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朔风凛冽、冷雨敲窗的寒冬之夜，吴昌硕在昏暗的灯光下完成了一幅《吟诗图》，随之题下了长跋：“夜漏三下，妻儿俱睡熟，老屋中一灯荧然，光淡欲灭，缺口瓦瓶，养经霜残菊，憔悴如病夫。窗外落叶杂雨声潇潇，倏响倏止。可谓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才称酸寒尉拥鼻微吟佳句欲来时也。”日子过得如此枯寂贫寒，吴昌硕只有在诗画中倾诉他的郁闷与悲凉。1888年，吴昌硕的长子，年仅16岁的吴育在上海早夭，这个儿子相当聪慧，有神童之称，吴饱受丧子之痛。八月，女儿丹姮在上海出生，抱着新生的女儿，吴昌硕虽然喜悦，但深感生活的重压，女儿满月后不久，吴昌硕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又将家迁回苏州。但吴昌硕的双城记并未就此中断，此后他又多次两地往返。1889年除夕，吴昌硕在上海守岁，并作《江梅菊花镫岁朝图》。1892年来沪时住南市升吉里。1895年早春十月，陪病重的继母到上海养病。这一年日本书法篆刻家河井荃庐来上海拜吴昌硕为师。1909年3月，吴昌硕在上海豫园与高邕、杨逸、王一亭、蒲华、钱慧安等人发起“上海豫园书画善会”。在这期间，在上海所举办的书画展及艺术雅集中亦时常可见吴昌硕的名字。
1910年3月6日下午，中国书画研究会在上海小花园商余雅集开上海书画出品会，王一亭时任研究会董事，吴昌硕是第一批会友，而当时上海几乎有一定知名度的海派书画家全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从1909年3月在上海参与发起书画善会到1910年3月参加中国书画研究会，吴昌硕不仅已正式进入了上海主流书画家群体，而且其书画印诗四绝的艺术造诣亦为艺界所瞩目。也就是在这一年，吴昌硕亦加入了云集海派书画名家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从1872年初来上海到1887年迁居海上，而后又在1888年无奈迁出，住苏州而客上海，一位书画大师与一座城市的心路历程和因缘际会，凸显了清末民初艺术家的生存形态与从艺方式。
1911年12月，由于吴东迈在上海吴淞货捐分局谋得一差事，再加上吴昌硕这几十年来在上海从艺交友所集聚的人脉及一定的艺苑影响，吴昌硕又有了“移家海上”的愿望。但这一次他参照了1887年迁居上海的经验，不是贸然举家乔迁，而是带着谋差的儿子“橐笔至沪”，投石问路。况且这一年，吴昌硕已是68岁的老人，处世已显得十分稳健老练。当这位未来的海派书画领袖再次敲响上海大门时，他和这座都市的缘分到了吗？从1887年“冷香飞上诗句”的冬日“移家海上”到1911年“霜叶红于二月花”时“橐笔至沪”，整整二十四个春秋，吴昌硕入住上海的步履显得那么艰难而曲折。二十四年，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一种人生磨炼和艺术历练。因为，上海要接纳的是一位领袖级的大师。正因如此，这种考验与抉择才显得如此严峻乃至漫长。
三、从“去住且随缘室”到“去驻随缘室”
“去住且随缘室”是吴昌硕于1886年夏客居上海时所题的斋匾，“且随缘”很清楚地表明了吴昌硕是以一种试探的心情来上海从艺的，能住则住，不行就回，一切且随缘。1887年岁暮，吴昌硕举家迁上海时，他又自署为“去住随缘室”。尽管仅少了一个“且”字，但却表明了吴“移家海上”且“住”的真实愿望。然而凡事岂能尽如人意，窘迫的现实又使他打道回姑苏。1911年12月初，吴昌硕再次“橐笔至沪”时，他又题匾为“去驻随缘室”，这次似乎有了自信与自慰，改“住”为“驻”了。此时我们如关注一下吴昌硕在上海的生活地图，就会发现他借住的爱尔近路——安庆路，与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所处的交通路都属闸北。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从艺及经济上的重要原因。
