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与海上名园六三园
一、从20世纪30年代的一条花边新闻说起是照相机的镜头，把这个相当古朴安谧而又弥散出婉约韵致的场景定格成永恒：那是一间素雅简洁的日式寓所，墙壁上挂着一幅笔墨细腻、烟云迷濛的山水，一盆修剪得姿态奇崛的盆栽古松，泛出苍翠欲滴的绿意。一位身穿织锦和服，面容秀美妩媚的年轻艺伎，正跪坐在榻榻米上神情专注地弹着古筝，那纤纤玉指一抚一拨，音律曼妙似高山流水、清风入林。她的身后有两位身穿竹白长衫、风度儒雅的男子正在欣赏聆听，那位头面微昂的老翁似在遐想，而那位颔首端坐的先生像在凝思。
王一亭与吴昌硕聚于“六三园”
1926年的春暮夏初，清逸的栀子花香使这个季节变得明丽而温馨。在一个惠风和畅、天朗气清的日子，海派书画大师吴昌硕和他的好友王一亭结伴来到位于上海虹口公园北侧江湾路上的海上名园——六三园雅聚宴饮。席后余兴未尽，遂又请出艺伎弹奏古琴，那悠扬跌宕的弦乐之声，使缶翁与一亭听得如闻天籁之声，出神而入化。敏感的摄影师抓住了这一瞬间，按下了快门。此后，年迈体弱的吴昌硕很少来此，第二年便与世长辞。
想不到此张照片在9年后，却惹出了一场风波。1935年，上海的《新闻报》在社会新闻版在醒目位置刊出了这张照片，并题为“大师情事”，“披露”一代海派书画巨擘晚年的花边新闻：大师与此位弹筝的艺伎有红颜白发之情，在当时的海上艺苑文坛也引起一些猜测与议论。这实际上是无中生有的炒作与望“照”生义的误导，以此来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海上某些报刊常用的手段。
二、景色宜人六三园
六三园，是日本名士白石六三郎经营的上海最大的日本私人花园，系一处高级会所，其日本料理曾名闻海上。白石六三郎是长崎人氏，原名武藤，1898年在上海文蓝师路（今塘沽路）开出了一家“六三庵”的日式商店，生意兴隆。1900年他又开设了“六三亭”。“六三亭”以环境素雅、风味清鲜出名，成为上海挂头牌的日本料理店。1908年他在江湾路购得土地建造了大型园林及会所“六三园”，该园既有汉风唐韵，又有大和特征。园内环境清雅，景色旖旎，有大草坪、葡萄园、运动场等，遍植松竹梅及樱花，其中的绿樱尤为珍贵。每到阳春樱花盛开，绚丽多姿、灿烂似锦。当年的鲁迅先生还曾和郁达夫等人一起来此赏樱，不禁想起了东京上野的樱花。园中养有鹿、鹤、猴、鸳鸯等动物，春花夏荷、秋枫冬梅，四时风光宜人。其主体建筑是二层楼的会所，飞檐翘角，一派古典气派。该园是日本政要、商界、艺苑接待贵宾的宴庆、娱乐及休闲之地。1912年4月，被迫辞去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来上海时，日本友人宫崎滔天曾在此宴请他。1922年孙中山广州脱险后回到上海，日本驻沪总领事船津辰一郎也在六三园为孙中山接风。
白石六三郎颇有名士做派，喜好中国书画诗文，因此常有一些中国书画家、文人在此相聚，翰墨飘香、笔花飞舞、诗文唱和，并观赏来自京都艺伎的表演。书画家、大实业家王一亭和六三郎关系甚好，因此自吴昌硕于1912年定居上海后，特别是1913年乔迁闸北北山西路吉庆里后（离六三园并不远），王一亭就时常邀请吴昌硕到六三园休闲小酌或品茗听曲。此时的缶翁虽已入耄耋之年，却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活情趣，特别是对六三园雅洁明丽的环境很是喜爱，从而也成了此地的常客。樱花盛开时，他和艺友树下喝酒挥毫。梅花绽放时，他携知己闻香踏雪寻诗。1920年早春二月，吴昌硕和日本诗人、作家大谷是空在六三园的诗文酬唱，更是留下了名篇佳作。大谷诗曰：“六三园里神仙客，偶落人间笑语和。好是隔帘春色动，梅花满树鸟声多。”缶翁即兴和道：“仙三人合题吾辈，不是泉明六志和。十二栏干今倚遍，梅花深处古春多。”六三郎还特邀缶翁撰写了《六三园记》，勒石刻碑树于园中，为六三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六三郎见缶翁十分喜欢梅花，便从古寺龙华移老梅一株植于园中，并邀老人于梅树下饮酒清吟。
应当讲，在海派书画家群体中，王一亭是一位既有艺术才情又有社会能量和经济头脑的准领袖人物，他为在海上推介缶翁艺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是他清醒地看到缶翁那种既古朴浑穆，又雄健豪放的书画金石之风能为当时的艺苑开一大流派，定为崇尚汉风的日本艺界所接受。而六三园正是日本政商金融实业界高端人士的聚集之地，是推介缶翁艺术很好的平台，于是王一亭专门向六三郎介绍了缶翁的书画铁笔之造诣和功力，并在园中展示缶翁丹青翰墨金石之作，果然反响良好，颇得赞誉。而颇有艺术鉴赏力的六三郎也成了缶翁艺术的崇拜者，主动向来园宴饮的日本各界名流进行推荐。
三、缶翁艺名传扶桑
