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彼得斯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处于空前的变幻之中，可以说乾坤颠倒，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消长和变化之中。”新的时代呼唤着管理科学的创新，呼唤着管理的新思维、新观念、新谋略与新方法。为了适应市场的多变的环境条件，企业需要权变管理。权变者，权而变也，即根据环境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企业管理中，依据不同的管理环境和管理对象而相应地选择和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方式，这是保证管理工作高效率的重要指导性原则。权变论者认为，在企业管理中并不存在一种适应于任何情形的最好的方法。
管理科学是人类社会的发明，东西方为此共同做出了贡献。在变化发展的21世纪，管理科学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在扬弃的基础上变革、创新。权变管理思想就是现代管理科学进步与发展的成果之一。
管理是人类社会的标志之一。管理思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萌芽、产生。然而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也是社会环境变迁的产物与社会发展的见证。回顾企业管理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风雨雨。诸多理论家根据其过程特点将之划为经验管理时代、科学管理时代、行为科学理论、管理的丛林等阶段，作为名家之言，固然言之有理。但是我们若从投入产出要素的视角来对这一问题作更为深入的探讨的话，那么，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企业经营发展有区别于上述划分的三个阶段，即：生产经营阶段、管理阶段和战略管理阶段。
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是泰罗制，其形成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源于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几部著作：如1895年的《计件工资》，1903年的《车间管理》和1911年的《科学管理原理》等。在这些著作里，泰罗根据自身长期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实践提出了有效组织的基本标准，认为解决当时工人们普遍“磨洋工”的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以科学管理代替传统的经验管理。这里的科学管理是以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为基础而分析生产过程的每一阶段并为每一阶段制订标准作业程序的精确管理。泰罗认为：最好的管理是一门以定义明确的定律、规定和原理为基础的真正的科学，这些定律构成一种可以理解的、可以预见、可以检查的制度。无论什么岗位，无论任务多么简单，最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的工人也不能理解这一任务的科学性，只有具有探索普遍规则或标准之科学倾向的经理，才能理解真正的劳动科学。
泰罗的理论受到了当时的科学，特别是以牛顿定律为中心的物理学的深刻影响。牛顿的三大定律以及19世纪后期的热力学原理，使人们通过对力和热的精确分析，计算出机器运转的最高效率并预测出任何复杂物质系统在遥远未来的变化趋势。因此，在泰罗以及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只要依靠若干定律、规定和原理便能解决劳动中的组织和人组成的复杂系统的所有问题。
——摘自美国《商业周刊》杂志
然而，现实世界是复杂而深刻的，随着物理学的新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使科学家认识到牛顿力学定律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管理实践也证明泰罗的“科学管理”越来越失去效力。自然界里的物质系统和社会中的管理系统不仅不像时钟那样可以预见，而且像掷骰子碰运气一样具有偶然性，未来的发展像在黑暗中一样混沌不清。
现实管理问题的复杂多变和矛盾不仅在管理实践中直接表现出来，而且在各种揭示管理规律的学说和理论中也充分地体现出来。早期管理理论虽有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之分，但从实质上来看，管理理论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把人看作是“经济人”或“机械人”为基础的学说，如泰罗的“科学管理”，法约尔的“组织管理论”等等。这类学说强调组织和技术的作用，侧重于采用等级制和专制式的管理方式，强调正式组织的作用，强调专业化、明确的分工、权力路线、职责范围、纪律和服从等，以组织技术手段，对人们的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和控制，以达到组织目标。二是强调人的行为，把人看成是“社会人”的学说，如“人群关系论”，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等等。这些学说强调人群关系和工作集体的影响等，侧重于采用参与制的民主管理方式，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强调自主，满足职工的需求、欲望，以激励、激发职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达到组织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管理理论在上述发展的基础上趋于多样化，人们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管理学说，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和西里尔·奥唐奈把这种情况形容为“热带的丛林”。
