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玺印的断代
对于传世及非墓葬出土的古玺印，都存在断代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准确地为该类文物进行断代，标志着文物收藏者真正的鉴赏水准，标志着文物收藏者能否全面掌握该类文物的知识及综合运用的能力。它不仅需要具备前边所述的种种知识，还要从文字上、印制上进行比较研究，参考古文献记载，以墓葬发捆品为佐证，然后得出切实、准确的断代结论。上篇笔者例举各个时代123枚玺印精品，目的就在于在读者的印象中确立各个时代较具代表性的玺印特征，以期形成断代的坐标点，让读者将自己的收藏品与之对照。当然，也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知识，以弥补感性认识上的不足。
战国官私玺
关于现存古玺上限时代的断定，早期印学界并无明确的认识。
元人吾丘衍在《学古编》中说："三代时却又无印。"否认在汉以前有印。明代沿袭此说，因此，顾氏《印薮》以秦九字小玺冠为印谱之首。
到了清代嘉道间，金石学蔚然成观，印谱风行，张廷济在《清仪阁古印偶存》中也开始称战国玺为古文印，吴式芬在《双虞壶齐印谱》中始将古玺分出于秦汉印之外，而陈介祺不仅在《十钟山房印举》中首列古玺，并且在致吴云手札中予以明确提出。以后，高庆龄则综合了他们的发现，并将这些成果推进一步，在《齐鲁古印》中，第一次列出三代铜官玺、三代铜私玺，王懿荣在《序》中从文字上肯定了周秦之际有古玺，自此，关于战国官私玺断代的研究才得以渐次展开。
战国官玺的特征，多数是凿款白文，大小约2.5厘米见方，正方形，偶或也有矩形、圆形或不规则形。多鼻钮。印文外多加边阑，或中间再加一"十"字，即现代所谓"田"字格。印文内容有司徒、司马、司工、连尹、军(即将军)等职官名称。另有一种铸款朱文，大小多1.5厘米左右见方，印文内容也是有司马、司工、司寇、军(即将军)、后、行、啬夫等官职。这两种官玺的形制差别，应该是由于地域或时代不同而造成的。此外，还有一种朱文长玺，文字类似于战国陶器上的印文，钮制为长柄形柱钮。
战国私玺的特征，朱文均出于铸造，笔画细如毫发，质地多数用铜，少量为银质。形制大小不等，除方形外，还有长方形、圆形及其它不规则的形状。钮制多鼻钮，间有亭钮、(xī)钮、人钮、兽钮，也有戒指钮、带钩钮。姓名印开始有两面的，成语印有五面的。白文私玺也多加边阑，少数有"田"字格。有的在姓氏下加动物或禽鸟的图案，此外，尚有雕镂人物、动物的形象。
秦汉官私玺
秦始皇建立了传国玺和六玺制度，自公侯和宰相以下皆称印，"玺"、"印"名称有了严格的分界。秦官印，皆凿款白文，有的2厘米见方，有的3厘米见方，有的略长一些。传世秦官印多属墓葬明器，而非佩带实用品，因此，在印制上不很严格。秦印文字风趣自然，整齐而不呆板，类似于秦权量、诏版上的书法。方印多加"田"字格，半通印(长方印)多加"日"字格。
西汉官印多具备铸造的特征，只有将军印和授封给少数民族的官印，才出于凿款。印的形制，一般是2.5厘米见方。汉承秦制，初期的汉印特征尚不明显，印文上加"田"字格，多雕蛇钮；半通印多用"日"字格，上雕鱼钮。不过，这种印制不久即废止，传世罕见。
西汉中期以后，汉印风格特征渐渐形成，印文布局谨严缜密、笔画平直方正，对篆体多有简化的趋向。官印多作龟钮或鼻钮，授封少数民族的官印作驼钮或羊钮。
在汉代已经确立了中国官印印制的基本格式，从此，历代朝廷官印印制大体沿袭了这一模式。不过，作为断代依据，它仅仅反映了一个侧面。鉴赏篇中例举的"淮阳王玺"是玉质而非金质，说明墟墓中的明器未必一定台制。
