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和怀旧，贮存和遗失，建立持久完整方法以对抗时间侵蚀的迫切愿望。”这是《收藏文化》一书的编者、美国学者约翰·埃斯纳尔和罗杰·卡迪纳对收藏所下的定义，曾被不少人奉为收藏学的金科玉律。笔者则认为这种观点是比较直观而功利的，带有相当明显的工具主义倾向，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只见物不见人的低层次收藏观。中国的收藏观，早在古老的《周易》中就有阐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特别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海派收藏家的收藏观，是具有鲜明而执著的人文情怀、文化使命、历史责任、艺术取向及传承精神的。可以这样讲，海派收藏家们其理念和认知已超越了纯个体界域，达到了社会化的公共文化空间，从而形成了一个真正具有精英性质的现代化收藏家群体。现代国际收藏界有定评的20世纪中国六大收藏家是：庞莱臣、吴湖帆、张大千、张葱玉、张伯驹、王季迁。其中除张伯驹一人是京派收藏家外，其余五人均是海派收藏家，凸显了海派收藏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领军团队。
海派收藏家群体的构成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商贾巨富，二是名门世家，三是书画名家。商贾的收藏依靠雄厚的资金为后盾，出手大，收价高，数量多，大多以珍品、精品为主。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说：“上海为商贾之区，畸人墨客，往往萃集于此。”而这些商贾士绅大都长期浸淫此道，有的自己亦能挥毫泼墨，实属儒商，他们亦是现代意义上的实业家。此类收藏家以庞元济、张葱玉为代表。而庞元济是一代收藏巨擘，王季迁则评其为“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件”。浙江湖州的南浔早在明初就以“辑里丝”名扬天下，庞氏家族系丝业巨富。庞元济在上海、杭州、苏州创办了缫丝厂、棉纺厂、机器造纸公司及药店、米行、酒坊、酱园等，并涉足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庞氏是带着山海般的财富走向收藏界的。可以说海派收藏是幸运的，有这样一位有才有财、有艺有德的人物当领袖，海派收藏的格局与形态，自然是标高于世。清末海上书画收藏大家为报人狄平子，狄晚年落魄，不时以旧藏出售度日，为了保护这批珍贵的书画不散失各地或海外，庞氏不惜以巨资将狄藏整批收购，并在上海成都北路上的住宅内设藏画之室为“虚斋”。特聘海派书画名家陆恢、张大壮等人为其鉴定编订书画录。陆恢曾是吴大澂的幕僚，亦为盛宣怀鉴别书画，而在庞氏的“虚斋”内一干就是二十年，张亦干了十年，可见庞氏收藏之宏富，先后编辑出了日后被收藏界奉为经典的《虚斋藏画录》20卷、《续录》4卷。张葱玉亦出身于南浔巨富之家，其堂叔是有“民国奇人”之称的张静江，他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创建民国，后任浙江省主席。其另一位堂叔是以“适园藏书”和建成“嘉业堂”声振文博界的张石铭。其父张仲萍亦是书画收藏家及版本目录家。张葱玉从小对书画诗文十分喜爱，后因父不幸溺水身亡而在16岁时就继承了巨额财产及在上海的不少房屋地产。他以年轻收藏俊杰的身份在收藏界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出手宽绰豪爽，常以一掷千金乃至万金寻觅历代书画名迹珍品。周湘云是上海的大房产商，藏有三代青铜器数百件，尤以大小两尊齐侯壘为尊贵，他另收有不少历代名碑帖，如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怀素《苦笋帖》等。另外如胡公寿、王一亭等在经商方面也颇有实效与实力。
