怎么可以写信呢？这人以为他又在骗人了，但他却不慌不忙地取出一个显微镜来——仔细一看，天啊，真的是一封信！和写在纸上的信一样清楚！
接着，他又给这人取出另一封奇怪的信，那是写在一个粒米上面的信。他说这是薛尔文尼亚省阿达拉地方一位读者写给他的信，虽然用肉眼看不清楚，但用显微镜就很容易看出来。这人亲眼看见了这封信，也清清楚楚地算过，在这一粒米上竟然一共写了705个单词，也就是写了2864个字母。
罗伯·利波里正像他的讽刺画一样，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利波里的父亲是个木匠，他曾警告过利波里，如果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将来一定会连饭都吃不饱，甚至会饿死。这位老木匠当然希望他的爱子能成为一个瓦匠或铅锡匠，因为这最起码可以养家糊口，不愁吃穿。
可是又有谁能够想到，从来没有学过绘画的利波里，后来竟会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受人欢迎的讽刺画家呢？
这位一代怪杰，连他的行为举止也有点古怪。他曾旅行过全世界，主要是想要拜访一些伟人的坟墓。不过说出来你也许不会相信的是，格兰特将军之墓离他家只有3英里远，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去瞻仰过。
虽然他常常离家出远门，可是他在6年中只去过在纽约的办公处3次。这是为何呢？据说他最怕处理行政业务，所以他宁愿委托别人在这方面为他效力，而他则可以一个人呆在画室里，静静地作画。
如果你到过他的画室，你可以看到报纸、书籍、画稿、古玩、鲜花……这些东西杂乱无章地堆满了整个房间，甚至连凋谢了的花瓣也没有清扫。我相信，我在这么杂乱的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可是利波里对此却说得很有趣：“明明知道这个房间已被堆放得难以收拾了，那我就干脆不去收拾它了。”不错，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愿意过这样随意的生活。他整天穿一件衬裤工作，一点也不觉得困倦。
利波里一直喜爱各种运动，他平生第一志愿是想当一个职业棒球运动员。他曾经和纽约最著名的职业棒球队签过协议，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在投球时摔伤了手臂，因此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运动职业，改为从事绘画工作。他还出版过一文关于手球和一本关于拳术的书呢！
1918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画室里，竭尽全力思考，想找到一个讽刺画的题材。就在他这么冷冰冰地坐了两小时之后，仍然没有什么收获，这使他失望之极。后来，他想到用发生在运动界的几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作为画的题材，题目经过再三修改之后，决定叫“信不信由你”。
谁知道就是他在这样一个阴郁寒冷的下午所想出的一个不起眼的绘画题材，竟成为他一生的幸运转折点。从那天开始，他一步一步地朝着震惊世界、获得莫大荣誉的征途前进了。
巧言应答有意刁难你的人
在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或有意刁难你的人相处的时候，机智地运用幽默的力量，既能巧妙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又能避免造成过分尴尬的局面，伤害别人的感情。
前苏联著名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不仅诗歌写得极好，且口才与辩才尤为幽默风趣，成为十月革命后的一个奇特的红色宣传鼓动家。
1917年10月的一天上午，这位大诗人在彼得堡涅夫斯基大街散步，遇见一个头戴小黄帽的女人，正面对一群市民造谣诬蔑布尔什维克。她说：“布尔什维克是土匪、强盗。他们整天杀人、放火、抢女人……”马雅科夫斯基听罢怒不可遏，但面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反驳她。
于是，他对众人喊道：“抓住她！她昨天把我的钱袋偷跑了！”
“你说到哪儿去啦？！”那女人一听，不知所措，惊慌地解释道，“你这人真是，你搞错了吧？”
“没错。”马雅科夫斯基一本正经地对众人说，“就是这个戴绣花黄帽的女人，昨天偷了我25个卢布。”众人纷纷讥笑这个女人，一走而散，女人哭哭啼啼大声地对他说：“我的上帝，你仔细瞧瞧我吧！我真是头一次见到你啊！”
“可不是吗？太太，你才头一次看见一个布尔什维克，怎么就大谈起布尔什维克来了？……”
又有一次，一个嫉妒他的反动文人指着马雅科夫斯基说：“你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否则为什么在你的每首诗中都是‘我’字当头？”
马雅科夫斯基微笑地告诉那人：“为何不能在诗中用第一人称我字呢？譬如说，当你向心爱的姑娘求爱时，你到底是说‘我’爱你，还是‘我们’爱你？”弄得那个无聊文人又羞又恼，无言以对。
要讲起马雅科夫斯基咄咄逼人而又幽默的奇辩故事，最精彩的要数他在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的一次演讲。
那天，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在会上演讲得既尖锐、幽默、咄咄逼人，又春风得意、妙趣横生。整个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然而，有人突然站起来喊道：“您讲的笑话听不懂！”
