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12：上海辛亥革命的叙事与研究
1911年至1912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风云际会、狂飙突进的年代。当时的上海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诸方面都颇有开创性和建树性，对于整个城市的形制及社会结构，这一时期都具有蜕变转型的里程碑意义。无论从“辛亥史”，还是从“上海学”来界定，都应当确认其范畴意义和标杆价值。
然而，我们以往对此研究、涉及甚少，有的甚至成为盲点和空白。历史叙事的遗忘，学术研究的忽略和文化审视的漠然，使那个时期的上海记忆几乎湮没于岁月的轮回与纪年的交替之中。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责任和使命，在忐忑中，笔者完成了《上海·1912》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笔者现在再次聚焦这段时空进行历史的梳理和学术的探讨，以为对历史的叙事更应回归历史本体的溯源，对历史的研究更应关注于历史真相的解读。
一、对辛亥革命中上海光复历史意义的重新确认在无数英烈前仆后继的牺牲铺垫下，辛亥年的“双十”起义高扬起胜利的旗帜。尔后，在东海之滨的上海，也于11月3日举行了光复起义。随着满清王朝龙旗的飘落，这个“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城市获得了新生。上海光复起义，对整个辛亥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对上海光复起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重大的社会影响未作深入的研究及具体的分析，在一些近代史乃至辛亥研究的著作中，往往是忽略不计的，而有些也仅将其列为武昌起义后一系列响应起义中的一例。如白寿彝任总编的权威的《中国通史（修订本）》第19卷中就提了一句：“九月十三日（11月初），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一句话，上海光复起义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并未获得确认。
那么，究竟如何来重新确认辛亥革命中上海光复起义的历史意义？其史实的佐证及史学的参照又在哪里？我翻阅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之一》，看到了这位辛亥革命领袖对上海光复起义客观具体而又相当推崇的评述。孙先生认为自武昌起义后“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8页）
孙先生的这段话对上海光复起义历史意义的重新评估，具有指导性作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打响了“首义第一枪”，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消息传到上海，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联络以李燮和为首的光复会和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商团决定响应起义。10月31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和绅商代表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贞吉里李平书的家中召开会议，决定于11月3日发动上海光复起义。“当时确定南市以江南制造局和苏浙太兵备道衙门为目标，闸北以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共和路）为目标。”尹村夫：《闸北商团与上海光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陈其美、孙中山（中）与上海绅商王一亭（右2）等合影经过上海革命军的浴血奋战，特别是通过革命党敢死队与江南制造局清兵的殊死交战，终于使起义奏凯。上海的光复，不仅有力地策应了武昌起义，扩大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而且在中国最大的都市拥有了一支经过革命风暴洗礼的武装力量，直接对浙江、江苏的光复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上海起义前的10月底，陈其美就派蒋介石率领一支敢死队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战斗。上海光复起义胜利后，陈其美又派了一支沪军先锋队参加攻打南京的战斗，上海商团还运送了五百支快枪及其他军械支援南京的光复。12月2日，南京易帜，终使江浙沪连成一片，长江以南尽为革命军占领。
但是，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相当严峻。当时袁世凯被清王朝起用，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权倾朝野。这个老谋深算的军头，一边用革命军要挟清皇室，一边又以清皇室要挟革命军，并利用手中所掌控的当时最精锐的北洋六镇军队向革命党发起反扑。11月1日，他指挥冯国璋军夺回汉口。11月27日，北洋军又攻陷汉阳，革命军死伤三千多人，并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汉革命党的最后据点武昌轰击，都督府中炮后，黎元洪仓皇出逃。而正在此危急时刻，上海光复起义则对袁世凯的嚣张气焰和咄咄逼人之势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和遏制。11月3日，上海起义获胜。12月2日，南京光复。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也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武昌的辛亥起义是光复的初始，那么上海的光复起义却为之奠定了终极目标，从而在整个辛亥革命的大格局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支撑功能，也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力量对比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砝码作用，并且使上海革命军成为长江以南最有战斗力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由此可见，上海光复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具有“关键之役”的意义，不仅逆转了袁世凯向革命军反扑后的危急形势，解了首义之地武汉三镇之围，而且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一直是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目标。革命军的光复，使这座城市牢牢地控制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手中，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产生了相当重要的政治影响，从而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奠基礼。
二、对辛亥革命中上海绅商历史贡献的重新评估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上海北火车站彩旗飞扬、军乐雄壮。上海各界代表、民众及军人数千人聚集在此，欢送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就在前一天的傍晚，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来向孙中山致贺，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华文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类似的记载在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及孙中山先生的传记中都有，但结果如何？这个已走马上任而又身无分文的临时大总统是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而没有在一周后逃回来？据查考，《北华捷报》和贝热尔《中国资产阶级》，均对这个问题作了叙说，即上海绅商资助了孙中山。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至1949年上卷》中也指出：“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27、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