秦私印，多凿款，铸印较少。多作长方形，方形的比较少，间或有圆形、椭圆形，还有两面印等。除姓名印外，还有成语印。西汉私印初期仍沿袭秦印风格特征，多凿印白文，大小约1厘米见方，或略大一些，长方形半通印较少，而印文上多加界格。中期铸印渐多，大到2至3厘米见方，印文渐不加界格，由2字或3字发展到某某之印、某某私印的5字排列方式。从印质上看，除铜印外，还有玉印及银印。从钮制上看，有鼻钮、坛钮、桥钮、龟钮、两面印。从书体上看，除一般缪篆外，还有隶书和鸟篆。东汉私印种类变化繁多，不仅出现了半朱半白相间的印文形式，而且还在姓名外加四灵装饰图案、或姓名下加吉语、籍贯及表字等。这一时期还创造了套印、两套印及三套印的形式。
西汉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手工业渐趋发达，所以王莽时期的泉币、铜镜、印章等，均较过去为精致。新莽复辟旧制，官制爵称有子有男，这种变化也多反映到官印中，如"光符子家丞"、"昌威德男家丞"之类；还改县令为宰。此外，尚有马丞、徒丞、空丞等，都是王莽时期特有的官名。因为当时的尺度也复古制，所以官印也略小于西汉，一般为2-3厘米见方，印文多到5字或6字。书体较为规整，钮制雕铸比较精美。
魏晋南北朝官私印
魏晋南北朝的官印，基本上还是汉制的规模。不过，印文布局的谨严逊于汉代，笔画虽平直方正，却不如汉代的厚重和朴实。传世官印以授封少数民族者为标志，由此可见当时篆刻风貌之一斑。
钮制有龟钮、驼钮、鼻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官印已开始逐渐加大，文字皆凿款并显得草率。南齐以后，官印始用朱文，多出于铸造。
魏晋私印，以其书体近似魏正始石经中篆书为标志，其竖笔多引发下垂，有似悬针，不及汉篆匀称，显然不同于该时期官印书体的风貌。印面多为2.4厘米见方，盛行套印和六面印。此时的钮制开始有辟邪钮，但普遍的还是龟钮、瓦钮。传世魏晋私印尚育几种特殊的形制，是断代中值得注意的明显标志。一是上具官职，下附姓名的钢印，印面大小与官印相同。此类印曾被误认为官印，实则为殉葬专用印，是当时墓葬的风俗。二是有自称"臣"字的私印。
"臣"字应是古代男子谦逊的称谓，并不限于官吏。此外也有称"贱子"和"贱臣"的，均作此解。三是有自称"妾"字、"新妇"的女性私印，"妾"、"新妇"均是一种自谦之词，并不表示身份和地位。
隋唐官私印
隋唐官印印制开始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革，一是诸官职印均用铜铸，不再分金、银、铜等品级，但为了显示官职等级，还有镏金等区别。二是隋唐建立了处理废印的制度，故这两朝实用官印传世不多。隋唐印面均5.6厘米见方，钮制犹存汉魏遗风，唐官印多鼻钮且高鼻长孔。隋官印印文多不用"之"字，唐官印印文皆用"之印"二字。从唐印开始，印文有称"记"的。
隋唐私印传世较少。
宋、金、西夏、元官私印
宋承唐制，在印材上虽渐趋一致，但其印面大小则有了等级区别。
除此之外，宋代印制还有几点变化。一是严格用印手续，做到"印出牌入，牌出印入"，即在诸印之外还设立了"牌"的制度。《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六》称：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皆有铜牌，长七寸五分。诸王广一寸九分，余广一寸八分，诸王、节度、观察使牌镀以金。二是在官印中出现"朱记"的称谓。并明令规定，朱记用于较低级的文书往来，并与高级的官印配合使用。据《宋史·舆服志》："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日记。又下无记者，止今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三是掌印制印的职能及制度渐趋完善，在铸印之中不仅篆文与铸造分工明确，而且各设官员加以管理。因此，宋代官印最具鲜明的断代标志，印背均凿有年款，甚至凿有铸印机构"文思院"，印钮高约3.5厘米，钮作长方形，钮顶多刻"上"字，钮均无穿孔。印文书体渐与唐印不同，由于印面加大，为使印篆布满，所以增加了笔画的曲折。