1914年金桂飘香、枫叶初红的时节，六三郎在他六三园中的剪淞楼上举办了“吴昌硕书画篆刻展”，这是年届71岁的缶翁个人第一次展览，一时嘉宾云集、盛况喜人，吴昌硕自己亦有“六三园宴集，是日剪淞楼尽张予书画，游客甚盛”的记载。特别是不少日本名流纷纷贴红认购，使缶翁艺名经此远播东瀛，誉满扶桑。历史地看，六三园中缶翁生平首次个展的成功举办，不仅有利于奠定缶翁一代海派书画领袖的地位，而且对缶翁艺术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首推作用。也正是这次画展的影响，当年的冬季，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了《吴昌硕花卉画册》，西泠印社刊行了《缶庐印存》三集。吴昌硕的润格也从此年开始大幅地飙升，成为海派书画家中的标杆。
六三园作为中日两国书画家交流的平台，时常有雅聚笔会，而六三郎对缶翁的笔墨刀艺更是相当推崇敬佩，经常在宴饮高潮之际，向来客介绍缶翁艺术，六三园成了吴昌硕书画常年展示的窗口。而吴昌硕的日本弟子水野疏梅、河井仙郎、长尾甲也和先生在六三园笔墨对应，雅兴联袂作画奏刀，诚如缶翁诗赠水野疏梅所云：“君知吾如吾知君。”河井仙郎虽远在日本，但每年必到上海拜望先生，请教艺事，并小聚于六三园。由于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吴昌硕时常作客于六三园，从1912年至1926年的十多年间，六三园实际上成了上海中日书画家艺术交流、展示的中心。海上书画家康有为、曾熙、吴待秋也时常在此雅集。1919年3月，中日收藏界在六三园联合举行了“沪上私家精品金石书画文物收藏展”。也正是六三园的揄扬及推介，加上王一亭、河井仙郎等人的努力，才促成了1922年在日本大阪高岛屋举办的“吴昌硕书画篆刻展”。而吴昌硕也在六三园中先后结识了日本大画家富冈铁斋（1837—1925），亲为其治印“东坡同日生”。此外还有日本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日本书画名家、大收藏家中村不折（1863—1936）等，从而奠定了吴昌硕在日本艺界的高端地位。
四、静听叶娘鼓瑟事
1926年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年高体弱的缶翁已有些时候未出家门了，为了使老人散散心，王一亭专门雇了黄包车，把缶翁拉到了六三园。六三郎见缶翁到来很是高兴，只是有些时日未见，老人的面容显得很清癯，寒暄一番后，便亲自做了细致热情的款待。宴饮后又专门安排了一位年轻清纯的艺伎为缶翁与一亭演奏，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从照片上看，缶翁面容颇为消瘦，但神态相当悠闲放松，似沉浸在艺伎的歌声琴音之中。一曲演毕，缶翁如闻韶乐，意兴盎然、诗思勃发，侍者忙递上笔墨，缶翁即兴题诗：“一张琴处伴红裙，小阁凌虚游名矄，恩怨满腔谁解得，老怀斟酌对文君。”（《听东妓鼓琴》）此诗写得柔婉而真切，展示了缶翁听琴的情思，但与前来演奏的这位艺伎是没有任何个人情事的。
第二年缶翁仙逝了，六三郎很是伤感，并和一批日本友人参加了缶翁的葬礼，并在六三园中展出吴昌硕遗作，缶翁最后的绝笔墨兰也一直陈列。是年冬天，在水仙花的清芬中王一亭重新观看此张照片，引起了无限伤感，他题诗曰：“去年曾聚‘六三园’，席满嘉宾酒满樽。静听叶娘鼓瑟事，灵光惟摄影岿存。丁卯冬仲，缶翁已归道山，有人琴之感。白龙山人题。”从王一亭的题诗中，亦可证明这次六三园听艺伎弹曲，也仅是一次宴饮后的余兴节目，并无节外生枝之事。不过那位艺伎的芳名却是留下了，叫叶娘。
1929年11月10日，六三园中举行了由千人参加的“吴昌硕追荐会”，王个簃先生在当时的《申报》上著文曰：“园主白石六三郎，雅重先生为人，会场布置，皆君及友永君预为设计，在园中草地空旷处植木以架，以色布幕端高楣红地金色吊文，广丈余，袤数丈，中设几筵沪香瓶卉，位置楚楚，其他杂陈果食时物清醇苦茗之属。其上巍然供奉先生执卷小立影像，道气迎人，依然生前笑貌。”缶翁之艺洇润着六三园，六三园亦见证了缶翁之艺。
作为上海曾经兴盛一时的人文名园，六三园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亦随之荒废，令人欷歔不已。六三园，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牺牲品。
前不久，笔者与吴昌硕先生的第四代孙吴越先生晤面，他告知曾在日本遇到过白石六三郎先生的后人，他们对先祖在上海所建的六三园也颇为留恋。特别是缶翁与白石翁的友谊，他们也相当缅怀与珍视。六三园，位于今西江湾路240号处，如有可能，重树吴昌硕先生当年手书勒石的《六三园记》堪为一段艺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