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新音乐的洪流
一九三六年夏，张寒晖第二次到达西安。当他通过党的地下关系联络去延安的办法时，陕西地下党留他在西安工作。事前，已任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田教务主任的刘尚达也邀他到二中任教。于是，他就以二中教员的合法身分，留在西安开展救亡宣传工作了。
这时，西安的政治形势比两年多以前他离开这里时更为紧张和黑暗了。它已经成了西北反共的前哨和大本营。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蒋介石在这里设置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亲自兼任总司令，以十几万重兵包围腆甘宁苏维埃区域，妄图实现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华北的大片领土已经名存实亡。当日军武装进攻绥远之后，原来是后方的西安，也就变成抗日的前线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从此，陕北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对于全国（尤其是西安）形势的变化，起了巨大的作用。西安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日益高涨中。
在西安的学生运动中，二中学生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它后来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先锋之一，被人们誉称为“西安的小北大”。这和张寒晖等同志艰苦细致的地下工作是分不开的。
张寒晖当时每月薪金有八十几元，而他自己始终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将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支援，接济那些经济上困难的学生和同事。在课堂上，他给学生介绍鲁迅和高尔基的文学著作，在课下，他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介绍给同学和青年教师阅读。在张寒晖和其他进步教师的教育启发下，许多青年提高了政治觉悟。
就在张寒晖第二次到西安的前后，中国音乐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音乐的洪流，这就是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这个影响全国的歌咏运动，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一批爱国音乐家通过歌曲来表达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愿望。爱国作曲家，国立音专教授黄自相继写出了《抗敌歌》、《旗正飘飘》等雄壮的歌曲。从一九三三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聂耳为代表的一批革命音乐家，创作了一系列战斗歌曲，唱出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呼声，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张寒晖在定县工作时已经唱过这些作品，这次到西安以后，更广泛地接触到了《渔光曲》、《毕业歌》、《大路歌》等新歌，它们深深地吸引着张寒晖。任光，聂耳等新的作曲家的名字，引起了张寒晖极大的兴趣。进步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相继放映后，它们的插曲已经广泛流传。在西安，已有很多进步青年和群众在高唱着《毕业歌》（电影《桃李劫》主题歌）、《大路歌》（电影《大路》主题歌）等革命歌曲了。
救亡歌咏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是在上海，聂耳、任光、张曙、吕骥、贺绿汀等都在上海活动，他们不断创作出反映全国人民迫切愿望的歌曲，从上海传播到全国各地。张寒晖喜爱这些歌曲，他设法找来了歌谱，给二中学生教唱过《毕业歌》、《大路歌》等作品，推动了西安二中学生的救亡歌咏活动的开展。
一九三六年初秋刚开学不久，张寒晖在西安一家进步书店里买到了一本上海出版的《生活知识》杂志，上面刊登了《打回老家去》、《救亡进行曲》等许多首抗日救亡新歌，还有翟士奇写的文章《论国防音乐》。张寒晖如获至宝，他将这本杂志带回二中教员宿舍，便伏在书桌上认真读了起来。文章的观点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使他知道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趋势。