南宋官印略有区别。《宋史·舆服志》说："南渡之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然欺伪犹未能革。乾道二年(1166)，礼部请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由此可知南宋官印的特征除印背有年款外，印文中或有加年号的。例如"建炎宿州州院朱记"，"建炎"二字就是年号。传世末代官印应为实用品。
与宋同时的金，不但注意到官印印面大小，而且还特意从官印的重量上分出品等级别。
传世金代末期官印较多，印文大多用汉文篆书。偶或用契丹文篆体，颇为罕见。印背款年月多为汉文，偶有侧刻女真文，均为大定年款。
西夏官印的特征是用其国书篆体，以两字的官印为多。近代学者释出为"首领"二字。也有四字或六字官印，但比较少见。印背一般都是右边记年款，左边书用印人的名字。印钮较为特别，类于鼻钮，但穿孔极小。
元代官印制度也按等级而分大小，除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三品用两台银印之外，其余皆用钢印。印文有两种，一种用汉文篆书，一种用八思巴文篆体。一般文官印用汉文，而高级的国王、国公、国师、太尉等及武官的百户、千户、管军总把、都指挥使等多用八思巴文篆体。两种印背部用汉文刻年款、铸印机构。一般首行释印文，次行记年号款识。印钮作长方形，上稍削下宽，初期钮高约4厘米，后期则渐高至5-8厘米，钮中间均无穿孔。元代官印皆朱文，边阑开始加宽。传世元代官印都为实用品。
宋元私印中开始盛行押字。押字的变化是个人任意书写的，只有本人知道其笔画变化的意义，如宋徽宗押字常见于法书名画上，元代私印大多为长方形押字，上记姓名，下画押符；或上书八思巴文，下画押符。
明清官私印
明清两朝印制，规定比唐宋更为严谨，又加以设官细密，等级设置就更为繁琐。一般总是以品级的高低，来分别印面大小、质地、厚度等。不过，传世明清官印皆实用品，都有鲜明的标志。明印印背均有刻款，首行释印文，次行书礼部造，三行记年号月日，印侧刻字号。官印编发序号始自于明代。此时印钮渐高，一般约10厘米左右，直钮，椭圆形适于手握，因此俗名称"把钮"。官印九叠篆书体更多曲折。明代官印开始有"关防"的称谓。
清官印的特征是印文用汉满文对照，乾隆以前满文用楷书，至乾隆十三年开始用满文篆书入印；至同治初年以国内战争频繁，官印多散佚，于是在满汉文中间又加一行满文楷书以示区别。印背款均有满汉文对照。钮制与明代相类，只是改明代椭圆形为正圆形，便于把握。清朝废印制度，一般切去印面一角，或在印文中凿一"销"字。
明清私印铜质较少。从明代起，刻石章者皆称访秦汉，其实明人作品类秦汉者并不多。原因之一，是当时人们分不清先秦玺印与汉印的各自特征。至清代学者印人治印之风蓬勃兴起，流派纷呈，面貌繁多。学者印人的石章大都刻有边款，除题刻年月姓名外，有时还加上其它词句，类似跋语。一面刻不完，再刻二面、三面、四面，甚至连石顶共刻五面。边款刻制又分"双刀法"和"单刀法"。所谓"双刀法"，即先写款字，然后依墨下刀，每一笔双面着刀，犹如刻碑。所谓"单刀法"，即不先用笔墨写款字，操刀便刻，每一笔只刻一刀，一边是光洁的，另一边任石块碎落，听其自然。明末清初一批印人，石章边款不论篆隶真草，多数用双刀法。直至乾隆年间，丁敬才开始全用单刀法。
