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国》的演出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在当时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看过此剧的两千多观众中，“大多数的人都是精神奋发”，“在这‘寇深矣’的时候，我身虽在剧场，实在就如在战场一般。”《鸟国》演出时，观众十分踊跃，西安的工人、学生、东北军、西北军的将士们都赶来看戏，拥挤的人流曾把北大街的交通都堵塞了。
对于张寒晖来说，《鸟国》的排练和演出实践使他对作曲的兴趣更浓了。《鸟国》中有几首插曲受到了学生的喜爱，在二中部分学生中唱开了，这也使他增强了学习音乐创作的信心。张寒晖从中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启示：作曲并不神秘。
25《松花江上》的产生
在排练《鸟国》的同时，一支优秀的、震撼人心的歌曲从张寒晖的胸间涌流出来了。它就是著名的《松花江上》。
张寒晖是在与东北军官兵及其家属、子弟的接触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完成这个构思的。
《松花江上》由酝酿到创作成功，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一九三五年张寒晖在定县工作时，东北军五十三军的一个营驻扎在定县东关。由于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丢弃了东北，退入华北、华中。几年来，他们所到之处受尽了中央军的歧视和欺压，广大东北军士兵早已心怀不满。他们盼望早日打回东北去，赶走日寇，重返故乡。因此，东北军士兵中充满了抗日的情绪。
当时河北省委派来恢复定县地下党工作的李德仲同志是东北营口县人。他在与张寒晖的共同工作中，建立了亲密的同志关系。李德仲发现：张寒晖对于东北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和强烈的感情。应张寒晖的要求，李德仲多次给他讲过东北的有关情况：富绕的大地，丰富的宝藏，谈过“九·一八事变”的经过，谈过从东北流浪出来的情景。每次，张寒晖都细致地听着，还不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后来，定县地下党又与东北军驻军取得了联系，并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秘密的东北同乡会，组织歌咏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东北军的歌声，曾给张寒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人说过：“由于东北军是丧失了家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时，张寒晖已经埋下了要为东北军写歌的种子。
一九三五年夏，张学良受命率大部分东北军由鄂豫皖反共前线移驻陕甘。这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军队，现在又被蒋介石驱使到西北的反共前哨来与红军作战。当他们撤离老家东北之后，他们的父、母，妻，子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纷纷逃进关内来寻找自己的亲人，随军行动。这些人数年来在流离颠沛中过着艰难屈辱的生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富饶美丽的家乡，无时无剡不在渴望着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离家越远，时间越长，他们思念家乡的情绪就越强烈，现在随军来到西北，更是如此。
在二中张寒晖的班上，也有东北军的子弟。张寒晖经常拿出自己的薪水来给这些穷困的学生买纸，买笔，或代交学费。他象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着流离失所的东北军子弟。这些同学也常把张老师带到自己寄居的地方，看望他们的父母长辈。新城北门外的空旷地区，那是东北难民集中的区域，张寒晖曾多次去那里走访。通过这些，他与东北军将士及其家属建立了深入的联系，经常听他们哭诉自己的国仇家恨，听他们倾吐对故乡的思恋之情。他对东北军将士自上至下的忧惶郁愤的情绪，对他们打回老家去的决心，有着深刻的了解。
张寒晖深为东北军及其家属们的痛苦而苦恼，整天坐立不安，心想，如果再不团结抗日，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全国都将有沦亡的危险。这些事一直在张寒晖的心里翻腾着，也是他朝思暮想，时刻不能忘怀的大事。
东北人民的痛苦生活时刻激励着张寒晖日夜在苦思瞑想。每当更深夜静时，张寒晖批改完了学生的作业，就情不自禁地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节拍，轻轻地哼着，唱着，沉醉在创作的思索中。那是在孕育着一支非凡的歌曲。