“……作为唤醒大众，激动大众，教育大众，组织大众，属于大众，为大众服务，为大众争取解放的武器之一的新音乐艺术，并且已经获得了广大的发展和大多数的拥护，继承了《孟姜女》和《凤阳歌》的道路，适应着当前的政治要求，有了更积极的内容和更高的形态。当然，这绝不是什么天才关在房子里偶然创造出来的，而是基于社会要求必然地产生出来的……”
当时很少能看到有关新音乐运动的文章，尤其是在西安这个音乐活动没有得到充分开展的城市里。这篇《论国防音乐》，是张寒晖读到的论述新音乐运动的观点最鲜明的理论文章。它帮助张寒晖解决了思想上的很多问题。
关于“国防音乐”的歌词与曲调问题，霍士奇的文章中写道：“歌词：要采用新文字，依照方言口语拼写；乐曲：
要尽可能地民歌化。必要的时候，也不如根据流行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歌曲，对于歌词加以改编，或者模仿他们口头的歌曲创制新的歌曲。总之，不论是创作也好，拟制也好，改编也好，总以容易歌唱，容易记忆，便于歌唱，便于记忆为主。”这些要求也是张寒晖非常乐于接受的。张寒晖后来将这篇论文摘抄在他的音乐创作手稿本田的前面，作为自己音乐创作的一个思想指导。
张寒晖正是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洪流中开始他的音乐创作活动的。后来，他创作的一些优秀作品，也成了伟大的救亡歌咏运动的不朽的名作，他以心血铸造的《松花江上》，曾滋润过救亡音乐的园地。
24为话尉《鸟国》谱曲二中学生在教务主任刘尚达的领导下，曾组织起学生课余剧团，排练过《醉了》、《一片爱国心》、《巡按》、《五奎桥》等话剧，吸引了一批进步学生参加宣传工作。在一九三六年初的寒假期间，学生课余剧团曾到社会上进行“扩大公演”，为在“一二·九运动”中被难的北平学生募捐，并将募集到的二千多元现洋寄交北平爱国学生。
一九三六年暑假，张寒晖，刘尚达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时期的老师陈治策（当时在南京剧专任教务主任）应邀来西安，受到了他的学生们的热情接待（参看照片七）。
在民教馆举行的欢迎陈治策的小型座谈会上，陈教授身穿一件浅色长衫，他的谈吐和他韵衣着一样朴实：“非常高兴，一连看了你们五场联合公演函，足见西安的话剧界人才济济，硕果累累。更为可喜的是，“国防戏剧”的口号，在西安已经付诸舞台实践了。中国古代即有“高台教化”的说法，舞台应该是教育国民的课堂。在此国难日亟之时，戏剧理应为加强国防，提高民气而发挥作用。”
在对演出节目和演员表演提出了热情鼓励和中肯的意见后，陈治策继续说：“这些日子，我住在二中，看到二中的大操场，非常羡慕，只需略加改建，那就是一个很理想的露天大剧场。二中课余剧团也是一个很有基础的团体，有几位小演员演戏非常认真，很有表演才能。这次我来西安之前，将《鸟国》又作了一次修改，我已经将它交给了尚达。如果可以，想请你们作一次露天的打破幕线法的试演。”
《鸟国》是陈治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编写的一个三幕童话剧，爱好和平的鸟族受到了侵略成性的兽国的侵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鸟国上下团结一致，勇敢自卫，奋起抵抗，终于赶走了侵略者，获得了自由。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步步进逼的时候，在反动派拼命鼓吹“不抵抗主义”的时候，这个戏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刘尚达等代表二中课余剧团接受了陈治策的建议，并请张寒晖担任导演。
张寒晖兴奋地说，“有你们大家撑腰，我干！在政府当局高喊“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时候，我们就在舞台上高呼：
‘打倒兽目！’”
开学以后，张寒晖就投入了排演《鸟国》的准备工作。
《鸟国》中有十来段唱词，包括小鸟的独唱、重唱和群鸟的齐唱。排练之前，首先遇到了要为唱词谱曲的问题。
一年前张寒晖在定县工作时，曾经看过当地农民演出的《鸟国》。那时，《鸟国》的插曲是采用西洋歌剧《浮士德》中的《凯旋歌》和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等来填词的。
通过演出实践证实了：外国曲调虽然雄壮，一但与剧情不很调和。熊佛西在总结经验时写道：“我们发现了农民戏剧之音乐问题的解决，在今后非走创造的路不可。”现在重演《鸟国》，插曲问题如何解决？兼任课余剧团团长的刘尚达深知张寒晖喜爱音乐，他建议张寒晖先来“凑一凑”。
张寒晖说：“这事可不象穷朋友揭不开锅，你凑五毛，他凑一元，可以凑起来的。作曲这玩意儿，我一点也不懂。”
刘尚达说，“就用你肚子里装的那些民歌，小调，儿童歌曲什么的往一块儿凑吧！”