二、辨伪五举
自清末始，先秦古玺与汉魏铜印才在印学史上得以区分开来。
金石考据学家对古玺的刮目相看，竞相引起古玩商的重视，从而导致他们大量翻砂作伪。试翻览清末各家的古铜印谱，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夹杂些伪品，而名人印伪造最多。如中山王刘胜一印，明代顾研山的《集古印谱》载有二枚，清代蒋溥的《金薤留真》载有一枚，清代汪启淑的《汉铜印丛》载有二枚，清代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载有五枚，字文款式略同，大抵朱白文相间。虽然，在汉代名叫刘胜的，不可能仅中山王一人，但也绝不可能字文款式数枚千篇一律。
可以推断，当初只有一枚为真品，后人依照翻铸，铸非一人一时，听以传世也多。由于伪铸年代久远，这些伪印传至今日，已很难辨识了。因此，鉴别真伪就很有必要。
鉴别方法主要是根据古玺印文书体，熟悉历代真品文字结构的特征，并辅助于历代印制，从而破悉作伪者的漏洞。不论是断代还是辨伪，都是鉴赏者的一种实践过程，而实践，确实存在着某些"只有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要用真伪对比的方法锻炼自己的眼力，最好多看原物。著名玺印鉴藏家王献唐曾在《五镫精舍印话》中说："凡鉴定古物，非见真器不能定伪，以伪为真，日后一遇真物，便识其赝，若以真为伪，则无可救药。"当然，除看真品外，可疑的仿造品也要留意。多看多比就是科学的方法，眼睛看原物比较熟了，看打本就能分别真伪。现提供以下几个方面辨别古玺真伪：
摹真印文字而伪造的赝品。作伪者取印谱上印文来摹造，混在真印中出售。这种情形多数因急于充数而摹仿不细致，印文字画生硬而缺乏意趣。貌似神离是这种赝品难以克服的漏洞。特别是朱文私玺的笔画，赝品大多粗而无力，与真品笔力劲健有较大出入。虽然有的故作缺角损画之姿，但往往与真印大小不同。
摹真印而略予修改的赝品。照猫画虎式的摹印因存粉本，而易于被人比较出真伪，所以摹真印文字而改换一二字来作伪则是常见的。如清代端方的《斋藏印》中有"武陵郡长"，就是用"武陵守丞"真印作粉本，换了两个字的一件伪作。人们仅仅从刻工上就能看出赝痕，尤其称"郡长"更露出破绽。再如传世"舞阳丞印"，作伪者改"丞"为"令"，其文字铸工之笨拙僵死，一望可知。又有"容城令印"，也是依据"城平令印"伪造。这种情形虽改换了真品本来面目，但伪作难以克服铸工技艺上的不足。
完全出于伪造。这种情形全无粉本而伪造，其刻工甚劣，字体或软弱或生硬或僵死。如"杜陵右尉"的软弱、"江都相印"的生硬、"圜阳令印"的僵死。一般来说，伪造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无论是铸印的工艺水平上，还是摹刻印面的技巧上，都不可能花很大的气力。因此，完全出于伪造的，是较易识别的一种。当然，出于高手的作伪，情形复杂，辩识也较难。
封泥之伪造。清末民初，古玩商不仅伪造玺印，对封泥也频频仿赝。如"南昌君布"封泥，吴式芬在《封泥考略》中就已提出质疑。又如"丞相曲逆侯章"，既然称丞相就不应附侯名，况"逆"字又刻错了，"侯"字又多一横，这是极为明显的破绽。
古玺赝品多为铜质翻砂铸造，而铜质仿古敷锈最难。真正的铜绿锈斑应由铜内渗出，透自骨中，杂质愈多，渗锈愈厚，精则相反。伪锈大多敷于铜外，浮于表面，华而不实。前者由内而外，后者由外而入内，前者如身长毛发，后者如体穿衣服。由钮身印体斑锈，也可作为辨伪的一种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