一九三六年秋的一个夜晚，孙志远到二中教员院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晖。当时孙志远已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晖经常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请坐，请坐！”张寒晖伸手指了指自己刚才坐的椅子。因为在这间小平房里，仅有一把椅子，一张课桌，一架板床和一个脸盆架，除此而外，四壁清风。在他的床上，课桌上，杂乱地堆着学生作业本。书本、报纸、衣服之类。他安排孙志远坐下之后，自己把床板上的书往一边挪了挪，腾出了一个坐的地方。
孙志远指指他的乱七八糟的床铺，开玩笑说：“你可真是‘衣冠不改旧家风’啊！”
“改不了啦！”张寒晖毫不在乎，“咱们河北管这叫‘邋遢’，看来我就是这号性格的演员，扮不了那整齐利索的角色。”说得两人同时笑开了。
“老伙计，你瞧瞧这个。”孙志远递给张寒晖一本刊物，这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都出版的《东望》杂志。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字，那道劲的行书写着：
“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于水火之中？”
张寒晖对着王以哲将军的笔迹，审视良久。确实，将军的这个题词正集中地反映了全体东北军将士和他们的家属的心情。
“现在，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有了显著的好转，”孙志远说，他的声音压低着，但很有力，“东北军将士们普遍不愿再到内战中去送死，而是热切地想去打日本人。他们都说：我们本应该到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怎能在我周秦汉唐之故国与同胞自相残杀？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中抗日的情绪正在高稚。我们大有工作可做啦！”
张寒晖专心听孙志远一路说下来，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孙志远又告诉张寒晖：“最近，张学良将军为了培养抗日军事干部，在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政治上非常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喜欢唱歌演戏。我想以后请你去他们那里做工作。”
“好，我真希望有机会投笔从戎呢！”
孙志远又说：“最好能有一些直接反映东北军思想感情的歌曲。老寒，你多才多艺，能不能编一首？填词也行，新编曲更好。’
张寒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着一首新歌。几个月了，还没找到合适的调子。等你下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
“真该为东北军写些歌子。他们里边有很多热血青年，有打回东北去和日本鬼子拼命的决心。但也有少数人、军人不知亡国耻，丢掉了故乡，到西北来还在寻欢作乐，征歌逐酒，醉生梦死！”
“我也正想写个歌来刺一刺他们哩。”张寒晖抢着说。
“那好，我等着你的新歌—一老伙计！”
夜深了。
张寒晖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着窗户，门缝里发出呜呜的声响，就象人们在呜咽悲泣。张寒晖的胸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旋涡。他的头脑正在热烈地翻腾，浮想联翩，万感悉至，身上就象流着炽热的溶岩，必须宣泄出来！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民族深重的灾难，想起了东北人民悲惨的遭遇，想起了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眼前好象看到了东北军将士热烈的呼唤，耳边又响起了东北妇女的啼哭声，转而又变成了定县城南那寡妇哭坟的声调……这一切，都在敲扣着张寒晖灵感的窗扉。
有了！他从妇女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他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琏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寻找着新的句子。
对，根据民歌不断重复的办法，再反复一次：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很好。几个月来想寻找的音调，在这里找到了，情绪和旋律都合乎想象中的构思。将这宝贵的素材先记住，把它作为发展整首歌曲的基础。