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是一个典型的海派书画家艺术团体，在清末民初的海内外艺苑颇具影响力。书画会不仅是海派书画家交流创作、品评鉴赏、探讨世事之地，也是书画家们作品的推介销售处。1948年10月出版的《美术年鉴》记载：“会员常把收藏的珍贵书画，到会里陈列，供彼此观摩。书画掮客也每晚拿大批的书画古玩去兜售。会里备有会员的润格，代会员收件。新到上海行道的书画家，总得请人引见这班先生们，替他们代订润格和介绍吹嘘。”尽管书画会的会长是书法家汪洵，但实际运作者却是王一亭。王是一位书画家，亦是上海督军府的交通部长，后改任农工商务部长。他在上海工商、金融、实业界及书画艺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及广泛的人脉。王一亭对吴昌硕书画印诗“四绝”的造诣及独特高迈的金石气颇为服膺敬重。虽然他们在豫园书画善会及中国书画研究会时有过接触，但这次两位同乡相遇在书画会的雅集上，且吴昌硕是“橐笔至沪”，吴昌硕与王一亭正式订交。这也印证了吴昌硕在《白龙山人传》开头所说：“余于辛亥秋，橐笔至沪，书画交获一吴兴王君，名震，号一亭，别字白龙山人。”
日后被尊为“海上双璧”的吴昌硕与王一亭，在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订交，对于海派艺苑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预示着不久将迎接海派书画鼎盛期的到来。只是当时王一亭正在为新生的共和政权而奔忙，他与陈其美、李平书、沈缦云等人均为督军府的领导核心，没有更多的时间与吴昌硕挥洒丹青，运毫翰墨。
吴昌硕与王一亭的深交始于1912年，这一年正是中华民国元年，农历壬子年，新生的共和政权已度过了其最艰难的初创期，使王一亭能腾出一部分精力从事其深爱的书画艺术活动。也就在这一年，吴昌硕弃名“俊卿”而以字“昌硕”行世，并自镌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吴昌硕作为一名69岁的老人，正是以改名铭世来记录历史大转折的。而当时的海上画坛也正面临着一个历史的嬗变期，一批大师级画家先后谢世，如任薰（1893年）、任伯年（1895年）、虚谷（1896年）、胡公寿（1886年）、蒲华、钱慧安（1911年）等都已归道山。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清廷的高级官吏、名流鸿儒因封建王朝的倾覆而来到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如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朱祖谋、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他们在上海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加盟了海派书画家的队伍。正是在这种纷繁多变的形势下，王一亭敏锐地意识到海派艺苑需要一位巨擘级的领袖。
通过与吴昌硕的接触，王一亭认识到他那雄浑豪放、劲健老辣的笔墨，气势酣畅、格古韵新的艺风，苍迈郁勃、莽然强悍的金石气息及工于诗文、学修深厚的书卷气的价值，年近古稀、人艺俱老的吴昌硕无疑是相当合适的海派书画盟主人选。为此，王一亭才力邀吴昌硕“移家海上”，与吴倾心交谈，并开始在艺界、商界大力推介吴昌硕。客观地讲，吴昌硕当时在上海，还仅是一名布衣高龄书画家，而王一亭却已是海派画坛的大腕、社会的名流、商界的大亨、督府的高官，但他却礼贤下士，对吴昌硕敬重有加。据吴昌硕先生的孙子吴长邺先生回忆：“当时吴昌硕在辛亥后来上海时，刚开始画卖得也并不好，是王一亭悄悄地吃下（买下）一批，以安老人之心。”
