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定居上海考
——纪念吴昌硕定居上海一百周年
当一代书画大师吴昌硕在人生的垂暮之年定居上海时，这种文脉艺绪的因缘际会，预示着一座城市艺术高峰期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艺术史将进入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转折点。正是吴昌硕的移居上海，使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拥有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领袖人物，海派艺苑将随着他的到来而风起云涌、铸造辉煌，进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那么，吴昌硕究竟是何年定居上海的？对此历来说法不一，比较常见的说法认为吴昌硕是在宣统三年（1911）夏定居上海的。吴晶在《百年一缶翁——吴昌硕传》、王家铖在《吴昌硕传》中都持此说。而王中秀根据吴昌硕友人潘飞声1912年至1913年的诗文，认为1912年到1913年吴昌硕都在上海。（《王一亭年谱长编》）然而吴昌硕1912年至1913年在上海与“定居上海”是两个概念，因为清末民初，吴昌硕时常往返于苏州、上海之间。
一、从“辛亥秋”到“甲寅秋”
持吴昌硕1911年定居上海说的主要依据是吴昌硕于1921年12月所撰的《白龙山人传》开头所言：“余于辛亥秋，橐笔至沪，书画交获一吴兴王君，名震，号一亭，别字白龙山人，为人豪迈，相与接谈，若和风之拂几席者。”但吴昌硕于1925年5月所作的《白龙山人小传》中又说：“余于甲寅秋国变后，移家海上，始晤山人，意一经商巨擘耳。久久过从，乃知山人有了解智慧、毅力公益。”
辛亥年为1911年，甲寅年为1914年，前后相差三年。在1913年初春时节，在王一亭的帮助及操办下，吴昌硕已举家迁至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据此有些研究者根据两份不同的《白龙山人传》及《白龙山人小传》认为“甲寅”应是“辛亥”的笔误，此说如作深入分析，也能成立。吴昌硕在1921年所作的《白龙山人传》中很明确地指出“余于辛亥秋，橐笔至沪”，而在1925年所撰的《白龙山人小传》中则说：“余于甲寅秋国变后，移家海上。”一为“橐笔至沪”，一为“移家海上”。“橐”乃一种口袋，前者是带着毛笔来沪，而非移家定居。亦有研究者认为“甲寅秋国变后”，应是辛亥秋国变，即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1914年已是民国四年。可见，国变是指1911白龙山人小传年的辛亥秋。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吴昌硕于1911年定居上海成为相对集中之说。
历史的研究，无疑应以综合考查的史料为依据，以经得起推敲的史实为凭证。据笔者所查，吴昌硕的确是在1911年秋从苏州来到上海，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橐笔至沪”还是“移家海上”。为此，笔者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吴昌硕生平年谱》，但都没有相关或直接的材料，研究也就此搁置了起来。后翻阅《吴昌硕尺牍集》，见吴昌硕在1911年上海光复后不久写给好友沈石友的一封信中，颇为详细地谈了他这段时间的经历：“弟于初七日为迈儿扯往吴淞住数日（内子赴安吉），风声疊疊，又同至沪上，始住后马路同泰栈，因该栈有人满之患，再移居爱而近路……苏抚已改都督，城内尚安，上海都督陈，吴淞都督朱，闻三督不甚通气，而苦于无正，养兵金陵，闭城痛击，民军似不得势，安庆亦坚守云云。大约一切有名人多逸于海上，以商界可靠耳。弟处实在界外，以房价可略便宜而已。”
这封信对吴昌硕1911年秋来上海的情况作了最直接的文字见证，现就逐段予以解读：“弟于初七日为迈儿扯往吴淞住数日（内子赴安吉），风声疊疊，又同至沪上，……”吴昌硕所说的“初七日”，应为农历十月初七，阳历为12月上旬，而上海光复为11月3日，农历为九月十三。“为迈儿扯往吴淞住数日”，迈儿即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当时吴昌硕托友人为吴东迈在上海吴淞货捐分局谋得一差事，吴昌硕是陪儿子来上海的，“内子”即吴昌硕的夫人施酒则从苏州去了老家浙江安吉。因当时吴淞一带光复后尚未稳定，“风声疊疊”，故吴昌硕携儿到市中的“沪上”，“始住后马路同泰栈，因栈有人满为患，再移居爱而近路”（爱而近路为今闸北安庆路）。“苏抚已改都督，城内尚安，上海都督陈，吴淞都督朱，闻三督不甚通气。”这是吴昌硕为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所留下的一段史录，三都督为江苏都督程德全、上海都督陈其美，至于吴淞都督应是李燮和而非朱姓，当时吴淞都督府中有朱廷燎，为总参谋。“大约一切有名人多逸于海上，以商界可靠耳。弟处实在界外，以房价可略拿定而已。”吴昌硕所说的商界，即为租界，有不少名人寓居于此，而他则由于经济原因，只能在租界外借房居住。
