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说到齐白石在1921年“这一年匆匆往返于京湘与保定之间……又要受命在曹锟府上做西席”。齐白石受曹锟之请，在其保定府上画工笔草虫册页《广豳风图》等。《白石老人自传》中亦有：“民国十年辛酉（1921），我五十九岁，夏午诒在保定，来信邀我去过端午节。”对此，《齐白石年谱》黎锦熙、胡适合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及《中国美术家丛书——齐白石》，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均有记录。因此，齐受曹之邀到保定是在夏季而非秋季，齐到上海与吴昌硕相会在时间上并不冲突，何来“很是仓皇”？而这一年的10月，齐白石返湘探亲，回京期间才到上海相会心仪已久的大师吴昌硕的。《齐白石画集》年表，第183页亦载：“十月回乡省亲，不久返京。”（外文出版社，1990年）因此，从1921年秋季这个时间段来讲，完全是相应契吻合的。
在做了以上的史料考证和时段推算外，再来讲一下人证。本人一直想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写一本《吴昌硕评传》，平时遇吴昌硕材料多有收集，亦得到了吴昌硕先生后裔的大力支持，为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及照片等实物，弥足珍贵。如1914年吴昌硕全年的售画账本《笔墨生涯》等。同时，我亦做了口述记录，于2007年10月5日下午与吴昌硕先生的嫡孙吴长邺先生作了近三个小时的长谈，其中专门问了吴长邺先生关于齐白石当年来上海要拜吴昌硕为师，及吴为齐写润格之事。吴长邺先生讲：“那时我还很小，只是后来听我父亲吴东迈讲这件事是有的，当齐白石要拜老太爷（吴昌硕）为师时，老太爷很客气地回头（掉）了，在这之前，已有陈师曾拜他为师了。老太爷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为他写了一张润格。老太爷还对齐讲：‘你刻印一个字一块大洋太便宜了，就二块大洋吧。’”
综上所述，可见该文的立论及引用的史料是自相矛盾而又漏洞百出的。特别是该文讲1902年、1909年“这两次齐白石游上海，根本没有关于拜谒吴昌硕的记载”，那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吴、齐相会是1921年，怎么不能在1902年、1909年就有记载呢？就是齐白石为曹锟作画，齐白石本人在日记及自传中也未提及曹锟之名，也都是曹锟的儿孙讲到的，那么，是否也可断定为“杜撰”？另外，为了突出齐白石的艺术地位，该文还讲：“齐白石比吴昌硕小20余岁，其大写意花鸟画青出蓝而胜于蓝，民国年间就有‘南吴北齐’之盛誉。”这似乎又武断了吧，艺术家的风格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化地讲谁高谁低，这不是体育比赛。吴昌硕画中所弥散的金石气韵，老辣雄浑；齐白石画中洋溢的民间情趣，率真稚拙，正是各自的强项。
三、吴昌硕、齐白石是同时出名的吗
吴昌硕、齐白石的确是中国画坛上的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但历史地讲，吴昌硕不仅年龄比齐白石大整整二十岁，在辈分上高一辈，成名也要比齐白石早得多。吴昌硕早在定居上海前，已是江南画坛上的名家，与任伯年、蒲作英、胡公寿、虚谷等相交甚契。1912年吴正式定居上海，以“书画印诗”四绝成为海派书画的领袖。1913年，德高望重的吴昌硕又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社长。1914年，上海书画协会成立，吴昌硕又被推举为会长。吴昌硕在绘画、书法、篆刻领域中所取得的全方位系列突破，使清末民初的艺坛面貌为之一新，这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特别是吴昌硕那种雄浑郁勃、苍莽刚健的金石气韵及笔墨形态，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影响了南北画坛。早在1902年，京派书画家陈师曾就专程来上海拜于吴昌硕门下，使自己的书画印展示出浓郁的金石气韵和浑朴酣畅的高迈气度，从而成为京派书画的领军人物。为此，他还把自己的书画斋定名为“染仓室”（吴昌硕字仓石）。
吴昌硕的历史贡献及艺术建树，不仅是开创了一代崭新的画风，更是培养了一个大师群体，除了陈师曾外，还有陈半丁、王梦白、潘天寿、沙孟海、赵云壑、诸乐三、王个簃等，从而建构支撑起了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大师之门。因此，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指出：“光宣间，安吉吴缶庐昌硕，四十以后学画，初师撝叔、伯年，参以青藤、八大，以金石篆籀之学出之，雄肆朴茂，不守绳墨，为后海派领袖。使清末花卉画，得一新走焉。”因此，以1913年70岁的吴昌硕在上海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社长为标志，其时的吴昌硕已从海派书画领袖成为众望所归的全国书画领袖，其艺术影响亦远及日本及东南亚。
而1913年的齐白石，已50岁，其时正在老家湘潭潜心作画、习字、治印及读书，偶尔去长沙走走。此时的齐白石，严格地讲还处于书画创作的探索期，尚未成名在乡间，更没有进入主流画家群体，何来的“民国年间就有南吴北齐”之盛誉？直至1919年，齐寓居北京法源寺时，其画作虽然仅二元一张，但依然门可罗雀，生活落魄。后在陈师曾的劝导鼓励下，实施笔墨变法，借鉴了吴昌硕的金石气韵及彩墨画法，终自创红花墨叶新风，才被京华艺苑所关注。1922年陈师曾赴日本举办中国画展，齐白石作品同时展出，并拍成电影在东京放映，齐白石兼有吴昌硕金石气、彩墨法的画风在日本获得好评。而齐白石的这个艺术转机，和他1921年秋到上海拜访吴昌硕的感悟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自1922年始，齐白石才刚刚进入北京画坛的主流群体。但他的地位和影响与此时已是艺坛巨擘的吴昌硕仍不可同日而语的。有一段史料是颇能说明问题的，据书画收藏大家《张葱玉日记·诗稿》1941年2月25日载：“余购齐白石画二帧，观者嗤怪，因跋而藏之，不复示人。”此时的齐白石在北京画坛已颇有名气，但在南方，特别是海上画坛，还未被人充分认识。历史地讲，齐白石真正享有盛誉，应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标志就是1946年10月，已83岁的齐白石赴南京、上海举办个展，并在当年应聘为北平艺专名誉教授。1953年1月，中国美协和中央美院联合举办了“白石九十三岁（实为九十岁）生日庆祝会”，文化部授予其“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状。
客观地评述两位大师各自的成名经历，并不是要贬谁抬谁，而是说明艺术创作的薪火相传、继往开来。而该文明显的倾向是贬吴崇齐。因此，抹去了吴、齐间的辈分及成名的先后，以此来证明齐白石拜访吴昌硕没有这个必要。尽管吴、齐两位大师已渐行渐远，但当年他们的那种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友善的往事并不如烟，大师不了情至今令人感到世间的温情和艺德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