名门世家型的海派收藏家系重于祖传，讲究系脉，推崇正统。“三吴一冯”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风尚。吴湖帆出生于苏州南仓桥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其祖父吴大徴系同治进士，曾任湖南巡抚，喜好藏玉石彝器及书画名迹，尤以清“四王”系列为重。这种收藏的家风遗韵影响了吴湖帆日后在创作与收藏方面的审美理念与价值取向，吴湖帆在三四十年代的收藏大都以明“四家”及唐宋元主流派书画家为大宗。吴的斋名为“梅景书屋”，即取自其收藏的宋刻《梅花喜神谱》及米芾的《多景楼诗帖》。吴的太太潘静淑乃吴中大收藏家潘祖荫之后，其陪嫁就是稀世珍品宋拓欧阳询的《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等，故吴书斋又名“四欧堂”。而“三吴一冯”中的吴待秋出自浙江桐乡世家，是“来鹭草堂”大画家吴伯滔之子。吴子深则是出生于苏州桃花坞的望族，家中宋元古画收藏甚丰，并以巨资创建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于沧浪亭边。王季迁亦系东吴显赫的世家之后，乃明代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的第14代嫡孙。潘达于系潘祖荫家族嫡传，所收藏的青铜器大克鼎、大盂鼎乃国之重器。甲骨收藏大家刘晦之系晚清重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所藏甲骨达28000片之多，几乎占整个中国甲骨收藏的三分之一。大藏书家瞿启甲为清代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主人，其中宋金元刻本达268种之多。青铜器、钱币收藏家李荫轩系李鸿章五弟李凤章的孙子，其收藏的小巨单觯、鲁侯尊及“大宋通宝当拾大钱”都是名世绝品。
书画名家型的海派收藏家注重于借鉴效法，侧重于流派名家，看重于品位画格，这类的海派收藏家人数较多。如才华高迈、笔墨奇逸的张大千，尤钟情于“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以为其绘画构图新奇、气韵郁然、古秀洇润，使大千颇多开悟，因而尽力搜觅石涛画作，据说达500幅之多。祖籍安徽歙县的黄宾虹对原籍的程邃、戴本孝等“新安画派”颇为崇尚，收藏此流派画家的作品甚多。而徐悲鸿、刘海粟等则服膺于宋元诸家，他们的收藏也侧重于此。叶恭绰收藏有“小圣”王献之的稀世珍品《鸭头丸帖》。钱君匋喜好于赵之谦（无闷）、黄牧甫（倦叟）、吴昌硕（苦铁），因而他的收藏亦在此尽力，自号书斋为“无倦苦斋”，特别是在收集赵之谦的书画印方面，为收藏界第一。
三、海派收藏为创作提供了艺术资源与笔墨参照清“四王”中富有艺术见解的王翚曾说过：“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这虽是一种创作方法论，但从中亦折射出了收藏为创作所提供的借鉴。诚如贺天健云：“甄陶天机，融化物我。”因此，收藏与创作是一体两翼，是互为作用而相辅相成的。历史地看，海派书画创作之所以能形成高潮，和海派收藏为其所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正是海派富庶的书画收藏家底，为海派书画创作提供了雄厚的艺术资源和多元的笔墨参照。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提出：“观澜而索源，振叶以寻根。”这实际是中国艺术创作的一种传承机制。特别是在书画方面，更注重传统、讲究师法，然后再变汇通融、自成一家。海派书画家的创作也是严格地遵循这种传承机制的。如海派书画家的前期领袖任伯年虽还说不上是收藏大家，但他却十分看重收藏，与海派收藏名家多有交往，时常向他们借阅前贤名作或共赏大师精品，如高邕祖父为“苏松太道吴煦记室，后入李文忠幕，襄订通商条约”（《海上墨林》）。高邕是海派书画名家，收藏甚丰，八大山人作品颇多，任伯年从高邕处观赏临摹八大之画，画风为之大变。杨逸在《海上墨林》中载：“年未及壮，已名重大江南北，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任伯年在中年后的创作展示了一种奇逸隽永的新境界。
海派收藏的领袖人物庞元济自谓“嗜画入骨”。此公“嗜画”不仅表现在藏画，亦在作画，他坐拥如山的藏画，时常揣习临摹，近习倪瓒、黄公望，远效董源、巨然，花卉以恽南田为师，因而其笔墨丹青清古有法而典雅婉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当年在上海成都北路上的“虚斋”藏画是对画友们开放的，即将个人私藏作为社会公器。具体地分三档：一般的看清“四王”，名气有一些的看“明四家”，大名头的可看唐宋元。如吴湖帆、张大千就系这一级别，曾先后在庞府看过董源、巨然名作。当时尚属年轻辈的谢稚柳也想看董藏画，但有所顾虑，故去信询问。庞老欣然同意，当谢来庞府看董的《夏山图》时，庞老不仅亲自陪同解说，中午还请他吃了西餐。格高韵清、笔墨雅逸的董源给了谢稚柳不少启迪。潘伯鹰在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谢稚柳画集》序中曾说：“所画山水、人物萧散秀逸，有宋元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