“您莫非是长颈鹿？！”马雅科夫斯基感叹道，“只有长颈鹿才可能星期一浸湿的脚，到星期六才感觉到呢！”
“我说马雅科夫斯基！”一位活跃的年轻人又跳了出来，“您怎么可以把我们大家当成白痴！”
“哎，您这是什么话？”诗人惊异地答道，“怎么是大家呢？我面前看到的只有一个人嘛……”
“马雅科夫斯基同志，我得提醒你！”一个矮胖子挤到主席台上嚷道，“拿破仑有句名言：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
“我们两个之间的确只有一步的距离！”
“您的诗太骇人听闻了，这些诗是短命的，明天就会完蛋，您本人也会被忘却，您不会成为不朽的人。”
“请您过1000年再来，到那时我们再谈吧！”
“马雅科夫斯基，您为什么喜欢自夸？”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舍科斯皮尔经常劝我说，‘你要只讲自己的优点，缺点留给您的朋友去讲’。”
“这句话您在哈尔科夫已经讲过了！”一个人从他座上站起来喊道。
“看来，”诗人平静地说，“这个同志是来作证的。”诗人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厅，又说道：“我真不知道，您到处在陪伴着我。”
又一张条子上来了。
“您说，有时应当把沾满‘尘土’的传统和习惯从自己身上洗掉，那么您既然需要洗脸，这就是说，您也是肮脏的了。”
“那么您不洗脸，您就自以为是干净的吗？”诗人答道。
“马雅科夫斯基，您为什么手上戴戒指？这对您很不合适。”
“照您说，我不应该戴在手上，而应该戴在鼻子上喽？！”
“马雅科夫斯基，您的诗不能使人沸腾，不能使人燃烧，不能感染人。”
“我的诗不是大海，不是火炉，更不是鼠疫。”
马雅科夫斯基的这些答辩，如同游龙一般灵活，既有奇智也有力量，始终保持一股既幽默又咄咄逼人的气势，至今读来，仍可想见诗人那非同寻常的敏捷与机智。
在沉默寡言中获胜的西乡隆盛
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沉默是金，雄辩是银。”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借鉴。
西乡隆盛是日本的著名历史人物。他一向不修边幅，对朴素无华的生活甘之若饴，即使在明治维新后，官至日本陆军总司令、近卫都督等，位极人臣时也丝毫未变。他住的是房租三元的房子，穿的是萨摩碎白道花纹布衣，腰上缠一条白棉布腰带，以这种打扮参加宫中的酒会等而泰然自若。
西乡最讨厌的是与人争论。平时沉默寡言，彻底信守“不言之教”。
他那近乎极端的沉默寡言，在下面一则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一天，西乡被邀请参加宫中的酒会。会后要离开时，却找不到自己的木屐。这时外面正下着雨，但他也没有叫人帮忙找，就打赤脚默默地走出宫门，向雨中走去。来到城门口时，站岗的卫兵便把他叫住，要他报出官衔和姓名。其实也难怪卫兵会这样做，因为他的模样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
等他报出“陆军上将，西乡隆盛”的官衔和姓名后，卫兵却不相信，也不准他通过城门。
若是一般的人，这时可能就会与卫兵来一番争论，但是，西乡却就这样默默地站在雨中，等待认识自己的人经过。不久，右大臣（明治维新政府的内阁官名，等于右相）岩仓坐车经过，为西乡证明了身份，他才被放行。
明治维新的杰出人物之一板本龙马曾经根据与西乡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批评西乡说：“西乡是愚蠢。但其愚蠢的幅度有多大，却不可测。轻轻敲他，则轻轻地响；用力敲他，则响得也大。”
西乡之所以受到前辈、同僚的重视，以及部下、后辈的信服，其原因就在于他这种为人的魅力与高深莫测吧！
巴顿“爱放大炮”被降职
坦诚直言虽然是好事，但在实际之中不讲策略的言行，是很难行得通的，这样吃亏的往往是自己。
当巴顿的上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25至1928年，巴顿曾在夏威夷驻军中任职。在此期间，他对上司横加指责，不但使上司颇为难堪，自己也失去了不少人缘，被同事们称为“和平期间的捣乱分子”。
1925年巴顿到夏威夷的斯科菲尔德军营担任师部的一级参谋。一年后，他被升为三级参谋。巴顿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对战术问题和部队的训练提出建议并进行检查，但他经常越权行事。1926年11月中旬，他观看了第22旅的演习，对这次演习非常不满。他直接向旅指挥官递交了一份措辞激烈的意见书。他的这种做法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因为他只是一名少校，无权指责一名准将指挥官。这样一来，他便招致了上司的非议和怨恨。
但巴顿并未吸取教训。1927年3月，在观看了一场营级战术演习后，他又一次大发其火。他指责营指挥官和其他人员训练无素，准备不足，没有达到预定目的。虽然这次他很明智地请师司令部副官代替师长签了名，但其他军官心里很清楚，这又是巴顿搞的鬼，所以联合起来一致声讨巴顿。众怒难犯，师长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位爱放大炮的参谋从三级参谋的位置上撤下来，降到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