吴昌硕是以其雄厚的实力、独特的风格、四绝的造诣及王一亭的扶助，迅速在上海艺坛崛起的。1912年3月由叶楚伦、柳亚子、李叔同等人发起成立了以“研究文学美术”为宗旨的文美会，在该会的雅集中，吴昌硕应邀出席。1912年5月27日上海《时报》刊《题襟馆书画金石会在张园助赈志》：“昨日星期天放晴，张园会场游人颇众，题襟馆所陈列名人书画如吴昌硕、何诗孙、倪墨耕、黄山寿、赵子云、沈墨仙诸君均聚精会神之作。”从此则报道中可见自1911年12月初来上海，至1912年5月，在半年的时间中，吴昌硕已成为海派书画的重量级人物。而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报纸《申报》上，1912年6月25日刊出了《金石书画共览会广告》：“战事初平，古物流出，多莘汇沪上，加以海内收藏大家，赏鉴巨子均以避地同处一隅，际此首夏清和，正宜雅集参观，墨缘同结。”而此时吴昌硕已与海上书画名流李平叔、李瑞清、宣古愚、庞莱臣、陆廉夫等人一起列入发起人名列。由此可见，吴昌硕在上海不仅已具有了艺术影响力，而且已奠定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在吴昌硕日渐走红沪上的背影中，我们可以看到王一亭对其的尊重、推崇与支持，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明白吴昌硕何以日后以深情而谢忱的笔调诗赠王一亭谓：“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
2007年10月5日下午，笔者在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吴越的陪同下，采访了其父、吴昌硕的孙子吴长邺先生，当笔者问及吴昌硕是何时移居上海时，吴长邺说：“据我父亲（吴东迈）讲，吴家全家搬来上海，是民国初年（1912）的五月间。当时祖父（吴昌硕）在上海已开始出名，画也卖得可以了。因此，就将全家从苏州接到了上海，初到上海时，就住在吴淞。”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在1912年1月初到吴淞货捐分局上班，吴昌硕亦于3月从安庆路迁回吴淞。因吴前几次客居上海，也大多租居吴淞。由此，笔者可以确认吴昌硕先生是于1912年5月间最终完成了其多年的夙愿而“移家海上”的。从“去住且随缘室”至“去驻随缘室”，一代书画大师吴昌硕于上海定居之事终于尘埃落定，一位艺术巨擘与一座都市在经过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后，也终于缘定今生。
吴昌硕在1912年5月间定居上海后，凭借着其人艺俱老、人脉甚广的条件，已在经济收入及生活境遇上颇多改观，他终于等到了“酒滴珍珠论贾值”之日。当年9月（农历八月）先后有朝鲜友人闵君及书友汪洵为吴昌硕举行六十九岁的寿庆。为此，吴昌硕当时在致好友沈石友的信中云：“衰病时作，明年七十老翁。八月朔是弟生日，韩友闵君昨日要往密探里，大餐以酒（陪客），吃太多，一席竟化去四十六番（元），真贫家可作一年用也。书画会中，又蒙汪子渊君发起来附老卅余人，为弟公祝，可称大嚼，因弟不肯受礼物耳。”（《吴昌硕尺牍集》）“韩友闵君”即闵泳翊，字园丁，曾任朝鲜宫廷禁卫军大将军，系权倾一时的闵妃族人，因宫廷政变被迫流亡中国，寓居上海，和吴昌硕关系甚好，吴为其刻印三百多方。汪洵时任题襟馆书画会会长，是他发起为吴公祝寿，由此也反映出吴昌硕在当时上海的声望与影响。
1913年初春，吴昌硕举家从上海吴淞乔迁到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是一处新建的三上三下的新石库门里弄房。由此可见，吴昌硕1913年初春迁到吉庆里，实际上是他已在上海定居了半年多后，在做了一定的经济准备、社会磨合和生活铺垫后，才在王一亭的帮助下，水到渠成地搬入新居的。在这一年的农历八月初一他生日那天，老人自刻了一方“七十老翁”印，边款为：“七十老翁何所求，工部句也。余行年正七十，刻此纪念。”
“人活七十古来稀。”当一位真正的大师在一座极富活力的都市定居时，吴昌硕的生命将迸发出创造的能量和绚丽的火花。他不仅使自己的丹青翰墨金石在暮年完成了最后的变法与冲刺，还以领袖群伦的能力打造了一个大师级艺术团队，并将海派书画引领进了鼎盛期，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了海派艺术的历史地位及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