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力作耀扶桑
——谈新发现的一批吴昌硕、王一亭在日本书画2008年8月31日，笔者在《文汇报·学林》发表了《王一亭的艺术人生及历史贡献》一文，对王一亭先生在海派书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积极组织投身慈善赈灾、倡导对外文化交流、弘扬佛法结善缘等做了简要的评述，也算是对王一亭研究作了初步的探讨。
不久，王一亭先生的曾孙王孝方先生通过友人苏春生教授约笔者晤谈，并告诉笔者说他在日本的亲戚最近发现了一批散失的吴昌硕、王一亭的书画作品，随即将一包复印件交给了我，希望能对考证研究有所助益。
一、缘起：为纪念日本教育家而作
当我打开这一批散失在日本的吴昌硕、王一亭书画后，通过一张张认真地拜读，我的眼睛为之发亮。这可是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书画精品，而且从未收入吴昌硕、王一亭的画册，可谓十分难得而珍贵的海派书画遗珍。据日本吴昌硕研究专家、神户大学教授鱼住和晃统计，现存日本的吴昌硕书画达一千多件。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实际上的存世作品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此批书画作品就是一个佐证。
这批书画前有两封信札，吴昌硕的信札是：“贵大学故大隈侯爵纪念事业旨趣绝佳，吴昌硕深表赞成。用特绘画三十枚，作字三十帧。因片山先生归国之便，托为转赠。”落款时间为“夏历四月十六日”。王一亭的信札是：“欣知贵大学为已故大隈侯爵纪念事业发展文化。同文同种，同种善因，同收善果，不胜钦佩。慈草草书成四十张画，二十张（字），聊表寸意赠送。”落款时间为“五月廿八日”。信札中所提到的大隈是何许人呢？他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大隈重信（1838—1922），他于1882年在东京郊区的一片稻田里创办起了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建校二十周年时，正式改名为早稻田大学，成为日本最著名的私立综合大学之一。大隈重信以“学问的独立”、“知识的实际应用”及“造就模范国民”为办校方针。大隈重信还倡导三种精神：在野精神、进取精神、庶民精神。并推行“东西方文明调和”的办学思想，使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大学中最早吸收欧美学术文化，向亚洲各国开放门户，吸收各国留学生。1907年，大隈重信任早稻田大学总长，日本皇室封其为侯爵。早稻田大学设立了大隈重信纪念事业馆，通过高田博士向中国著名书画家吴昌硕、王一亭征求书画作品。
早稻田大学收到了吴昌硕、王一亭共120幅书画后，于昭和二年六月十一日至十三日（1927年6月11日至13日）在大阪朝日新闻本社楼上举办了书画展，落款为：早稻田大学故大隈部长纪念事业后援吴王会。
值得一提的是大隈重信是个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出生于佐贺县佐贺市的藩士家庭，早年因参加政治活动被捕，1868年以徵士任参与，并兼任外国事物挂判事。1869年至1973年间曾任民部大辅、大藏大辅，后任参议、大藏卿，史称“大隈财政”。1888年任伊藤博文内阁外相。1890年建立了日本进步党，任党首。1898年与板垣退助联合组阁，任首相兼外相。1914年第二次组阁；1915年1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1915年10月，内阁集体辞职。历史地看大隈重信，作为一名教育家，早稻田大学的创办者，大隈重信他是有所贡献的。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他是具有强权性和扩张性的。而早稻田大学所设立的大隈纪念馆，主要是为了纪念他在创办早稻田大学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是纪念一位教育家。正是冲着这一点，吴昌硕、王一亭才应邀赠送书画。同时，作为一种底线，在吴、王所赠的这些书画中，没有一幅内容是直接评介大隈重信的，都是传统的花鸟山水或诗句古语，体现了一种明朗的政治态度。
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书画家的雅量，以德报怨。正如王一亭信札中所点明的大隈纪念事业是为了“发展文化，同文同种，同种善因，同收善果”。由此可见，作为海上书画界的双璧，吴昌硕、王一亭在民族气节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相当自重自律的。如吴昌硕闻国宝汉三老石将被日商购去的消息时，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到处奔走，作画义卖。而抗战期间，日寇侵入上海后逼王一亭担任伪职，王坚辞不就，毅然远避香港，使自己的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二、精品，吴、王晚年的艺术佳作
我对这批散失在日本的吴、王书画进行了认真的拜读欣赏，其创作之严谨，笔墨之精湛，题材之丰富，款式之多样，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中国书画的创作，是相当讲究生命的积淀和岁月的涵养，而吴、王的这批书画可谓是吴昌硕晚年的一批精品和王一亭年过花甲后的力作。吴、王创作这批书画是在1927年的四五月间，而吴昌硕是在当年的11月就归道山，这是他暮年的倾心得意之作。而王一亭时年61岁，正是他书画创作的最成熟期。