通过以上解读，可知吴昌硕于1911年辛亥秋是和儿子吴东迈同行来沪，乃是“橐笔至沪”，而非“移家海上”，他的家眷还留在苏州。而且从吴昌硕初到上海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来讲，他也不具备“移家海上”的现实可能性。尽管吴昌硕时常往来上海，认识一些海上书画名家，但他本人在上海尚未打开局面，鬻艺之润相当有限，且上海生活水准颇高，开销甚大。为此，他时常向友人吴待秋、沈石友等诉说经济上的窘境。
二、从“橐笔至沪”到“移家海上”
那么，吴昌硕“移家海上”究竟是在哪一年呢？实际上据笔者发现，在有关吴昌硕“移家海上”的查考中，不少研究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中介点，即爱而近路——安庆路。吴昌硕在辛亥秋之前，曾多次来沪上，并在吴淞租屋客居，而安庆路正是吴昌硕从吴淞到最后入住北山西路吉庆里的一个重要的中介驿站。为此，不妨简单探寻一下吴昌硕从客居到入住上海的生活版图及心路历程。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在新婚后不久，即随好友金杰到上海游览，并与海派书画早期名家高邕、胡公寿相识结谊。其后于1873年、1876年均来过上海。此时，海上艺苑已初现勃兴的势头，第一代海派书画家张熊、任熊、赵之谦、任薰、胡公寿、虚谷、任伯年、蒲华、高邕、钱慧安等已形成了一个优秀的创作团队，凭海临风，名家云集，这使刚过而立之年的吴昌硕颇为向往。但他很清楚凭自己当时的艺术资历和社会影响及人脉关系，还很难跻身这个群体。于是他于1882年举家定居于苏州城西寒山寺的西畮巷四间楼，这是一个相当睿智的人生安排。苏州系江南文化重镇，离上海亦近，生活水准低于上海，且吴昌硕在那里谋得一个“典史”的小官职，有一份薄俸。
自定居姑苏后，吴昌硕在苏州与上海的“双城记”中开始了他艺术上的开拓期。1883年吴昌硕因赴天津大沽口来上海候轮，在此期间，经高邕介绍，拜望了慕名已久的海派书画翘楚任伯年。这一年任44岁，吴40岁，这是两位大师级人物的第一次晤面，亦为未来海派书画的辉煌作了历史性的铺垫。吴昌硕即兴画了一幅花卉，笔墨造诣深厚，篆籀运笔高古，满纸荡漾着浓郁酣畅的金石气息，任伯年看得相当震撼与激动，脱口而言：“你画得很好了，不必跟我学了。”任伯年的真诚之言，给了吴昌硕信心和希望。任还为吴作肖像《芜青亭长像》，两位大师由此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正是这次在任伯年画室“颐颐草堂”的相晤，使吴昌硕产生了“移家海上”的想法。1886年“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节，吴昌硕来到了上海，并在自己的借住之处题斋名为“去住且随缘室”，可见他是以一种尝试且随缘的心态客居上海的，但向往能“移家海上”之意却是其潜台词，表明了他想与上海结缘之心。不久，他又回到苏州，这一年的初冬十一月，吴昌硕“薄游沪上”，任伯年为其绘《饥看天图》，好友杨屹题诗曰：“破书万卷煮不得，掩关独立饥看天。”吴昌硕亦自题长诗，其中有句云：“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为答谢任伯年的赠画，吴昌硕为任刻了著名的“画奴”印。两位艺术大师的书画缘、金石契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段温馨的回忆。边款云：“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钟接，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与任伯年的友情及任画在海上的风靡，又一次拨动了吴昌硕“移家海上”的心弦。
1887年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吴昌硕来到了上海，和任伯年、高邕、蒲华、虎谷等切磋艺事，探讨笔墨。任伯年为吴昌硕作《酸寒尉像》及《蕉荫纳凉图》。尽管没有直接的文字资料记载任伯年对吴昌硕“移家海上”有何看法，但其所赠的两幅画像却别有寓意。《酸寒尉像》描绘了身为小吏的吴昌硕的穷酸贫寒与无奈窘迫。而《蕉荫纳凉图》则展示了一种豁达洒脱与幽默调侃。如此反差，也许在示意吴昌硕“移家海上”，可能会改变其生存境遇。而吴与陈也是心有灵犀的，就在这一年的初冬，吴昌硕正式携全家离开苏州迁往上海，行前他诗别杨岘云：“沧波回首处，明日在吴淞。”（《缶庐集》卷二）在驰往上海的船上，他又饱含深情地诗赠正值四十寿庆的妻子施酒（季仙）《移居舟中赠季仙》二首，最后两句为“芜园花鸟待归去，苦铁之苦终回甘”（《缶庐诗》卷三）。可见他对这次“移家海上”是充满信心的。他初到上海时，曾住在吴淞江的小船上。后因时常到浦东作画办事，故在烂泥渡路租借了两间简陋的农舍，又接来了正患眼疾的继母杨氏。然而海上鬻艺生涯并不理想，当时他在上海的艺名还不大，又没有大笺扇庄及书画店为其推介，因此作品令人问津，依然受着穷困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