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大规模的营建往往需要宗族力量的支持，王家大院背后自然也离不开实力雄厚的宗族。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基础是宗族体系。“宗”乃会意字，“宀”指房屋，“示”为神祇（qí）。其意就是在室内对祖先进行祭祀，亦表宗庙、祖庙及祖先等。宗，南唐徐锴（kǎi）《说文系传》注曰：“尊祖庙也”。“族”则表示家族、氏族，泛指同姓之亲。二者合用，是指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划定的家族。宗族的本质在于以宗统族的社会组织，其基本作用就是“敬宗收族”。
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村落一般分为两种，南方常见的是单姓血缘村，北方则以杂姓移民村为主。究其原因，与北方频繁的战乱密不可分。两晋、两宋之际的兵祸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南迁，这种以宗族为单位的整体迁移便给南方带来了大批的单姓血缘村。战乱及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破坏了北方一些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随着人口的流动，就催生出大量的杂姓移民村，而静升便属于此类。静升村绵延至今的宗族结构大致形成于元末明初。王姓乃是村内最大的姓氏，目前仍占全村人口的二分之一。根据迁入时间和居住区域的差异，王氏又分做西王、东王和中王。其中西王氏于元皇庆年间迁来，至清康乾年间发展到顶峰，不论人口还是政治经济实力都位居全村之首。西王一族自六世起就分为金、木、水、火、土五派，营建活动遍及全村各处。静升现存民居中的精华大多是西王氏子孙的杰作，族中宗祠的建设和族谱的修纂也比较发达。东王氏乃是元末迁入静升的，势力较西王弱小许多，族内虽以仁、义、礼、智、信分为五支，但在村内的营建活动仅限于村东一隅。中王氏迁入的时间虽然早于东、西二王，但势力就更弱了。此外，村中尚有闫、张、祁、孙、李等小姓居住。
西王氏在明代的长足发展为其后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第七世王演于成化、正德年间成为王氏首位生员，后十二世王大化任潞安府教授（正七品），为明季王氏官阶最高者。至天启五年（1625年）时，西王氏已传至十三世，士、农、工、商一应俱全，已然成为村落住民的主体。康乾年间，西王氏在人口与政治经济实力上均取得了绝对优势，族中名人辈出。根据清王中极《王氏族谱》记载，十四世王谦受诰赠中宪大夫（正四品），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参加了御赐千叟宴，并获赐龙头拐杖。十六世王中极晋封中宪大夫（正四品），乾隆五十年（1785年）圣驾临雍，获赐黄马褂一件、银牌一面，还在嘉庆元年（1796年）参加了御赐千叟宴。清王中极《王氏族谱》还记载了王氏族人与当时名士结交的往事。其中诰赠中宪大夫（正四品）的十五世王梦鹏除以孝义闻名外，还极善书法。书法家翁方纲为其作《来青山馆藏翰跋》，协办大学士刘墉则留下了《竹林王公孝义诗》。十七世王如玑（jī）晋赠资政大夫（正二品），静升村现存《王如玑暨陈氏合葬墓志铭》便由光禄大夫（正一品）、太子少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梁诗正篆盖。据王金钉《静升史海钩沉》统计，清代王氏族中计有五品以上（含五品）大夫101名，其中二品3名、三品7名、四品44名、五品47名。在这样的背景下，静升王家遂与两渡何家、蒜峪陈家及夏门梁家一道，被誉为“灵石四大家”。
西王氏的崛起同时带来了宗族势力的壮大。宗祠乃是宗族的象征与荣耀，统领各派的王氏总祠就是明代创建的，历年不断有所增补。总祠位于村落中部，昔日曾横跨东西大街，分为南北两个院落表其善行而建造的。归乡后，王如琨建怀永图宅于钟灵巷内，并自立祠堂曰“乐善好施堂”。现王家大院中开放的孝义祠，本为旌表王梦鹏孝义而建，实际上也成为其人所属火派的支祠。
传统社会中宗族的影响举足轻重，它往往类似于一个地方自治实体，依靠族规等手段控制着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封建时代，连坐一类的国法也扩大了族权的管理范围，乃至深入族人的家庭生活。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西王氏火土两派合立的《敦本堂规条》中，所列条款皆为家事，如“年至七十，有子幼弱或废疾不能奉养者，每月给钱六百文；年至六十，无妻无子，不能自谋衣食者，每月给钱六百文；寡妇无子，食无所依，情愿守节者，每月给钱六百文；寡妇有子，幼弱不能自养，每月给钱六百文；孤子父母俱亡，无人抚育者，每月给钱六百文；废疾不能自食其力，食无所依，每月给钱六百文；父系单传，家贫，年至三十不能娶妻者，恐绝宗嗣，助银十二两”等。