现实中的管理矛盾和“丛林”般的管理学说或理论，往往使经营者变得无所适从。万能主义要求提出一种最合理的管理原理、管理模式，以便在一切情况下保证提高管理效率。这是从古典派的法约尔开始的。然而，其所提出的管理原则和模式在解决现实企业面临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所遇到的问题时却变得无能为力。正是看到这一点，经验主义学派主张以案例研究形式，推广成功企业的经验。系统学说虽然改变了管理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侧重于认识组织及其管理的总的方面，属于对组织及管理的较高概括，但还是难以应用于解决管理实践中的更为具体的问题。实际上各种理论在解决不同时期特定环境中的管理问题时都曾有效或正在有效，只要能把握在特定的环境下应用相应的理论就会有成效，这实际上就是权变理论的最基本的观点。权变理论的目的在于针对不同的具体条件探求不同的最适合的管理方案、模式和办法，并通过这种思路以寻求创立统一的管理理论，从而走出管理理论的丛林。
最早运用权变思想研究管理问题的是英国的学者伯恩斯和斯托克。他们对生产电子设备、机械产品和人造丝等不同产品的20个企业进行了调查，经过研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企业按照目标、任务、工艺以及外部环境等活动条件的不同，可以分为“稳定型”和“变化型”两大基本类型。“稳定型”的企业适宜于采用“机械式”的组织形式。它的特征是：有严格规定的组织结构；有很明确的任务、方法、责任和与各个职能作用相一致的权力；管理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是上、下级垂直的命令等级；在组织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职务的权力和责任，而不是工作人员的技能和经验。如果是“变化型”的企业，那么采用“有机式”的组织模式较为适宜。它的特点是：有相当灵活的结构，可以不断调整每个人的任务；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是网络形的，而不是等级控制；强调横向的联系而不是垂直的领导；在组织活动中，技能与经验居于优先地位，权力的分散以技术业务专业为基础，而不是以等级职位为基础等等。他们两人认为，这两种组织模式可以同时存在，甚至在同一个企业内部的不同部门中，也可同时并存。它们在不同的条件下都有效率。他们反对把“机械式”看作是陈旧的模式，把“有机式”看作是最进步的和现代的模式。当前采用“有机式”的组织结构的企业增多，这是由于企业活动条件不稳定性增加和它们渴望适应新的需要的反应，不能说“机械式”的组织结构已经过时。1961年他们合作出版了《革新的管理》，1967年又发表了《机械式和有机式的系统》，专门论述了上述观点。
现代权变学说的创始者、《组织和环境》一书的作者劳伦斯和洛尔施论组织系统：
组织结构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分散化和整体化。分散化就是把组织系统划分为各种分系统，每个分系统根据与它相适应的外部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发展其特有的性质。与此相适应，整体化是努力使各个分系统在完成组织任务时达到统一的过程。这种组织任务至少包括某些产品和劳务的计划、生产、分配的输入-转化-输出的完整的周期。而组织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估计的：从外部环境获得的信息的清晰程度；对于组织所采取的行动的反馈时间；组织活动条件的计划性程度。由这几方面所形成的外部环境是决定组织结构分散化还是整体化的主要因素。
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他们很早就已积累了大量的管理方面的经验，为后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
但在古代社会乃至近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管理思想还不能系统化，更不能成为独立的管理理论。它都是作为某个人或某集团的单一的管理思想体现出来的。从内容来讲，主要有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社会管理、文化管理等宏观管理思想，也有农业管理、手工业管理、商业管理等微观管理思想，形成独特的东方传统管理思想。
中国最早的管理思想在《尚书》、《周易》中就有所反映，而系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把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治国之本。这些思想及政策措施至今对现代管理仍有很大启示。
权变的思想同样源远流长，东方人自古论变的思想学说不绝于书。现代权变的思想不仅运用于政治，在企业管理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为现代企业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企业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企业要求得生存与发展，管理人员务必善于运筹谋划，从权变中谋发展，以谋略取胜为上策。企业应当以此为鉴，把制定经营战略作为管理的要则。怎样正确地制定经营战略，《孙子兵法》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要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对比敌我双方的优劣，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来确定经营目标，制定经营战略，作出战略决策。同时，由于“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企业的经营战略一定要随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以提高应变能力，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东西方传统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是现代经营智慧的源泉。现代企业若要进行经营创新，是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精华的。然而，传统文化的气息又不利于经营的现代化，且毕竟与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有一定距离，所以，现代企业管理应当汲取东方传统经营思想中合理的内核，学习西方现代经营思想与方法，同今天企业的具体管理实践相结合，方为真正的“权变管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