张寒晖眯缝起眼睛，想了一下，勉为其难地说：“那就让我试试看吧！”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鸭子非得上架不可。《鸟国》等着要排练，百十来个课余剧团的学生，正十分有兴趣地等待着分配给他们角色。张寒晖自己也意识到：《鸟国》的上演，将给西安的反动统治一个有力的震动。要干，就得快干，先把《鸟国》的插曲凑出来，就可以进入排练了。
张寒晖真的开始“凑曲”了。他自己觉得好笑：这是哪码对哪码的事儿啊？自己一点不懂，作出来的曲子，不会叫人笑掉大牙吗？记得十来年前在北京艺专学习时，曾听萧友梅先生讲过音乐课，萧先生的话大致也还记得：“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用声音描写人类感想的时间的艺术，通过声音和节拍的联络，就可以表达人们的内部感想了。”萧友梅先生讲了许多精深的道理，那都是对的。音乐这一高深的领城，需要各种专门的知识，平常人可以去闻吗？声音和节拍可以胡乱地相联络吗？在定县时确曾“凑”过几句曲子，但那并不是为了拿出来给大家唱的，没有什么可顾虑的，而现在是为了拿到舞台上去歌唱，去唱给千百位观众听的……但是作曲工作已无法逃避了，无处去求人。今天是逼上粱山。即使出笑话，也不得不干了。他们不是说“凑”吗？
咱就来凑凑看。张寒晖又想起了不久前他看过的那篇《论国防音乐》，文章上说：全国大中小学的音乐教师，职业的，业余的歌曲作者们，都应当团聚在“国防音乐”的一条阵线上，以增强我们的力量。这些话也坚定了张寒晖创作的决心。
于是，在二中教员院里，人们经常听见张寒晖哼着、唱着，看见他不停地写着，记着，有时还拨弄着月琴，神志专一地琢磨着。
几天后，张寒晖悄悄地把二中课余剧团的主要演员，《鸟国》中“鸟王”的扮演者武志新叫到自己的宿舍里，告诉他：“我凑了段《鸟国》的插曲，先唱给你听听，你看行不行？”
张寒晖拉这位“鸟王”坐在身边，拿出两页歌谱，对他说：“这首曲子，就是开幕时两只小鸟的唱段。这两只受伤的小鸟刚从兽目的牢笼中逃出来，他们边飞边唱，控诉着兽国凶暴野蛮的行为。你听听，看这曲子行不行。”说着，张寒晖用手指击着桌面唱了起来：
恨恨恨！
“鸟王”听后高兴得简直想飞起来，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张老师，您快点往下编，编完了我们好练唱。”
张寒晖又说：“还有，《鸟国》的主题歌《伟大的鸟国》，我打算就用你们音乐课上教唱的歌曲《伟大的中华》来填词。我想借此来说明：鸟国指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
“好！好办法！”武志新又说出了一连串的好，“这么弄，大家准能一学就会。张老师，这一段，”他从桌子上拿起那两页歌谱，“我先拿去让演员们练唱吧。”武志新这就要去召集同学们练唱，他刚迈出屋门，又把脑袋伸进屋来说，“张老师，别忘了给我编一段唱，要好听的，唱起来带劲儿的！”“鸟王”的双手扬着歌篇，恰象展翅的鸟儿，连唱带跳地飞走了。
在全体演员的催促，鼓励下，张寒晖一口气编出了十来段音乐。那真是硬逼出来的创作，可毕竟是凑出来了！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排练，二中课余剧团的《鸟国》在张寒晖的导演之下排成了，即将公演。预演之前，张寒晖再次向演员们强调：“我们现在演《鸟国》，不光是为了演戏好玩，而是为了让观众看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咱们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和鸟国的命运差不多了。你们演出的时候，心里也要想着这一层意思。”
二中的大操场上，搭起了一个半圆形的舞台，一百多位演员，分扮成鸟国和兽国的不同角色。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预演时，观众闻讯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分成三片坐在广场上，在观众的中间，有两条过道通往舞台，那是演员上场下场的通道。按照“打破幕线法”的戏剧原则，演员要和观众打成一片，角色就在观众中进进出出，使观众如身临其境，一起参与剧情的发展而发展。
《鸟国》有些类似儿童歌舞剧，其中唱的部分，有独唱、齐唱、对唱和轮唱，还有西安孤儿院的二、三十人的铜管乐队来协助伴奏。场面之宏大、热烈，开了西安演剧历史的新记录。
剧情刚开始，两只从虎口逃出的小鸟由观众后面走向舞台，他们一边惊慌地奔逃着，一边唱着《恨恨恨！》这首歌，哭诉着他们悲惨的遭遇，在鸟王面前揭露了兽国残忍的暴行。后来，兽国的外交使臣（扮作狗）来下劝降书。鸟国中出现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论。争论结果，鸟王作出了团结斗争的决策，他向鸟族发出了厉兵秣马、报仇雪恨的号召。扮作凤凰的鸟王，披着饰有凤凰羽毛的披肩，唱起了《大家齐动员》：
在鸟王的号召，组织之下，鸟族团结一致，修筑鸟城，决心打退兽国的进攻。全体鸟类列成两队在观众中走过，他们迈着雄壮的步伐，跳着劳动的舞蹈，唱着嘹亮的战歌：
剧情的结尾是：团结一心的鸟国终于战胜了貌似强大的兽国，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