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吴一冯”中的领头羊吴湖帆精于书画、鉴赏、考证、诗文、词曲等，他的画风初从清“四王”出，后又效法明“四家”，再上窥“五代四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追踪“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及“南宋二赵”（赵伯驹、赵伯骕）。他在艺术上所确立的那种典雅清隽、华润丰逸的画风，应当说最初源自于家藏“四王”与五代及宋元明大家的笔墨滋润和画格涵养。在吴的嵩山路上的“梅景书屋”内，吴常将藏画悬挂于壁上，朝夕细察，心摹手追，反复临写，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发现南宋擅金碧山水的赵伯驹设色有七层之多，使其在设色上更趋缜丽丰腴、变幻莫测。1936年他在《美术生活》发表的轰动之作《云表奇峰》笔致精湛、构图严谨、色彩富美、皴法奇妙，可见其对五代董巨、宋元院体、明清诸家的兼收并蓄而自出己意。1936年他收藏了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这位大痴道人“峰峦浑厚，草木华滋”的画风使吴别有启悟，他所作的《渔浦桃花》吸纳了黄大痴的笔墨精髓，并成为其代表之作。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潇湘雨过》中题曰：“董北苑（源）《潇湘》、《夏山》二图卷皆董思翁（其昌）画禅室所藏。《夏山》今在庞氏（元济）、《潇湘》在张氏（大千），余皆见之，尺寸悉同，盖一时笔也。笔势雄奇缜密，洵艺林剧迹。丙戌冬日拟其法作此。”可见他不仅自习家藏，亦关注他藏，他一生题跋甚丰，实际都是十分精深而有见地的创作与收藏随笔。
作画、藏画、仿画曾是上世纪30年代张大千的主要艺术活动，石涛笔墨的奇谲灵动、酣畅恣肆使大千深得丹青变化之道，他以此为突破口而变通古今。因此他尽力搜藏石涛之作，精心临摹、刻意效法，获益终生。有一次绍兴籍鉴赏收藏家、书画家陈半丁在一次画友雅集时取出自己珍藏的《石涛画册》让大家欣赏，想不到大千脱口而出：“此吾仿之。”另外如黄宾虹从收藏的新安画派作品中吸纳了墨色浑朴、气势飞动的遗风，唐云从自己珍藏的扬州八怪作品中体验了笔墨奇逸之趣，钱君匋从自己收集的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的书画中提炼了苍劲郁勃的金石之气。陆恢、张大壮也正是在庞府数十年的书画收藏鉴定考评中，受到了历代名家熏染陶冶而终成海派名家。客观地讲海派书画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正是在海派收藏所堆垒的历史厚度上起步的。
四、海派收藏与海派书画的互补对应与融通提升如果说海派收藏为创作积淀了底气，那么，海派书画创作则为收藏打造了法眼，由此构成了互补对应与融通提升。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说：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这不仅是系统性的绘画艺术创作论，亦是经典性的绘画艺术鉴赏论。不少海派书画家正是凭借着深入的创作实践和精深的笔墨体验，历练了独到的鉴定目光和考辨感悟，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海派收藏的水准与层次。
海派收藏首席大家庞元济本身就是一位造诣精深的画家，熟谙历代名家的笔性墨韵及风格演变。他的山水画古朴儒雅，得自宋元传统，并时常仿董源、巨然、倪瓒、黄公望、董其昌法作画，正是这种长期创作的磨砺，练就了庞氏在收藏上的“火眼金睛”。庞氏曾深有感叹地说：“凡画法之精粗，设色之明暗，纸绢之新旧，题跋之真赝，时移代易，面目各自不同，靡不惟日孜孜潜心考察。”如此谨慎细致而深入全面地掌眼，只有本人是丹青大家者，才能达此境界。
作为职业书画家的吴湖帆，在书画取法上循序渐进、登堂入奥，在笔墨表现上师承前贤，追慕大师，不仅形成了自己高逸绚丽的画风，而且涵养了洞幽抉微的鉴定大家之功，被尊为全国书画收藏界的“一只眼”。上世纪30年代初，他年仅三十多岁就做了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及董事，1934年41岁时就以此身份接受北平故宫博物院的邀请，成为其评审委员，并从历代众多的书画中遴选出100多件唐宋元明清的精品之作，颇得京派书画收藏家的敬佩和赞叹。其后，他又以画家、藏家的双重身份为故宫博物院赴伦敦的国际展、南京的全国美展选定了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董源的《龙宿郊民图》、《潇湘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郭熙的《早春图》，赵孟頫的《枯木竹石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当时的海内外书画收藏家纷至沓来请其为自己的藏品鉴定题跋，而其时他在创作与收藏上亦进入了高峰时期，将任伯年、吴昌硕后的海派书画推向了一个创作与收藏共荣的中兴期。