吴昌硕的这批书画，集中展示了缶翁晚年炉火纯青的笔墨造诣和鲜明强烈的风格特征。吴昌硕的丹青，是充分体现了他在书法、金石、诗文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因而使诸艺通达融贯、格古韵新，特别是到了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已臻达一种化境。综观他的这批绘画，重在气韵气势、精于章法布局，将篆隶和狂草笔意融入画中，笔触老健遒劲，敷色雍容古艳，浑厚处不沉闷，鲜丽处不轻薄，展示了大写意花卉画的新生面，如《铁骨冰心》、《神仙富贵》、《古澹秋容》、《潇洒风雨》、《一江秋雪》等都是难得一见的佳构，于“奔放处离不开法度，精微处照顾到气魄”。吴昌硕这批书法中，主要以石鼓与行草为主。吴的石鼓是其书法开风立派的标志，其笔致精悍朴茂、生拙并重，表现了豪迈的气魄和古逸的风采，具有一种难以企及的“金石气”，貌拙姿奇而倚正相依。吴的行草笔势跌宕起伏，厚拙奔放并重，气敦质厚而老辣郁勃，达到了一种“强抱篆隶作狂草”的审美境界。
王一亭的这批书画，是他晚年创作中的精品。王擅长于佛像画及花卉。王的佛像画与他精研佛学、虔诚事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造型准确自然，笔吴昌硕书画两幅作品1两幅作品2墨简约传神，线条流畅，富有场景性。可以这么说：王一亭的佛像画，在近代无人能望其项背。王的花卉画亦笔墨厚重华润而浑穆雅致，构图和谐洗练而疏密有致，继承了缶老的金石气而参以书卷气。王的书法亦气势开阔豁达，点画爽辣恣肆，注重线条的质感和遒劲，节奏十分强烈。为此，吴昌硕曾诗赞为：“天惊地怪生一亭，笔铸生铁墨寒雨。活泼泼地饶精神，古人为宾我为主。”从中可见对其追慕古人、别出新意的充分肯定。
三、启示，中日书画家交流之追忆
通过这批散失在日吴、王书画的重新发现，从中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书画艺术交流的兴盛。由吴昌硕任会长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就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窗口。郑逸梅先生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题襟馆书画会，差不多每天有人在那里对客挥毫，尤其王一亭更为健笔，大都以四尺整幅宣纸作画。画成后，辄由吴昌硕为题，相得益彰，引起日本人纷来参观。有一次，一亭陪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偕着两位议员同来。王一亭对伊藤凝视了一下，便运笔如飞，点点染染，不到半小时，伊藤的容态跃然幅间，伊藤大为惊奇。一亭请在旁的昌硕加以长题，昌硕略一思索，针对画像，成一古风，非常得体。这更使伊藤及两位议员称叹不止，认为在他们日本，这样敏捷的才艺是罕见的。他们回国后，宣传这幅画的经过，举国上下，都认为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史迹，应当在这基础上不断发扬和光大。”（《郑逸梅选集·二卷》）
王一亭在近代中日书画交流史上，起到了筚路蓝缕的开拓作用，而其中对于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的推介，更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当时日本名士白石六三郎在上海开有一个高级会所六三园，是日本不少政界、商界、艺界、金融界名人聚集之地。王一亭把六三郎介绍给吴昌硕相识，六三郎对吴昌硕的书画、金石相当欣赏而推重，并于1914年为吴昌硕在六三园举办了首次个展，不少日本名人收藏了吴的作品，使吴的艺名远播日本。1922年，王一亭策划了吴昌硕在大阪高岛屋的书画展，出版了《缶翁墨戏》。1926年，王一亭又在大阪高岛屋为吴昌硕策划了第二次画展，出版了《缶庐墨戏》。从这一年开始，高岛屋每年都数次举办“吴昌硕书画篆刻展览”，由此增强了中日书画的笔墨艺缘，在日本形成了“吴昌硕热”。
中日书画交流在20世纪20年代正式以协会形式进行，这就使两国间艺术家的交往具有了常规性、层次性和组织性。1920年4月，中日美术协会在上海成立，1923年改为会员制。王一亭、张继、黑田清辉、伊集院彦吉等人任顾问，会长为康有为，副会长是刘海粟、正木直彦。评议员由中日双方143人组成。该协会最有影响的活动是连续五次举办了“中日联合美术展览会”。在这五次展览中王一亭都是中国方面的主要组织者和联络人，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第五届中日绘画联合展以后，为了使中日两国美术界的交往和交流进一步深化，王一亭、叶恭绰等人又于1930年春季组织了“中日艺术同志会”。参加该会的画家以王一亭为领衔，其他有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等56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中日两国书画家的交往被迫中止。但历史地看中日书画家的准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和友好的佳话。正是这种交流，促进了中日两国书画家艺术上的互相学习和共同提高。可以这样讲，当时中日书画家的这种交往，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和现代艺术拓展意义。但也是出于大家所知的原因，我们对当时中日书画家交往的历史研究甚少，留下了不少空白。而今吴昌硕、王一亭这批散失在日本书画的重新发现，正是这种交往的极好的佐证和艺术文本，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开始关注并研究这段几近被人遗忘的中日艺术交往史。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日益加深，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其中，中日两国书画家的艺术交流也时常进行，但在规模、层次及影响上，似还没有超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型展事及活动，这是需要中日两国书画家共同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