一颗天才的种子，往往是在无意中偶然发现的。在这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张寒晖不断地琢磨着，哼唱着，不论在白天，还是在深夜，只要有空，他就在那里反复吟唱，简直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有多少个夜晚，他坐在窗下的小桌旁一直哼唱到天明！不知道过了多少个这样的不眠之夜，《松花江上》终于在萧瑟秋风的伴奏之下谱成了。不知道这首歌曲的命运会怎样，但它确实是用心血凝成的，它倾注了作者最强烈的感情。
现在，可以试着让《松花江上》去见见世面了。
26“西安事变”前夜
一首好的作品，开头遭到的往往是冷落。
啪啪啪！
清晨，张寒晖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来敲王梦华的房门。
这间屋子离张寒珲的宿舍不远，他的同乡王梦华老师住在这里。张寒晖边敲门边叫着：“老弟！快开门，太阳都丈二高啦！”
王梦华翻身起床打开门，让进张寒晖，说：“什么事这么急？吵醒了我的美梦！”
“我编了一个歌，来！我唱给你听听。”张寒晖把谱子放在课桌上便哼唱了起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黄金，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张寒晖专注地从头到尾唱了一遍，王梦华边穿衣服，边揉眼睛，还没有听出什么味道。张寒晖唱完后问他：“你听了觉得咋样？”
他得到的是王梦华淡淡的回答，“不赖呀！你没有学过作曲，还能编歌，真不简单！”
“我不是要你说简单不简单，我是问你听出歌里头的味儿没有？你听过咱们家乡娘儿寡妇们哭坟的调子吗？我这首歌就是用这个调子变化出来的。”
“哦？你留下歌谱，我再看看。”
“嘿！你这耳朵，我今天算是对驴弹琴了！”张寒晖留下了歌篇，回自己宿舍去了。
过了两天，张寒晖又到王梦华宿舍来索要歌谱，可是王梦华翻遍了课桌、抽屉、竟找不到这歌篇了。张寒晖着急地对王梦华高声说：“瞧你这粗心劲儿！说不定这首歌曲还能起大作用哪！”
与张寒晖朝夕相处多时的王梦华，还未见张寒晖这样发过急，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四处翻寻，终于从废纸篓里找到了《松花江上》的手稿，交还给了张寒晖。
在易俗社露天剧场“恰情见志轩”里，聚集着几位西安话剧运动的活跃人物，那是“西安实验剧团”的负责人在开会。他们正在研究剧团成立之后要排演的第一台大戏。经过长时间的商议、讨论，最后决定排练曹禺的四幕剧《雷雨》，并推举张寒晖等人担任导演。张寒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商讨结束以后，张寒晖把几位同行留下，对他们说：
“几位请慢走。我这里新编了一首歌曲，还不太成熟，想给大家看看，听听诸位的高见。”
“嗬！想不到咱们的导演张夫子还会这一手！”不知是谁惊奇地说。
张寒晖怀着感情给大家唱了一遍《松花江上》，周伯勋一边细品着歌曲的余韵，一边以商量的口气说：“这首新歌很动人，我听了直想流眼泪。但是情绪太悲伤了，假如能昂扬一些，可能会更好。”
张寒晖认真听了他的意见，沉思了一下，缓缓地说：
“我的目的正是要使人听过这首歌后流下眼泪，我想把我们国家丧权失地、民不聊生的痛苦情况都暴露出来。我曾试过不同的写法，也曾用高昂的调子来谱过，但投有写成功。”
大家都觉得这支新歌切合当时形势的需要，能够引起群众的共鸣，都建议张寒晖尽快把稿子定下来，好教大家唱。
张寒晖曾对人说过：“自居易写完新诗总要念给别人听，看看听者的反映，有时他还要念给老婆子、小孩子听。
这个办法很好。”他自己也采取了这个办法：新歌编成后，总要唱给各方面的人听，不断征求听者的意见。
张影波是张寒晖的北京艺专时的同学，她当年虽然学的是西洋画，但是非常喜爱音乐，曾和张寒晖一同选修音乐课，一起学唱昆曲，因此非常熟悉。张影波从西画系毕业以后，也到了西安，先后在女中、兴国中学等校教音乐课。张寒晖创作出《松花江上》后不久，就带着歌谱来找张影波，说：“我带了一点东西，来向你这位音乐老师请教。”
“什么好东西？”
张寒晖掏出《松花江上》的歌谱说：“一首新歌，我刚编好的一首歌。”
“你？”张影波感到诧异，她也不知道张寒晖还会编歌，“你是学戏剧的，还能写音乐？”
“有什么奇怪的？你是学西画的，不也当了音乐教员了吗？音乐是感情的艺术，它和戏剧、美术都有共通之处。你为什么把音乐看得那么神秘？”
他们一起照着谱子唱了起来，张影波也是河北人，她敏锐地听出了歌曲的音调风格，便说，“这首歌带有一点咱们家乡昆曲的味道，尤其是这一句——”张影披指着谱子，她把这一句唱得的确富有昆曲的韵味：
一‘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昆曲的音调用到你的歌里去了？”
“对，对！是有一点。不愧为音乐教员的耳朵。”
张寒晖把歌谱给留下了。后来，张影波在音乐课上给学生们教唱了这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