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早在1935年就出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通讯专门委员，时年仅36岁。他在书画创作上勤奋而又刻苦，博采众长、多头取法，对山水画的流变、宋元诸家的笔法、南北各派的风格了然于心、精熟于笔，这使他在鉴考古画时成竹在胸，使他具备了别人难以企及的眼力、定力、魄力，从而使不少流失于民间的历代书画去伪存真，抢救了不少国宝级的珍品。特别是他对三幅五代南唐画作的收藏过程就凸显了他的睿智。此三幅画虽属大名头画家之作，但亦有异议，如董源的《江堤晚景图》当时画上并无题跋，按收藏常规，凡历代大家名作，均有后代名家题跋，这叫流传有绪。无题跋者是大忌，可疑为后人仿冒。但他却慧眼独具，确认肯定，并用500两黄金加20张明代画换之。其后，他又约请好友谢稚柳鉴定，博学的谢从赵孟頫书信中找到依据，证明此图必为董画无疑，并作了长跋。不久，吴湖帆又借此画悬于画斋多日，题了一首七律，并深有感叹地跋曰：“悬梅景书屋中若干日，坐卧其下，欣快万状，知北苑之气象浩瀚会松雪之风神，绝世自有渊源地。兄之压箱富丽，直令人艳羡不置。”张大千亦以15根金条收藏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用500两黄金收藏董源的《潇湘图》，在中国收藏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而对于石涛之画无论是笔墨特征，还是风格走向，他都如数家珍，并抢救出散逸于民间的石涛之画更是无数，海派收藏不应忘却大千先生的杰出贡献。
笔者在查考张葱玉的收藏经历时，发现他于1934年就受聘出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其时他才19岁，这是十分令人震惊的。可见其作为一个青年才俊、后起之秀，不仅在海派圈内，乃至在全国收藏界中已被认可。其后在1946年，他又再度受聘同一职务，当时他也不过31岁，刚过而立之年，可见其在收藏界的地位。张葱玉深厚精湛的鉴藏水平乃得益于他从孩提发蒙时，即开始涂鸦书画，其叔父、父亲常将家中珍藏的历代名迹让其临摹，使其挹注宋元，熏习明清，追踪前贤。及长后，在他的“韫辉斋”中四壁悬挂古代名家书画，时常以笔墨效法，这样就培养了他极敏锐的笔墨感悟和极精深的丹青认知。他最高级别的收藏品是唐代张萱的《唐后从行图》轴，系着绢本设色，对此亦有藏家存疑，而他从绢质、笔性、构图、用色上综合考辨后，即以重金收之，成为其镇斋之宝。郑振铎如此评价：“葱玉为吴兴望族，袭适园旧藏，而十余季来，所搜集者尤为精绝，自唐张萱《唐后行从图》以下，历朝剧迹，无虑数十百轴。皆铭心绝品也，元人宝绘尤称大宗，至明清之作，亦抉择至慎，只眼别具。”（《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序》）正是凭借着“只眼别具”的特殊功力，张葱玉在两次受聘故宫鉴定委员时，在全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近10万件书画中沙里淘金，精心筛举出不少险被遗弃的历代书画名迹。
身为“梅景书屋”弟子的王季迁，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吴湖帆的艺术精神，即把书画创作中的笔情墨趣、气韵艺理引入书画收藏中的鉴赏考评、辨析查证。由于他自己是书画高手，他对历代书画的鉴赏是一下子契入笔墨本体和艺风要津的。1935年，王出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筹委会顾问时，年仅28岁，可见他当时已蜚声书画收藏界。正是由于他具备了书画家的造诣、鉴赏家的功力，其收藏境界甚高，常常以艺术水平、历史价值为评估标准，即使对于那些无名无款的古书画，只要能达到以上两个标准，他也重金纳入。如他收的宋人无款《夜宴图》、《柳荫放牧图》，均是极有价值的珍品。在海派书画家中，具有书画家、收藏家“两栖”身份的还有不少，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高邕、黄宾虹、刘海粟、徐悲鸿、郑午昌、唐云、谢稚柳、程十发等。
海派收藏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影响、文化成就是值得作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的，这也是中国收藏史人文传承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